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镍矿热潮中的治理失衡:曼迪奥多矿区的制度设计与能力缺陷
《Resources Policy》:Misaligned governance in Indonesia’s nickel boom: Design and capacity failures in the Mandiodo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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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6年08月07日
来源:Resources Policy CS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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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表明,印度尼西亚镍矿行业的治理失效具有系统性,其根源在于中央集权的层级化政策设计与矿业地区复杂的社会生态条件之间存在矛盾,再加上国家在监管和执法方面的能力有限。•研究结果显示,曼迪奥多矿区的社会生态状况严重恶化,包括森林砍伐、海岸沉积、水源污染以及渔业资源衰退,这表明尽管
•该研究表明,印度尼西亚镍矿行业的治理失效具有系统性,其根源在于中央集权的层级化政策设计与矿业地区复杂的社会生态条件之间存在矛盾,再加上国家在监管和执法方面的能力有限。•研究结果显示,曼迪奥多矿区的社会生态状况严重恶化,包括森林砍伐、海岸沉积、水源污染以及渔业资源衰退,这表明尽管有正式的监管框架,环境治理仍执行不力。•研究指出经济利益分配不均,镍矿开采虽推动了宏观经济增长,但为当地带来的好处却十分有限,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合理、当地就业机会少,以及受影响社区的生计日益脆弱。•治理方面的缺陷体现在监管能力薄弱、机构协调不畅以及执法不力,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违规行为、腐败现象以及非法采矿活动的持续存在。•从实证角度出发,该研究提出了“混合型开采治理”这一概念,阐明了正式制度如何与非正式的政治经济网络共存并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种以法律性模糊、选择性执法以及非正式做法常态化为特征的治理体系。
引言
作为全球镍储量最大的国家(美国地质调查局,2024年),印度尼西亚在能源转型相关的全球供应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方面。过去五年间,该国的镍产量从2020年的约80万吨大幅上升至2024年的220万吨(Alfathi,2025年;能源与矿产资源部,2020年)。这一增长不仅反映了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体现了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矿产深加工的加速发展。
然而,镍矿产业的扩张是在治理不稳定的背景下进行的。在过去15年里,2009年第4号《矿产与煤炭开采法》经历了三次重大修订。该法律最初将矿业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并推动矿产的深加工。后来这一政策被2020年第3号法律取代,权力重新回到中央政府手中。2025年第2号法律的最新修订则扩大了治理主体的范围,允许社区组织、大学以及当地的中小型企业获得矿业经营许可证。尽管监管政策不断调整,但多项研究表明,印度尼西亚的矿业治理仍存在结构性问题,如许可与权力重叠(Budiono和Rini,2017年)、腐败现象频发(印度尼西亚森林观察组织,2024年;印度尼西亚反腐败观察组织,2025年;国际透明组织印度尼西亚分部,2024年、2025年;Zuada,2023年),此外还有因矿产开采扩张而导致的环境破坏和森林砍伐(Kadir等人,2020年;Sangadji等人,2019年;Sangadji和Ginting,2023年;Supriatna等人,2020年;Trend,2024年)。
在如此复杂的监管环境下,镍矿开采及深加工活动对当地社区产生了复杂的社会经济影响。一些研究指出,镍矿产业的发展为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来自自然资源收益的分成以及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带来了积极影响(Pambudi,2025年;Sarwono等人,2025年;Solidar,2024年)。但这些好处也伴随着巨大风险。东南苏拉威西地区的镍矿开采导致了森林退化、河流污染、海洋沉积以及沿海生态系统受损。Afra等人(2023年)的研究发现,科纳韦和科拉卡的大部分沿海地区因采矿废弃物而出现严重沉积问题,严重影响了当地渔民的生计。镍矿开采还造成了环境破坏、水源污染,甚至使得南科纳韦的托罗布卢村居民面临刑事指控(Fajar,2024年)。北科纳韦的曼迪奥多矿区内的镍矿开采活动也破坏了沿海地区,扰乱了渔民的生计(印度尼西亚监察员办公室,2024年)。科纳韦地区的镍矿企业还引发了与PT Obsidian Stainless Steel(OSS)及当地社区的农业冲突(Tempo,2025年)。此外,多项研究还发现,镍矿企业的活动导致了当地居民生计方式的转变(Asmarita等人,2025年),并且造成了利益分配不公(Suaib等人,2020年)。
现行的矿产开采法似乎未能为印度尼西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分支持。联合国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性以及社区赋权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Sachs,2012年)。CREA和CELIOS的项目分析认为,由于长期暴露在污染和环境退化之中,不可持续的采矿方式到2030年可能导致多达5000人死亡(CREA和CELIOS,2024年)。这些研究结果凸显出亟需重新审视如何优化镍矿产业的扩张,以避免进一步加剧地方层面的社会、健康和环境问题。矿产开采治理的集中化导致了监管不力,进而引发了猖獗的非法采矿和腐败行为。此外,2025年第2号法律的出台虽然为社区组织、大学以及中小型企业提供了获取矿业经营许可证的机会,但反而可能使治理更加复杂,进一步加剧环境破坏。
