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eaner and Responsible Consumption》:Voluntary carbon offsetting among consumers: Part of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lifestyles or a license to poll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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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愿碳抵消(voluntary carbon offsetting, VCO),即通过经济补偿方式抵消个人行为造成的气候排放,近年来引发了激烈的学术辩论。本研究旨在考察VCO:公民将其视为环境可持续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还是一种“污染许可证”(license
摘要:自愿碳抵消(voluntary carbon offsetting, VCO),即通过经济补偿方式抵消个人行为造成的气候排放,近年来引发了激烈的学术辩论。本研究旨在考察VCO:公民将其视为环境可持续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还是一种“污染许可证”(license to pollute)?研究人员以芬兰人口为样本(N = 998),于2021年6月至7月开展在线问卷调查。受访者被问及在过去2-3年间从事三种不同VCO实践的频率:抵消个人航空旅行排放、青睐具有预先抵消碳足迹的产品,以及抵消个人碳足迹,同时涵盖其他广泛的环境显著性实践。分层逻辑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结果显示,过去参与VCO的行为主要与旨在减少排放的可持续消费实践相关联。唯一的例外是与航空飞行相关的VCO参与行为。基于上述结果,研究人员得出结论:消费者并非将补偿作为“污染许可证”加以利用,相反,VCO也可能是追求环境可持续性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要素,因此在诸多消费领域中可被诠释为生活方式政治消费主义(lifestyle political consumerism)的组成部分。
**《消费者自愿碳抵消:环境可持续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还是污染许可证?》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速,减少由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所导致的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 GHG)排放已成为紧迫的全球议题。学术界普遍建议消费者应首先尽量避免和减少自身排放,再对无法避免的排放进行抵消(Bumpus & Liverman, 2008)。在此背景下,自愿碳抵消(voluntary carbon offsetting, VCO)市场应运而生,其运作机制是通过在某一地区减少排放或从大气中固碳来抵消另一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该过程通过自愿碳信用市场获得资金支持。芬兰作为富裕的北欧福利国家,其抵消项目多聚焦于森林管理实践,如造林、施肥以及重新润湿先前排干的有机土壤(Finnwatch, 2021)。近年来,芬兰消费者已能够抵消特定来源(如航空飞行)的排放,购买碳足迹已被销售公司抵消的产品或服务,或定期向碳抵消组织付款以抵消自身生活方式造成的排放。
然而,随着消费者参与机会的增多和企业抵消意愿的增强,媒体对该现象的关注也在加剧。芬兰媒体经常将VCO描述为复杂且难以理解的概念,并揭示了抵消项目实际环境影响的诸多不确定性和差异性问题。公众与学界开始质疑抵消是否是一种“放纵交易”或“污染许可证”(license to pollute),即工业界和消费者购买良心安宁的一种方式(Dalsgaard, 2022; Reimers et al., 2021)。尽管已有研究发现消费者对碳抵消公司的了解和信任能促进其参与VCO(Denton et al., 2020),但消费者总体上对VCO的知识水平较低,且认为其复杂且不值得信赖(Haug and Hassinggaard, 2022; Karhunmaa et al., 2023)。
已有关于消费者参与VCO的研究多聚焦于航空旅行VCO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 WTP)。例如,有证据表明对抵消航空旅行排放支付意愿最高的群体是年轻、高收入且受过高等教育、关注气候变化的航空旅客(Cordes et al., 2024)。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开展的一项航空旅行抵消研究发现,抵消者更可能是男性、较年轻且受教育程度略高于非抵消者(Mair, 2011)。德国的一项研究同样发现,抵消支付意愿与较高收入、较年轻年龄、更强的环境和社会偏好以及对抵消有效性的信念相关(Schwirplies et al., 2019)。总体而言,除航空旅行排放抵消外,关于消费者参与不同类型VCO程度的研究证据仍然匮乏。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探究芬兰消费者参与三种不同VCO实践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理论上,研究人员将VCO视为政治消费主义(political consumerism)的一种形式。消费者作为政治消费者,可通过市场上的购买决策影响社会,使消费成为政治行动模式,是投票等传统政治参与的草根级补充甚至替代方案(Micheletti, 2003; Bostr?m et al., 2019a)。研究人员提出,VCO可被概念化为“购买抵制”(buycotting)的一种形式,因为这涉及青睐那些碳排放已由销售公司抵消或可由消费者自行抵消的产品和服务。当VCO作为更广泛的生态、伦理和社会负责消费模式的组成部分而实践时,其可被视为生活方式政治消费主义(lifestyle political consumerism)的一部分。
研究人员进一步关注VCO是否充当“污染许可证”的问题。道德许可效应(moral licensing)是指道德行为被用来为随后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辩护的现象(Rotella and Barclay, 2020)。在亲环境行为语境下,道德许可被操作化为负向溢出效应(negative spillover),即参与环境可持续行为与环境不可持续行为相关联(Truelove et al., 2014)。例如,购买VCO电力有时反而会增加消费者的用电量,导致额外碳排放(Jacobsen et al., 2012)。
本研究的具体研究问题为:RQ1:芬兰消费者在多大程度上报告参与了不同类型的VCO——抵消个人飞行排放、青睐预先抵消产品、抵消个人碳足迹?RQ2:环境可持续和不可持续的消费实践与不同形式的VCO如何关联?RQ3:消费者的社会经济特征、态度和参与气候相关社会事务与其参与不同形式VCO之间存在何种关联?
