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河与弯曲河流表面水中微塑料分布特征的空间时间异质性
《Environmental Research》: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of microplastic 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s in surface waters of straight and meandering river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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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6年08月06日
来源:Environmental Research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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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尽管河流被视作微塑料从陆地输送到海洋的主要通道,但河流形态在这一过程中的调控作用至今仍缺乏准确量化。本研究探讨了同一条河流中直道与弯曲河道表层水中微塑料的空间特征及季节性变化。直道中的微塑料浓度在2022年雨季为46.44–108.54 n/m3,2023年旱季为17.00
摘要:
尽管河流被视作微塑料从陆地输送到海洋的主要通道,但河流形态在这一过程中的调控作用至今仍缺乏准确量化。本研究探讨了同一条河流中直道与弯曲河道表层水中微塑料的空间特征及季节性变化。直道中的微塑料浓度在2022年雨季为46.44–108.54 n/m3,2023年旱季为17.00–42.57 n/m3,2023年雨季为15.15–27.91 n/m3;而弯曲河道在同一时期的浓度范围则分别为7.67–71.85 n/m3、19.70–81.71 n/m3和17.46–64.93 n/m3。直道的流体结构较为简单,水流呈层流状态,因此能较好地保持源自上游的污染物分布特征。而弯曲河道则受形态相关的流体动力学影响,导致污染物分布更为复杂。较大(330–5000 μm)且密度较高的微塑料(如PVC、PMMA)多沉积在直道中,而在弯曲河道中则可能持续悬浮。在直道中,大多数微塑料的形态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差异,但在弯曲河道中其分布则趋于随机。关键在于,当微塑料的密度接近水时,局部流体动力作用会取代微塑料本身的特性,成为决定其在弯曲河道中分布的主要因素。这些研究结果共同支持了一种基于形态与流体动力学的分类框架,将河流从被动的输送通道视为能够重新塑造微塑料分布的主动过滤系统。
引言
微塑料(1–5000 μm)是一种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高度异质性颗粒污染物(Stubbins等,2021;Nakano等,2024)。由于其尺寸极小,微塑料很容易被不同营养级的生物吸收,从而实现营养级传递和生物积累,进而通过食物链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Zhang等,2024;Thompson等,2024)。此外,微塑料还充当多种共污染物的载体,包括重金属、抗生素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进一步加剧生态毒性风险,威胁生态系统稳定(Xia等,2021;Range等,2025)。全球塑料产量持续上升,从2018年的3.707亿吨增至2023年的4.309亿吨(Plastics Europe,2025)。由于废物管理设施不足以及回收率较低,塑料垃圾不断泄漏到环境中(Nakano等,2024;Owowenu等,2025)。据估计,80%的海洋塑料垃圾来自陆地,而河流系统则是这些塑料从陆地进入海洋的重要通道(Kelly等,2024;Murphy-Hagan等,2025a;Xu等,2025)。这一认识促使科学界将注意力转向河流生态系统,视其为减轻微塑料污染的关键干预点(Xia等,2023a;Wazne等,2025)。然而,关于微塑料在河流系统中的传输机制、滞留能力及转化途径,目前仍存在诸多知识空白。因此,了解微塑料在河流系统中的分布特征及其动态行为,不仅有助于评估生态风险,也有助于制定针对这一全球性微塑料污染主要途径的有效缓解策略。
关于河流中微塑料传输的科学认知正在经历根本性的变革(Xia等,2025)。长期以来,主流理论将河流视为单纯的被动管道,仅负责将陆地来源的微塑料输送到海洋终端(Pabortsava等,2020;Stubbin等,2021;Range等,2023)。因此,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记录泰晤士河、莱茵河和长江等主要河流中微塑料的空间分布情况(Yu等,2022;Xia等,2023b;Erni-Cassola等,2024)。不过,针对微塑料在河流系统中运动规律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开始挑战这种简化的观点。实证研究表明,河流并非毫无作用的通道,而是微塑料滞留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例如河床交换作用有助于微塑料长期滞留在河床中(Karwan等,2012;Drummond等,2022)。Li等(2024)的研究指出,河口是微塑料的重要积聚区,打破了人们认为的从陆地到海洋的线性传输模式。此外,实验室和野外观察也表明,水流剪切应力会促使微塑料逐渐破碎,产生更小、更易被生物利用的碎片,从而引发二次污染(Enfrin等,2020;Guo等,2024)。综上所述,我们需要转变观念:河流应被视为活跃的生物地球化学反应器,复杂的地形和水文条件以及生物活动共同决定了微塑料的多种命运,包括传输、滞留、转化和临时储存(Daele等,2024;Dimante-Deimantovica等,2024)。这一观念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要准确估算微塑料从陆地到海洋的传输量并制定有效的缓解策略,就必须深入理解河流内的各种物理过程。
