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实用主义与转型变革之间:欧盟资助ENGO在林业与农业中对生物多样性的框架建构

《Sustainable Environment》:Between reformative pragmatism and transformative change: EU-Funded ENGOs' biodiversity framing in forestry and agriculture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06日 来源:Sustainable Environment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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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关于保护行动者如何塑造公众与政治话语的问题随之产生。本研究探讨2020—2021年间获得欧盟LIFE基金资助的环境非政府组织(Environment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NGO)在林业与

  
随着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关于保护行动者如何塑造公众与政治话语的问题随之产生。本研究探讨2020—2021年间获得欧盟LIFE基金资助的环境非政府组织(Environment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NGO)在林业与农业语境中如何就生物多样性展开沟通。通过对12个ENGO的87项沟通文本进行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研究识别出一种主导框架(master frame),该框架将生物多样性危机视为多维挑战。此框架将问题责任外部归因于政府、产业与金融机构,整合生态、社会经济与治理维度,并倡导在既有体系内实现渐进式改变,而非结构性转型。在理论上,本研究通过展示主导框架可作为评估ENGO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雄心的分析工具而作出贡献。研究结果为政治行动者与实务工作者更好解读并回应ENGO生物多样性倡导提供了帮助。
研究背景方面,生物多样性对维持地球宜居条件至关重要,但物种丧失、栖息地退化与生态系统崩溃加速,科学界已形成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共识。林业与农业既依赖功能化生态系统,又通过土地利用变化、资源开采、污染等直接施压于生物多样性。自20世纪末以来,生物多样性危机在媒体与政治中能见度提升,治理从国家中心转向多中心,ENGO自1980年代起成为国际环境政治中影响日增的行动者,既实施保护项目,也塑造话语、动员资源与影响政策议程。Spash和Aslaksen曾提出四类自然与可持续性理解框架:传统生态学、正统环境经济学、新环境实用主义(new environmental pragmatism)与转型框架(transformative frame)。其中新环境实用主义指保护利益相关方策略性使用经济估值与市场机制以获取政治相关性,转型框架则要求对驱动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底层系统进行结构性改变。已有框架分析多用于森林政策冲突、生物能源战略等场景,但针对欧盟资助ENGO在农林语境下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系统分析尚缺。由于EU-funded ENGO嵌入其所试图影响的政策体系,参与正式咨询并被认可为生物多样性治理重要利益相关方,其制度位置产生结构性激励,使倡导框架与既有制度兼容,过于激进的立场可能危及政治与资金资格。欧盟同期欲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扮演先锋角色,2020—2021年正是欧盟生物多样性战略2030与绿色新政(Green Deal)启动的关键节点,因此厘清这些ENGO的框架具有理论与政策意义。
研究人员以2020—2021年获欧盟LIFE基金资助的ENGO为对象,从38个受资助ENGO网站中筛选,最终纳入12个ENGO的87项英文沟通文本(新闻稿、博客、评论、新闻文章、出版物),时间限定2020—2021年,要求生物多样性提及不少于3次、非单纯活动通知、明确涉及基因/物种/生态系统多样性之一。方法上采用Benford和Snow及Entman的框架分析,提取诊断性(diagnostic)、预后性(prognostic)与动机性(motivational)核心框架特征,并建立含议题、受众、管理策略、动机四维度的编码方案;在动机维度追加vocabularies of motive(severity、urgency、efficacy、propriety)的语言标记分析。主导框架(master frame)经归因取向(attributional orientation)、表达范围(articulational scope)与变革幅度(magnitude of change)三变量界定。编码由两名作者分步完成并集体讨论至共识,文本导入MAXQDA管理。
研究结果部分,3.1节框架特征显示:3.1.1生物多样性相关议题四类最为突出——土地利用变化/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88码)、监管与知识缺口(57码)、不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47码)、气候变化(6码);ENGO将农林扩张、单一栽培、非法采伐、水利与基建等列为直接驱动,同时批评监管执行不力、有害补贴、监测不足。3.1.2受众框架中,国家与政治行动者(尤指欧盟)既被归为问题贡献者(43码)也被归为解决方案贡献者(85码),私营部门与金融机构同遭双重框定(问题16码/解决28码),民间社会、原住民与地方社区主要被正面框定为解决贡献者;问题贡献者总码数(65)远低于解决贡献者(191),显示解决导向与避免直接指责。3.1.3管理策略覆盖经济(78码)、信息与管理基础设施(66码)、社会(64码)、治理(63码)、生态系统(54码)五类,具体包括绿色投资、去森林化木值链、自然导向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参与式治理、政策协调、森林恢复与原生林严格保护等,均在既有市场与治理架构内操作。3.1.4动机框架以生物多样性恢复与保护(59码)、地方社区生计改善(46码)、气候危机应对(37码)、生态系统服务供给(6码)为主;词汇上propriety占80%、efficacy占72%,urgency仅24%、severity仅4%,即多以恰当性与效能性语汇、乐观肯定语气呼吁行动,少用危机严重度修辞。
3.2节提炼出主导框架“针对系统性生物多样性危机的改革型与协作型变革”(reformative and collaborative change for systemic biodiversity crisis):归因取向为外部归因(问题责政府、产业、金融界;解决亦主要靠外部政治与私营主体,ENGO自居内部贡献者);表达范围宽泛,串联生态—社会经济—治理多维、多受众、多策略;变革幅度以改革型为主,将缺陷诊断为可校正失灵而非制度根本矛盾,策略限于改进执行、绿色投资、循环经济、参与式管理,不拒斥增长导向经济。但少数文本(如WWF谈生态超载、CAN Europe谈动物产品消费削减、Fern谈原住民权利)含有限转型倾向,故整体为“改革为主、含有限转型潜力”。讨论部分指出,该框架对应Spash与Aslaksen分类中的新环境实用主义并夹杂转型可能,本质是以自然导向解决方案、绿色增长、低碳经济等语汇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接入既有市场逻辑,近似生态现代化(ecological modernization)或绿色资本主义(green capitalism),未处理市场逻辑与增长的根本张力,且通过避免强指责再生产出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权力结构;同时承认WWF、Fern等大型ENGO文本权重过大、语料仅限英文在线书面沟通、EU funding可能隐性塑造框架等局限。结论部分表明,EU-funded ENGO在农林生物多样性沟通中以改革取向主导,强调增量政策、治理工具优化与市场兼容方案,转型元素居次;主导框架概念可作评估ENGO危机应对雄心的分析透镜,其改革框架不仅属策略选择,亦受制度嵌入约束,把生物多样性丧失建构为治理与管理问题,使更激进替代方案显得非可行;对政策制定者、私营部门与ENGO自身均具解读与自评价值;未来研究须比较不同嵌入度的ENGO并探询转型框架在改革治理语境中涌现的条件。
该研究发表于《Sustainable Environment》,意义在于首次系统揭示欧盟资助ENGO农林生物多样性话语的集体主导框架及其改革实用主义底色,为评估环境组织倡导雄心提供可复制的master frame+magnitude of change分析路径,并提示即便核心保护行动者也未稳定推进转型变革,则生物多样性治理深层转型的行动主体问题仍待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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