**三、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于2021年6月至7月在芬兰开展了一项大型在线问卷调查,数据由消费者研究公司Bilendi通过其小组收集。样本采用配额抽样方法,代表芬兰本土18-74岁人口。共向6,667名小组成员发送邀请,1,000人回应,回应率为15%。剔除极少数组别后,最终有效样本为n=998。样本在年龄和性别分布上较好地代表了芬兰18-74岁人口,但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9%的受访者居住在城市地区。
问卷中包含VCO的定义说明,并测量了三种VCO实践(抵消飞行排放、青睐预先抵消产品、抵消个人碳足迹)以及广泛的环境显著性消费实践(Stern, 2000),包括具有极低环境影响(如食用植物基蛋白)或极高负面影响(如食用红肉或奶酪)的行为。态度变量包括政治取向(0=左,10=右)和气候关注度(1-5级量表)。此外还测量了参与气候相关社会事务的情况(投票给致力于气候行动的候选人、以抵消以外的方式经济支持气候行动)。
数据分析采用IBM SPSS 28.0版本。由于响应分布高度偏斜,VCO活动和环境显著实践变量被转换为二分类变量。研究人员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最大似然法,Varimax旋转),将节水、节电和降低室内温度合并为“家庭节能行为”均值变量(Cronbach's alpha = 0.822)。随后构建了三个分层逻辑回归模型(hierarchic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分别以三种VCO实践为因变量,自变量分三个模块依次纳入:社会人口学变量、态度变量、环境显著消费实践。针对飞行抵消的模型仅在报告至少偶尔乘飞机的子样本(n=533)中估计。
**四、研究结果**
**4.1 芬兰消费者参与不同类型VCO实践的程度**
在三种被测量的VCO实践中,青睐具有预先抵消碳足迹的产品是最常见的方式,58%的受访者报告在过去2-3年间至少偶尔这样做。抵消个人碳足迹是第二常见的VCO实践(44%至少偶尔进行)。抵消飞行排放是最不常见的实践(占总样本的23%,占在此期间乘飞机子群体的41%)。此外,不同形式的VCO之间呈正相关(r = 0.44-0.61)。
**4.2 抵消飞行排放**
在乘飞机子样本(n=533)中,包含社会人口学、态度和行为变量的完整模型解释了44.6%(Nagelkerke R2)的方差,正确分类77.7%的案例。高等教育与抵消飞行排放呈负相关。行为变量在第三步加入时带来了模型拟合和解释力的最大提升。抵消飞行排放的可能性与使用电动或沼气动力汽车以及经济支持气候行动显著相关。值得注意的是,飞行抵消仅与少数可持续实践相关联。
**4.3 青睐预先抵消产品**
该模型解释了43%的方差,正确分类77.3%的案例。女性、非高等教育背景者以及政治取向偏左者更可能青睐预先抵消产品。气候关注度保持显著。行为变量对模型解释力贡献最大。青睐预先抵消产品与多种亲环境行为相关联,包括食用植物基蛋白、购买可再生电力、家庭节能行为、维修商品或衣物。此外,乘飞机旅行者更可能青睐预先抵消产品。投票给致力于气候行动的候选人和经济支持气候行动也与青睐预先抵消产品的可能性增加相关。
**4.4 抵消个人碳足迹**
该模型解释了33.8%的方差,正确分类71.1%的案例。高等教育与抵消个人碳足迹呈负相关。不食用奶酪与抵消个人碳足迹的可能性增加相关。使用电动或沼气动力汽车、购买可再生电力、节能行为、购买二手商品或衣物、投票给气候行动候选人或经济支持气候行动均与抵消个人碳足迹的可能性增加相关。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芬兰消费者参与三种VCO实践的现状及其决定因素。首先,相当比例的受访者报告以某种方式抵消了其排放:58%青睐预先抵消产品,44%抵消个人碳足迹,在乘飞机受访者中有41%抵消了飞行排放。这表明相当比例的消费者偏好将VCO纳入其价值主张的产品。然而,近期欧盟立法已禁止在产品或服务上使用“碳中和”等术语(当该声明源于抵消时),这可能使预先抵消产品的购买实践在芬兰变得不可行。
其次,结果表明VCO与多个消费领域的环境可持续实践相关联:食品、交通、住房、商品和衣物,以及参与气候相关社会事务。所有三种VCO实践均与家庭节能行为、经济支持气候行动和投票给气候行动候选人正相关。然而,飞行抵消仅与电动/沼气汽车使用和经济支持气候行动相关,而预先抵消产品和抵消个人碳足迹则与更广泛的可持续生活方式实践相关联。飞行作为碳最密集的消费形式之一,这一发现为抵消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作为更资源密集型生活方式的补偿提供了解释空间。
第三,与先前一些研究不同,本研究结果未支持年轻人、高收入者更可能抵消飞行排放的结论。在三个模型中,年轻和收入均与抵消行为无关。女性、政治取向偏左者更可能青睐预先抵消产品。高等教育程度者在所有三类VCO实践中的参与率均低于其他教育群体,这与文献中高等教育与更高环境意识和政治消费主义相关的结论形成对比。研究人员推测,可能原因在于高教育者可能对VCO的有效性、透明度和道德性更为批判,或更密切地关注了芬兰2018-2023年间关于抵消法律地位的争议性讨论。
左翼政治取向和更高的气候关注度仅与青睐预先抵消产品这一种VCO实践相关。森林所有权与任何抵消实践均无关联。研究人员指出,芬兰私人森林所有权的正常森林生长事实上不被视为可用的额外性抵消资源。
研究结论指出:除航空旅行外,自愿碳抵消似乎并未发挥“污染许可证”的功能。相反,自愿碳抵消似乎是更广泛的生活方式政治消费主义实践的一部分,这些实践旨在减少或避免消费对环境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