河流系统是由重力驱动的动态单向系统,能够将微塑料作为颗粒污染物进行输送(He等,2024)。微塑料的空间分布、传输路径以及短暂滞留情况,本质上都是由水文和水动力过程共同决定的(De Carvalho等,2021;Range等,2023)。因此,许多研究致力于建立微塑料负荷与关键水文参数之间的定量关系(Li等,2023;Xia等,2023b;Erni-Cassola等,2024;Gonzalez-Saldias等,2024)。人工水坝、河流三角洲和分叉河道等特定地貌环境已被证实是微塑料的重要滞留区,这些区域的微塑料滞留程度与局部流速下降密切相关(Li等,2023;Gao等,2023;Xia等,2025)。然而,河流水文因素与水中微塑料浓度之间的关联关系在科学界仍存在争议(Lucie等,2024;Alpergün等,2025)。例如,Moses等(2023)发现河流流量与微塑料浓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他们将这种现象归因于降雨引发的陆地径流。而Erni-Cassola等(2024)经过22个月的实地调查后得出结论,尽管在高流量时段会出现短期波动,但河流流量并不能有效预测微塑料浓度。这种矛盾很可能源于自然河流系统的复杂性,诸如汇流水动力学、河道形态以及不同水文单元的差异性等因素,都会影响甚至掩盖直接的源-输关系(Daele等,2024;Lofty等,2025;Mendrik等,2025)。虽然实验室模拟试验为了解微塑料的沉降速度和启动运动阈值提供了重要线索,但其简化的几何结构和边界条件限制了将其结果直接应用于自然环境(Waldschlager等,2019;Melkebeke等,2020;Alpergün等,2025)。因此,尽管学术界对河流中的微塑料越来越关注,但目前对其传输机制的理解仍然十分零散,大多依赖于大规模的瞬时现场观测和实验室尺度下的传输动力学研究(Xia等,2021;Yu等,2022;Li等,2023;Zhang等,2024;Khan等,2025)。在自然条件下具有不同形态的河流中,微塑料的时空分布及其传输机制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知识空白。因此,有必要量化形态学因素对微塑料行为的调控作用,从而更好地预测其在河流系统中的环境命运。
本研究在一个完整的水文周期内(涵盖连续的雨季、旱季和再雨季),系统分析了同一条河流中直道与弯曲河道内微塑料的时空分布及其传输机制。我们的研究目标如下:(1)探究表层水中微塑料的空间分布特征,重点分析受河流形态影响的横截面(河岸到河道中部)和纵截面(上游到下游)分布规律;(2)阐明不同地貌环境下微塑料浓度、成分及传输通量的季节性变化规律;(3)量化微塑料负荷与关键环境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从而明确河流形态差异背后的水文水动力机制。通过从描述性绘图向基于过程的机制研究过渡,本研究为预测河流系统中微塑料的命运提供了理论框架,也为制定针对性的流域管理策略奠定了科学基础。
章节节选
研究区域概况
东江是珠江流域的重要支流,流经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该河全长562公里,流域面积达35,340平方公里,其中约90.1%位于广东省境内。东江具有明显的干湿季节差异,年均径流量为257亿立方米。该流域的年均降水量为1,795毫米,远高于每年约1,100毫米的蒸发量。
微塑料丰度的时空变化
在所有采样点采集的表层水样本中均检测到了微塑料,且存在显著的时空异质性(p<0.05)。2022年雨季、2023年旱季以及2023年雨季测得的微塑料丰度范围分别为7.67–109.81 n/m3、17.00–81.71 n/m3和15.15–65.93 n/m3,对应的平均浓度分别为45.30 n/m3、40.22 n/m3和31.27 n/m3(见图2)。由于我们使用的拖网网眼尺寸为65 μm,这一数值必然会导致实际浓度的低估
结论
本研究阐明了河道形态如何影响河流环境中微塑料的出现特征、传输机制及其动态行为,从而证明了河道形态是调控微塑料环境行为的关键因素。定量调查显示,不同类型的河道中微塑料的浓度存在明显差异:直道中的微塑料浓度在2022年雨季为46.44–108.54 n/m3,2023年旱季为17.00–42.57 n/m3,2023年雨季同样为17.00–42.57 n/m3,而
CRediT作者贡献说明
夏飞阳:撰写——初稿、方法论、研究实施。秦海光:研究实施、统计分析。蔡彦鹏:撰写——审阅与编辑、项目管理。谭倩:监督、资源协调
未引用参考文献
Karwan和Saiers,2012;Kelly,2024;Khatmullina和Isachenko,2017;Pabortsava和Lampitt,2020;Waldschlager和Schüttrumpf,2019;Xu和Gao,2025。
利益冲突声明
? 作者声明没有已知的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可能影响本文的研究成果。
致谢
本研究得到了广东省引进创新创业团队计划(编号:2021ZT090543)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52439005)的支持。
夏飞阳|秦海光|蔡彦鹏|谭倩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510006,广东工业大学生态与环境海洋学院,广东省水质改善与流域生态修复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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