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farming: impacts on workplace relationships and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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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了年轻农民关于代际价值观、信念和态度差异如何影响农业环境中幸福感与工作关系的观点。代际理论认为,这些差异受各代人所处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塑造。本研究立足于新西兰农业情境,基于对年轻农民及农业行业代表的19次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本文探讨了年轻农民关于代际价值观、信念和态度差异如何影响农业环境中幸福感与工作关系的观点。代际理论认为,这些差异受各代人所处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塑造。本研究立足于新西兰农业情境,基于对年轻农民及农业行业代表的19次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在代际理论指导下,研究人员发现,年轻农民体验到老一代与年轻一代农民在心理健康与幸福感、工作伦理、农场关系及角色方面的价值观、信念和态度存在代际鸿沟。尽管这些代际差异反映在年轻农民所看重和优先考虑的事项中,但研究人员也发现,通过代际文化传递(intergenerational cultural transmission),主流观念和态度代代相传,使农业文化保持连续性。这种以坚忍克己(stoic)为主的农民态度的文化传递与年轻一代农民的信念形成对比,导致他们延续了与其信念不符的行动、行为和实践,进而影响了他们在困难时期的应对策略和寻求帮助的意愿。研究结果为解决农业中心理健康污名化、改善农业工作场所中的代际沟通提供了启示和机会。此外,研究聚焦年轻农民(包括在非家庭成员农场工作者)的日常农场工作关系,拓展了农业代际差异的相关文献。
**论文解读:农业中的代际差异对工作场所关系与心理健康的影响**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球农业正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在欧洲国家,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民年龄在65岁以上,农民平均年龄已升至57岁,仅有12%的农民年龄低于40岁(European Commission 2025)。澳大利亚和新西兰(NZ)的情况类似,农民平均年龄升至58岁,仅有10%的农民年龄低于40岁(Brown et al. 2019; Statistics NZ 2012)。这一数据凸显了年轻农民在行业中被老一代人数远超的现状。而农业行业主要由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1946-1964年出生)和X世代(Generation X,1965-1980年出生)的农场主和管理者主导,如何支持新一代年轻农民(千禧一代Millennials,1981-1996年出生;Z世代Generation Z,1997-2012年出生)在农场中的幸福感并促使其留在行业内,成为重要议题。
农业工作环境具有高强度、孤立性和体力消耗大等特点,同时伴随着社会文化挑战,如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代际间对心理健康与幸福感的不同态度。年轻农民通常重视社会连接、技术和工作生活平衡,而老一代农民则崇尚勤劳和自立。这种代际价值观的脱节在农业行业和教育视角下尤为值得关注,因为需要寻找改善农场环境中代际沟通的途径,调和不同代际对心理健康与幸福感的价值观,进而更好地支持年轻农民。
现有关于农业代际差异的研究多集中于农场继任、退休和代际转移等领域,探讨农场企业如何跨代转移,以及年轻人进入农业的障碍和动机。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土地价格、老一代农民不愿放弃控制权、对农业盈利能力的疑虑等问题。近期的文献也开始关注老一代农民的视角,揭示其离开农业职业的困难。然而,很少有研究明确考察农场转移过程中的幸福感体验,也缺乏从年轻农民视角出发、聚焦日常农场工作关系中代际差异的研究。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探讨年轻农民如何看待老一代与年轻一代农民之间的日常工作关系,以及代际信念、价值观和态度的差异如何影响关系并导致误解。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一项更广泛的研究,该研究旨在调查并回应新西兰农场年轻工人(18-24岁)的心理健康需求。研究人员采用定性研究方法,进行了19次半结构化访谈,其中包括8名年轻农民(年龄18-24岁,3名男性、5名女性)和11名农业行业利益相关者(包括农场管理、农场支持和教育等领域的代表)。年轻农民访谈通过线上Zoom或面对面方式在NZ两所土地类大学进行,利益相关者访谈全部通过Zoom在线完成。访谈于2024年7月至9月进行,每次约一小时。所有访谈均获得伦理批准,参与者签署知情同意书,访谈内容被录音并转录,经过匿名化处理以保证参与者隐私。数据分析采用Braun和Clarke(2022)提出的反思性主题分析法(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以归纳方式识别数据中的模式和主题。一个研究团队成员完成编码,另一成员检查以确保编码间信度。在分析过程中,研究者应用代际理论作为解释框架。
**三、研究结果**
**(一)对心理健康和求助态度的变化**
利益相关者和年轻农民均指出,年轻一代农民对心理健康挑战的认识显著高于老一代,且“现在寻求帮助更可接受”(Rachel,利益相关者)。然而,尽管存在这种接受度,仍有持续的污名化现象,如年轻农民Samantha表示“有时我担心别人会怎么想”。参与者反映,老一代农民的言行中体现出持续的污名和对求助的抵触,例如年轻农民Rosie提到老农民常说“吃片混凝土药丸,一切都会好起来”,Colin则被老农民告知“你没事,继续干”。利益相关者Julia指出,60岁以上的人“从未学会交谈”,他们成长于不讨论情感的时代,改变对于他们如同“打开瀑布的水闸”,而这往往源于自我保护机制。年轻农民如今在校园环境中接触到的心理健康教育远多于前几代,这种积极取向的信息传递与老一代成长时视心理疾病和求助为弱点的背景形成鲜明对比。
