《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The impact of labor migration, collective action, and farmland abandonment in China: from perspective of ric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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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南稻北麦"种植格局的水稻理论(Rice Theory)揭示了华南地区集体主义文化与华北地区个人主义文化形成的机制。水稻种植离不开灌溉设施,在中国,此类设施的维护是农村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典型形式。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大量农村
基于"南稻北麦"种植格局的水稻理论(Rice Theory)揭示了华南地区集体主义文化与华北地区个人主义文化形成的机制。水稻种植离不开灌溉设施,在中国,此类设施的维护是农村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典型形式。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大量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迁移,引发了耕地所有权和村庄内部治理结构的深刻变化。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研究人员采用中介效应模型(mediation effect model)探讨了劳动力迁移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劳动力迁移对耕地撂荒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集体行动参与在劳动力迁移与耕地撂荒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人员的异质性分析还表明,华南地区的耕地撂荒趋势显著高于华北地区,这是因为水稻种植更依赖于集体行动。研究人员建议,政府应根据区域地理差异实施耕作与复垦举措,重塑集体协调能力,缓解人口流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
粮食安全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但根据全球粮食安全指数(Global Food Security Index, GFSI),2022年中国粮食安全综合得分为74.21,与全球最佳国家仍有较大差距。随着人口结构调整、粮食需求多样化及饲料粮需求攀升,中国粮食需求可能快速上升,确保粮食安全仍是长期挑战。近年来,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村劳动力持续单向转移至非农部门,农业就业比例从2005年的55.19%下降至2021年的77.13%(非农就业比例上升)。同时,农村劳动力迁移伴随土地流转,但土地流转率(2021年为35.37%)仍远低于非农就业比例,表明部分耕地未得到有效处置,进而演变为撂荒状态。复种指数(multiple cropping index)在2015-2021年呈下降趋势,进一步印证了耕地利用不足。现有研究广泛探讨了劳动力迁移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但多聚焦于“无人耕种”的劳动力损失困境,忽视了特定制度条件下小农生产的根本关系。此外,中国南方耕地撂荒现象更突出,而水稻理论(Rice Theory)指出,南方水稻种植比北方小麦种植更依赖村庄社区协作,形成了集体主义文化。因此,本研究旨在从集体行动视角,结合水稻理论,探讨劳动力迁移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及其机制,为理解中国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提供新证据。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2016-2018年面板数据,使用中介效应模型(mediation effect model)和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考察了劳动力迁移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迁移对耕地撂荒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结果在替换变量、增加地形起伏度控制、缩尾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集体行动参与在劳动力迁移与耕地撂荒之间起中介作用:劳动力迁移通过削弱村庄集体行动能力(如灌溉设施维护不足)加剧了耕地撂荒。异质性分析显示,华南地区耕地撂荒趋势显著高于华北地区,原因是水稻种植更依赖集体行动参与。该研究发表在《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期刊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从水稻理论视角重新定义了耕地撂荒南北差异的内在原因,为理解中国农村集体行动和土地低效利用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并建议政府根据区域地理差异实施差异化治理策略。
