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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观点将“敌对环境”(hostile environments,HE)这一术语重新概念化,该术语最初于2012年在英国移民辩论中引入,作为概念和分析透镜,以揭示所谓的移民和环境危机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超越这些灾难主义和以安全为导向的视角。为此,研究人员考察了三种
本观点将“敌对环境”(hostile environments,HE)这一术语重新概念化,该术语最初于2012年在英国移民辩论中引入,作为概念和分析透镜,以揭示所谓的移民和环境危机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超越这些灾难主义和以安全为导向的视角。为此,研究人员考察了三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敌对环境”实例:通过普遍的(边界)警务策略和排斥性行政实践创造监视氛围(atmospheres of surveillance);为边界执法目的而对地形(terrains)进行武器化;以及资源前沿(resource frontiers)与边界实践(bordering practices)相遇的实例。这些不同的语境可以被理解为同一边界控制逻辑及其扩展性、多尺度范围的不同但密切相关的表达。在所有案例中,环境不再仅仅是边界控制的场所,而是成为其运作模式之一。
本论文解读基于Lorenzo Pezzani和Sarah Walker发表在《Climate and Development》上的观点文章《Hostile Environments》。研究背景方面,当前关于移民和气候危机的讨论常陷入灾难主义和安全化叙事,如“气候难民潮”的恐惧,这助长了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议程和仇外政策。然而,这些叙事掩盖了边界暴力与环境暴力之间的内在关联。文章旨在揭示所谓“移民危机”与“环境危机”的相互交织本质,超越简化视角,将“敌对环境”(hostile environments,HE)一词重新概念化为分析透镜。该术语最初于2012年在英国移民辩论中用于指代反移民法律,研究人员将其扩展,以把握边界与环境暴力纠缠的广泛影响。研究问题包括:边界控制如何通过环境手段运作?不同形式的HE如何体现同一逻辑?研究意义在于,通过考察三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HE实例,论证边界控制逻辑的扩展性、多尺度范围,并指出环境不再仅是边界控制的场所,而成为其运作模式之一。论文发表在《Climate and Development》上,为理解边界、暴力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
研究人员为开展研究主要采用了三种关键方法:概念分析与重构(将“敌对环境”从特定政策术语转化为理论分析工具);多案例比较研究(选取英国城市监视、美墨边境沙漠武器化、西非资源前沿与边界外部化三个典型案例);以及跨学科文献综合(融合移民研究、边界研究、环境人文、政治生态学等领域的理论,如“预防性威慑”、“主动忽视”、“天气化”等概念)。这些方法无需试剂或培养步骤,亦无样本队列来源,而是基于对政策文本、历史档案和现有学术成果的批判性梳理。
研究结果通过三个小标题呈现:
**1. 监视氛围的创造与日常边界化**
通过分析英国2012年“敌对环境”政策,研究人员发现该政策将移民检查职责从边境官员扩展到私人公民和公务员(如医生、教师、房东),形成“日常边界化”(everyday bordering)。这一过程使开银行账户、租房、上学等日常活动成为执法时刻,导致无证者(包括公民和非公民)难以正常生活。研究通过历史追溯表明,该政策根植于殖民暴力的长时段,并具有全球性,如欧洲对非法移民的敌意模式。结论是,HE通过渗透性监控和行政排斥,使边界具有环境维度,影响身体和心理健康,形成“局部敌对环境”。
**2. 地形的武器化与预防性威慑**
第二个实例聚焦于地形(如沙漠、海洋、山脉)被用作边界控制工具。研究人员引用美国1994年“预防性威慑”(prevention through deterrence)策略,该策略通过加强城市边境段的军事化,迫使移民进入危险沙漠(如索诺兰沙漠),利用极端高温和缺水导致死亡和失踪。研究强调,非人类行动者(植物、动物、生物物理过程)成为边界构建的组成要素,地形并非自然敌意,而是通过特定协议和法律被武器化。结论是,HE通过剥夺生命维持资源(水、食物、救援)并暴露于严酷社会自然条件,体现了“主动抛弃”(organized abandonment)和“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即有意使移民处于受伤状态并任其死亡。
**3. 资源前沿与边界实践的相遇**
第三个实例考察新殖民主义采掘实践在创造HE中的作用。研究人员以冈比亚为例,指出西非沿岸鱼粉鱼油(FMFO)工厂剥夺沿海社区主要食物来源——鱼类,同时欧洲边界外部化政策迫使移民进入更危险路线。研究强调,采掘与迁移并非简单因果关系,而是同一历史连续体中的“积累性位移”(accumulation by displacement)。这种分析驳斥了环境退化导致移民的简化叙事,揭示了边界暴力与殖民剥夺的结构性关联。结论是,HE在资源前沿与边界实践的交汇处出现,使环境成为边界运作的主动模式,而非被动场所。
总结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强调,HE不是单一事件,而是跨越“自然”和公民空间的多样性表现。尽管存在差异,所有案例中边界都成为渗透性环境,剥夺生命维持资源,并暴露于严酷社会自然条件。研究人员提出,应将环境重新概念化为动态的社会自然空间(cosmopoliteia),而非人类周围环境;敌意应理解为种族化的“情感治理模式”(affective mode of mobility governance),而非个人敌意,呼应福柯的“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概念。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
“在这些所有案例中,环境不再仅仅是边界控制的场所,而是成为其运作模式之一。这涉及将环境概念重新思考,不仅仅作为‘人类的周围环境’——即欧洲殖民现代性所定义的外在于我们的事物——而是作为动态的社会自然空间,正如土著认识论所暗示的‘宇宙政体’(cosmopoliteia)。从这一视角,环境概念比威斯特伐利亚主权领土神话中产生的线性隐喻更有效地捕捉了当代边界的扩散性和渗透性。同样,敌意不应被理解为个人敌意,而应被理解为种族化的‘情感治理模式’,它不通过规训特定主体运作,而是干预他们居住或穿越的环境。针对排斥性边界实践,必须重申流动权以及逃离有毒环境(toxic milieus)的可能性。同时,抵抗敌对环境涉及将关怀重新思考为‘维护和修复一个世界,以便人类和非人类能够尽可能好地生活在复杂生命维持网络中的实践’。在一个敌意加剧的时代,建立生命维持的支持与团结基础设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