**(二)主流态度及其传递**
利益相关者普遍认为,尽管部分农场主和管理者有所改变,但老一代农民仍固守“强硬男性农民”形象——不分享情感、低头干活并期望他人同样如此。这种态度被视为影响年轻农民留任农业行业的因素。利益相关者Karen提到,一位年仅29岁的年轻农场经理抱怨19岁农场助理需要请假照顾病狗和分手时,声称“我不是他妈的妈妈,他需要坚强起来”,Karen指出“这种态度似乎被代代相传”。这一例子揭示了坚忍、自我依赖的传统“好农民”(good farmer)特质通过代际文化传递在农场中延续。年轻农民在压力或挑战情境下,五名参与者表示自己会“低头继续坚持”,如Thomas所言“我总是埋头继续干”。这与其“应抽出时间离开农场”和“如今寻求帮助更可接受”的观点相矛盾,反映出年轻农民在调和新学到的心理健康知识与老一代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三)教育意识形态的变化**
利益相关者强调,代际间教育意识形态的转变在农场工作关系中制造了紧张。婴儿潮一代和部分X世代经历的是教师主导的机械学习,而千禧一代和Z世代则接受以学生为中心、基于探究的学习方式(Hernandez-de-Menendez et al. 2020)。Karen指出,2007年学校课程改革后,学生通过提问、探究和好奇心学习,这与雇主“不要问问题,照做就行”的期望相冲突。年轻农民带着新技术和新实践理念进入农场,但老一代农民视其为对自身权威的挑战,因为这种抵抗与其农民身份和土地情感联系紧密相关。利益相关者Roger强调,农业学生已接受农场实践需要改变以应对环境问题,但需要学会以非威胁性方式向雇主传达新想法,以避免工作关系紧张。
**(四)期望、刻板印象和过渡**
利益相关者指出,其他社会文化差异使代际工作关系复杂化。年轻农民如今更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而老一代被灌输的是努力工作与牺牲精神。年轻农民认为这些差异源于代际背景,如Colin所说“也许因为他们经历过一切……他们的经历不同,所以不认为你的经历应该被重视”。父母期望,尤其是对年轻男性的期望,也增加了压力。Karen指出,农场长大的年轻男性“更受传统‘农民必须坚忍’的影响”,如果表现不佳,会担心来自父亲或祖父的责备。两位女性年轻农民也提及此现象,Rosie认为“男孩可能比女孩承受更多”,Samantha指出“被告知要坚强,不能求助因为那会显得软弱,尤其对男孩,人们说男孩不能哭”。老一代农民对年轻女性的性别刻板印象同样突出,Ruby描述老农民“看我就像看一个年轻女孩”,让她感到“渺小、不被欣赏、不被需要”。Rosie将此称为女性在行业中与“仍固守旧方式的老农民”之间的“战斗”。此外,年轻农民进入农业的路径与老一代不同,许多新进入者并非来自农场背景,缺乏基本生活技能和应对恶劣天气的经验,需要雇主提供逐步适应和支持性的工作环境。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代际间在价值观和优先事项上存在明显变化,但通过代际文化传递,主流观念和态度得以延续。当年轻农民面临压力或挑战时,他们接受了老一代农民的态度和信念,选择“埋头继续干”,尽管他们意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并知道求助是可以接受的。这一发现与Stanley-Clarke等人(2026)的观点一致,即年轻农民的求助行为与求助态度不一致。解决农业社区中令人担忧的心理健康统计数字和高自杀率,必须处理代际态度和心理健康污名化问题。
研究结果支持现有关于代际差异在工作场所行为和价值观方面的文献,并提供了农业行业特有的情境见解。本研究的独特贡献在于聚焦年轻农民(包括在非家庭成员农场工作者)的日常农场工作关系,而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农场管理、继任和土地利用态度。研究还揭示了代际差异如何导致工作关系紧张,这些紧张源于工作与生活价值观、信念和态度的不同,对年轻农民的职业发展和幸福感构成挑战。
研究指出了改善农场代际关系的必要性。为年轻农民在进入行业和融入农场环境时提供支持,对于培养其韧性、应对策略和沟通技能至关重要,尤其在老一代农民共同工作时。同时,鼓励老一代农民打破长期持有的关于工作关系和“好农民”定义的社会文化信念,对留住年轻人在行业中至关重要。打破代际文化传递中对寻求帮助的污名,是解决心理健康需求和减少农民自杀的关键。
研究局限包括:样本量小导致结果不可推广;未纳入老一代农民的观点;研究数据来自更广泛研究项目的意外发现。未来研究应探索老一代农民对与年轻农民工作关系的看法,以提供更全面的行业分析。
**五、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行业利益相关者和年轻农民的视角,呈现了新西兰农场工作者面临的代际挑战的独特叙述。这些挑战对农场中新老农民的工作关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该问题是多方面的,例如,虽然学校和大学在心理健康知识和技能的可接受性和可及性方面发生了变化,但这并未转化为农场工作场所的关系。此外,打破农民持有的传统性别认知、年轻男性农民的期望以及老一代农民对年轻女性农民农业能力的态度的斗争仍在继续。研究结果为探索更有针对性和响应性的支持提供了机会,既支持作为年轻农民雇主的老一代农民,也支持开启农业职业生涯的年轻农民。研究进一步强调了行业团体在改善代际沟通和解决农业心理健康污名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的机会。
研究结果对农场中新老农民价值观、信念和态度的代际差异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本文运用代际理论呈现了年轻农民和行业利益相关者眼中对老一代农民的认知,这些认知可能并不准确。老一代农民可能尊重年轻农民并有改善工作关系的意愿,但可能缺乏打破农场关系紧张的知识或沟通技能。未来研究应纳入老一代农民对与年轻农民工作关系的看法,因为本研究的视角仅限于年轻一方。如文中所述,老一代农民成长时期的教育方法、价值观、信念和态度与今天的年轻农民不同。与老一代农民的访谈可能为农业环境中的多重代际挑战提供额外的有价值深度,增加另一层行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