**关键技术与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以下技术方法: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2018年面板数据,覆盖中国29个省份(不含港澳台、西藏、海南),最终有效样本为9210户农村家庭。计量模型采用Logit模型评估基准效应,并控制个体、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为缓解内生性问题,选取“同一行政村内除本户外其他农户外出务工比例的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中介效应检验通过逐步回归法,考察集体行动参与(以村庄是否拥有集体灌溉设施、设施是否正常运行、是否定期维护为代理变量)的中介作用。稳健性检验包括替换因变量(撂荒率、外出务工人数)、增加地形起伏度(relief degree of land surface, RDLS)控制变量、以及缩尾样本处理。异质性分析按水稻种植区(水稻种植面积占比>50%)与小麦种植区、南方与北方(以长江为界)分组回归。
**研究结果**
**4.1 基准回归结果**
通过Logit模型回归,在控制个体、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后,劳动力迁移变量系数始终为正且显著(模型3系数为0.0745,p<0.01),表明外出务工比例每增加1个单位,农户耕地撂荒概率提高7.45%,验证了假设H1(劳动力迁移显著促进耕地撂荒)。控制变量中,户主健康、农业收入、家庭用电情况、村庄基础设施(路灯)等均显著负向影响撂荒。
**4.1.1 稳健性检验**
(1)替换关键变量:将因变量替换为“撂荒率”(撂荒面积/承包总面积),自变量替换为“外出务工人数”,结果仍显著为正;从村庄层面看,季节性外出务工人数对村庄是否撂荒及撂荒比例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2)增加控制变量与缩尾样本:引入地形起伏度(RDLS)后,劳动力迁移系数仍显著(0.0739,p<0.01),且模型拟合优度提高;分样本显示,在非山区样本中系数为0.0587(p<0.05),山区样本中系数为0.1240(p<0.05),表明山区劳动力迁移对撂荒影响更大。
**4.1.2 内生性问题**
采用工具变量法(IV-2SLS),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同村其他农户外出务工比例均值)与内生变量(劳动力迁移)显著相关(F统计量35.34>10,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不可识别检验(Anderson LM统计量)也显著拒绝原假设。第二阶段回归显示,劳动力迁移系数为0.0840(p<0.01),且绝对值大于基准回归,表明忽略内生性会低估真实影响。
**4.2 机制分析**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劳动力迁移对集体行动参与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模型(2)中,劳动力迁移对“灌溉设施是否正常运行”的系数为-0.0420(p<0.01);模型(3)中,对“灌溉设施是否定期维护”的系数为-0.1199(p<0.01)。这表明外出务工比例高的村庄,集体灌溉设施使用和维护不足,削弱了集体行动能力,从而增加耕地撂荒概率,支持假设H2。
**4.3 异质性分析**
按水稻种植区与小麦种植区分组,水稻种植区劳动力迁移系数为0.6114(p<0.1),小麦种植区为0.3495(不显著)。按南方与北方分组,南方系数为0.5252(p<0.01),北方系数为0.4228(不显著)。结果表明,南方(水稻种植区)劳动力迁移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更显著,验证了假设H3(非农就业对南方耕地撂荒的加剧作用更明显)。
**讨论与结论**
**讨论**:与现有文献相比,本研究从集体行动视角结合水稻理论,揭示了劳动力迁移通过削弱集体行动能力导致耕地撂荒的机制,并解释了南北差异。研究表明,南方水稻种植依赖集体灌溉,劳动力迁移破坏社区协作,导致撂荒更严重;而北方小麦种植相对独立,影响较小。研究还指出,CLDS数据时间跨度有限,无法使用更近期的数据,可能影响土壤肥力补贴标准制定和耕地改良项目的精准性,未来可通过实地调查或2020年后数据进一步验证。工具变量虽通过多种检验,但仍难以完全排除村庄层面迁移模式通过其他渠道影响撂荒的可能性。
**结论**:基于CLDS 2016-2018年面板数据,本研究发现劳动力迁移显著正向影响耕地撂荒,该结果在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集体行动参与在劳动力迁移与耕地撂荒之间起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南方耕地撂荒显著高于北方,主要原因是南方水稻种植更依赖集体行动参与。在当前国情下,劳动力迁移过程远未结束,预计到2035年农村人口将减少至约4亿,2050年约3亿。为减少耕地浪费,必须激活农村社区集体行动机制,政府应发展创新资源合作模式,确保农村公共事务有效治理。例如,推广适度规模经营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相结合的现代管理模式,增强农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同时,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应发挥主导作用,利用当地特色资源发展农村产业,提高收入,从而改善撂荒地复垦潜力。此外,针对南北差异,北方应实施秸秆还田、有机肥替代和保育耕作以提高土壤肥力;南方山区可灵活推广多元化粮食生产,如对长江中下游传统双季稻区设定最低复种指数并给予补贴,防止季节性闲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