本文旨在回答以下问题:镍矿治理失效是如何产生的?为何这一问题一直存在?本文通过引入“混合型开采治理”这一概念,为关于开采治理的现有文献做出了贡献,该概念用于解释正式的国家机构与非正式的政治经济网络在资源开采过程中的相互交织关系。虽然现有关于混合治理的研究侧重于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界限的模糊化,但本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这一概念,阐明了这种混合性如何在开采行业中影响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协调与控制。
基于Howlett和Ramesh(2014年)的治理失败框架,本研究将治理失败重新定义为一种能够产生持久治理结构的生成性条件,而不仅仅是制度的崩溃。在这种视角下,政策设计上的缺陷以及国家能力的不足会形成混合型的治理结构,这类结构以法律性模糊、选择性执法以及非正式做法的常态化为特征。以曼迪奥多矿区为实证案例,本研究将治理理论与开采行业分析相结合,展示了在矿业快速扩张且制度能力薄弱的背景下,资源开采系统是如何通过治理失败而非遭到破坏而实现稳定的。
“治理”这一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当时它常常被等同于政府。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提出“良好治理”概念,其定义发生了变化(Domínguez-Gómez和González-Gómez,2021年)。根据这一新定义,治理被视为一种决策协调机制,能够整合政府、私营部门以及民间社会的利益(Kooiman等人,2008年;Rhodes,1996年)。因此,政府不再被视为治理过程中唯一起主导作用的主体。
Jessop(1998年)和Stoker(1998年)指出,治理包含各种实践、协调机制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流程,这些要素有助于那些拥有不同但合理利益、资源和愿景的各方开展集体行动。这一概念表明,尽管各利益相关方的规范取向存在差异,但他们仍会在共同的目标框架内进行互动,以实现集体福祉。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试图通过更系统的分类模型来扩展治理的概念。Steurer(2013年)根据国家、市场以及民间社会在不同治理中的作用,提出了四种治理模式:公共共同监管、公共共同管理、私人共同监管以及三方共同监管。Howlett和Ramesh(2014年)随后将这一分类进一步扩展为三种主要导向——层级导向、市场导向以及网络导向。这三种导向的区别在于各类行为体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层级治理以政府为主导,市场治理以企业为主导,而网络治理则以民间社会为主导。尽管被分为三类,但实际上各种类型之间很可能存在重叠。因此,Howlett和Ramesh将这些可能性进一步细分为十二种不同形态。这种分类表明,网络导向的治理最为多样化,不过其有效性会因政策背景和目标的不同而有所差异(Kenis和Provan,2009年;Provan和Kenis,2008年)。从理论上讲,这种多样性符合网络理论的观点,该理论强调了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水平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重要性(Jones等人,1997年)。
除了上述治理类型之外,还有其他学者提出了“混合治理”这一概念(Colona和Jaffe,2016年;Keast和Meek,2025年;Vince和Haward,2017年)。Colona和Jaffe(2016年)将混合治理定义为一种非国家行为体承担原本由国家承担的职能的情况,在此过程中,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与正式的国家机构深度交织,以至于很难明确区分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界限。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的非正规街头小贩就是一个混合治理的实例(Meagher等人,2014年),这些非正规商贩需要向中间人、当地居民以及地方官员缴纳费用,才能使用公共空间。
鉴于矿业在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方面的重要影响,对其治理问题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全球层面,经合组织、世界银行以及EITI的良好治理和资源治理框架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经合组织(2017年)强调,让利益相关方真正参与其中是实现开采行业可持续治理的关键。世界银行则在其矿业治理框架中,将法律、制度以及透明度视为减少冲突、提高该行业效率的核心要素。然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些治理原则往往受到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制度条件的制约。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Hilson和Maconachie(2008年)指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变革,仅仅应用良好治理原则并不一定能带来包容性的治理。在许多情况下,政治精英和企业利用正式的法规来继续控制资源,而当地社区则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在印度尼西亚,治理问题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重叠、政策不一致以及环境监管薄弱。Lindsey(2008年)指出,印度尼西亚的矿业法律体系极易受到政治和行政干预,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法律与地方实践之间的许可和监管机制缺乏整合。Kartikasari(2024年)认为,印度尼西亚矿业与环境治理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矿业法律质量低下、缺乏解决环境问题的知识、公众参与度极低以及官僚体系的“孤岛化”现象。
现有文献表明,开采行业中的治理概念并非单一不变,而是随着矿业实践所具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态复杂性而不断发展,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模型。Domínguez-Gómez和González-Gómez(2021年)对186篇相关文献进行了概念聚类,归纳出了四种主要的矿业治理模型。第一种是公司治理模型,该模型将治理视为企业内部的管理工具,重点关注效率、董事会结构、财务报告质量以及内部监督。虽然这种模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但它往往忽视了企业的社会和环境责任。第二种是地域/情境治理模型,该模型认为治理是企业与矿业活动所处的社会政治及地理环境之间互动的结果,重点在于社会合法性(即“运营的社会许可”)以及与企业与当地社区之间的关系。第三种是规范/良好治理模型,该模型将治理与透明度、问责制、参与度以及诚信等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广泛应用于监管领域以及EITI等全球倡议中。第四种是环境/开采治理模型,该模型侧重于通过环境影响评估、风险管理以及环境工程等技术手段来管理生态影响,不过它往往较少关注矿业治理的社会层面。
本研究采用Howlett和Ramesh(2014年)的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用以解释为何矿业治理会失败。首先,第一阶治理失败(设计失败)指的是所采用的治理模式与实际面临的问题之间存在不匹配。Howlett和Ramesh指出,无论是层级治理(法律治理)、市场治理还是网络治理,每种治理模式都存在特定的问题条件。当政府选择或维持一种与问题性质不相适应的治理模式时,就会导致治理失败,例如,对于那些涉及多个行为体且充满社会生态冲突的复杂问题,却仍采用层级化的治理方式。环境外部性、农业冲突以及众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表明,在矿业领域需要多种治理模式相结合,而非仅依赖单一模式。其次,第二级治理失败(能力不足)指的是国家在运用所选治理模式时的能力有限。根据Howlett和Ramesh(2014)的观点,治理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析能力(设计政策的能力)、管理能力(实施和政策监督的能力)以及政治能力(建立合法性和管理冲突的能力)。即便采用的治理模式合适,若这些方面的能力存在欠缺,实际操作中仍可能失败。该框架还指出,不同的治理模式各有其特定的失败风险,如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网络失灵。如果不考虑具体情境的适用性和现有能力,仅仅通过更换治理模式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因此,从一种模式转向另一种模式(例如从分权制转向集权制,或从层级制转向网络制),并不会自动提升治理效果。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案头研究与实地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案头研究是通过分析各类公开文件来进行的,这些文件包括国家媒体报道以及地方媒体报道,如Tempo、Kompas、Mongabay、Kata Data、Media Sultra.Com、Telisik.Id、Kendari Terkini.Id,还有印度尼西亚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发布的Minerba One Map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能源和矿产资源部矿业局,2025年)等资料。
印度尼西亚矿业监管的发展历程
印度尼西亚的矿业治理历史与政治经济导向的变化以及权力下放进程密切相关。独立初期,印度尼西亚沿用了为殖民利益服务而设计的殖民法律体系。这一状况促使政府对矿业部门进行国有化改革,并颁布了1959年第10号法律,取消矿业权。
讨论
曼迪奥多案例体现了系统性的治理失败,其中环境退化、民众生计受影响以及制度薄弱等问题相互加剧。这种失败源于治理设计与国家能力之间的互动,这与Howlett和Ramesh(2014)提出的两级框架相一致。首先,许可权限的集中属于设计缺陷,因为它导致了治理安排与矿业区域实际情况之间的不匹配。
结论
本文认为,印度尼西亚镍矿治理的失败,尤其是曼迪奥多矿区的治理失败,是由于政策设计缺陷与国家能力不足共同导致的。许可权限的集中无法应对当地复杂的各种问题,反而造成了决策层与当地社区需求之间的脱节。此外,监管不力、执法机构资源有限以及制度缺陷也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
作者贡献说明
Abdul Kadir:概念构建、研究调查、项目管理、资源协调、初稿撰写、修订编辑。Muh. Amir:概念构建、数据整理、验证、结果可视化。Jamaluddin Hos:研究方法设计、软件应用、总体指导。Muh. Jufri Dewa:形式分析、验证。Eka Suaib:数据整理、研究调查、验证、初稿撰写、修订编辑。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是本期刊的编委会成员/主编/副主编/特邀编辑,未参与本文的审稿或发表决策过程。作者声明存在以下可能被视为利益冲突的财务利益/个人关系:本研究由哈卢奥莱奥大学通过内部研究资助计划资助,项目名称为“东南苏拉威西的镍矿治理模式:公共政策”。
Abdul Kadir|Muh. Amir|Jamaluddin Hos|Muh. Jufri Dewa|Eka Sua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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