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核驱动的县级CO2排放空间关联网络演化特征:以成渝双城经济圈为例

《Sustainability》: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of County-Level CO2 Emissions Driven by the “Dual Cores”: A Case Study of the Chengdu–Chongqing Twin-City Economic Circle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07日 来源:Sustainability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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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区域协同治理是实施“双碳”(Dual Carbon)战略的关键问题之一。成渝经济圈(CCEC)以双核驱动空间格局为特征,为研究CO2排放关联机制提供了理想背景。研究人员整合夜间灯光和土地利用数据,构建了2000—2020年县级CO

  
跨区域协同治理是实施“双碳”(Dual Carbon)战略的关键问题之一。成渝经济圈(CCEC)以双核驱动空间格局为特征,为研究CO2排放关联机制提供了理想背景。研究人员整合夜间灯光和土地利用数据,构建了2000—2020年县级CO2排放数据集。采用双核解构标准差椭圆(Dual-core Deconstructed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简称Dual-core deconstructed SDE)、修正重力模型(Modified Gravity Model)和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评估了空间轨迹和网络演化。总CO2排放先增后稳,表现出核心-边缘分异和双核重心的空间收敛。形成了全连通网络,等级下降而效率提升。结构演变为以制造业核心和交通枢纽主导的等级系统。在第二产业集聚驱动下,溢出源转向制造业区(如龙泉驿、渝北)。中轴线节点(如简阳、船山)充当了跨区域CO2转移的中介枢纽。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空间环境成本转移风险。差异化减排需要核心制造业节点的低碳技术创新、中介枢纽的监管绿色准入门槛,以及基于网络流量的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中国“双碳”(Dual Carbon)战略加速了社会经济系统的绿色转型,但随着区域减排深化,传统以刚性行政边界划分的属地管理模式难以应对由跨区域经济活动驱动的碳排放动态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探索跨区域协同治理成为实现低碳发展的关键路径。成渝双城经济圈(CCEC)作为中国西部人口最密集、工业高度集聚的区域,正经历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与东部沿海成熟、连续或单中心的城市群不同,CCEC呈现出“双核驱动、省际分割、内部差异”的独特空间格局,中间地带相对薄弱,且重庆的重工业导向与四川较丰富的清洁能源禀赋构成显著区域异质性。这种空间形态与产业错配使CCEC成为研究CO2排放跨区域空间关联机制、探索差异化协同治理路径的理想案例。现有研究存在三方面不足:一是尺度局限,多集中于省级或市级,掩盖了城市群内部的微观空间分异,而县级是实施减排政策的基本运营单元;二是对象局限,网络分析多以单中心或成熟均衡城市群为样本,缺乏对“双核驱动、内部分化”快速工业化不平衡空间系统(如CCEC)中跨区域关联网络动态演化模式的认识;三是方法局限,传统全局空间测量(如单全域标准差椭圆SDE)在处理多中心系统时易扭曲空间参数,且缺乏宏观空间动态与微观关系网络流的系统耦合。

**研究目的与内容**
为弥补上述空白,研究人员以CCEC县级单元为实验对象,旨在:(1)通过整合多源遥感与社会经济数据,构建2000—2020年长时间序列县级CO2排放数据集;(2)采用双核解构标准差椭圆(Dual-core deconstructed SDE)方法,揭示双核的空间迁移轨迹;(3)利用修正重力模型(Modified Gravity Model)和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重建空间关联网络,系统分析拓扑演化、核心制造业节点权力重构及中介枢纽的方向性交互模式。论文发表在《Sustainability》。

**关键技术方法**
(1)**多源数据融合估算**:整合土地利用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RESDC)和夜间灯光数据(来自哈佛Dataverse平台,经自动编码器与交叉传感器校准融合处理),采用自上而下空间降尺度方法估算县级CO2排放,其中非建设用地使用碳排放系数法,建设用地使用基于夜间灯光总量与统计能源碳排放的回归模型(R2=0.72)。
(2)**双核解构标准差椭圆(Dual-core deconstructed SDE)**:将研究单元划分为成都都市圈和重庆都市圈两大核心集群,分别进行加权SDE分析,提取重心坐标并追踪其时空迁移轨迹,克服传统全局SDE在多中心系统中参数扭曲的局限。
(3)**修正重力模型**:构建包含人口、GDP及第二产业占比的综合质量指标,计算县级间CO2排放空间关联强度,并引入方向修正系数反映不对称交互。
(4)**社会网络分析(SNA)**:基于二值化空间关联矩阵,计算网络密度、关联度、等级、效率等全局指标,以及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等个体节点指标,定量分析网络拓扑与节点角色。

**研究结果**

**3.1.1 空间分布的一般特征**
通过构建县级CO2排放数据集,发现2000—2010年总排放持续上升,2010年达峰值,2015—2020年下降并趋于稳定,反映区域从早期快速工业化向近期产业结构调整的转变。排放结构上,建设用地排放占主导,林地、草地、水体碳汇能力有限。县级尺度上,高排放区集中在成都主城区及近郊区(如龙泉驿、双流)和重庆中心城区(如渝北),而盆地边缘及中部腹地县保持低排放,呈现核心-边缘分异。

**3.1.2 重心迁移空间轨迹**
运用双核解构SDE分析,单独测量双核各自的重心轨迹(图6a)与全域整体测量(图6b)。结果显示:整体SDE长轴保持西北—东南方向,与CCEC主经济轴一致;整体重心在双核几何中心(如资阳市乐至县与雁江区交界)小幅移动,表明双核在CO2排放增长上维持空间平衡。分开测量发现,成都CO2排放重心从西北向东南迁移,由“东进”战略驱动制造业跨龙泉山迁至简阳、龙泉驿;重庆重心向西北迁移,由“西扩”战略推动重工业与电子制造业向西部毗邻县(璧山、铜梁)扩张。这种双向产业分散导致双核CO2排放重心向中部盆地空间收敛。

**3.2.1 网络拓扑形态演化**
基于修正重力模型构建空间权重矩阵,绘制2000—2020年重力网络拓扑图(图7、8)。演化特征包括:空间关联密化——2000年关联稀疏分散,2020年边数增加并覆盖全域;空间集聚与双核主导——高容量节点和强边集中于成都及周边县、重庆中心城区及西部毗邻县;跨区域主轴强化与子网络形成——早期双核边主要限于各自都市圈,后期连接双核的高容量跨区域边增多,中轴线城市(资阳、遂宁、内江)关联增强,成绵乐走廊和川南城市群次级边显现。

**3.2.2 全局网络结构特征**
通过UCINET计算网络密度、关联度、等级和效率(图9)。关联度始终为1,全连通无孤立节点。网络密度从2000年0.297降至2005年0.253后保持稳定,表明空间关联从分散早期转向依赖主导通道的集中。等级指标从0.220降至0.035,说明早期由成都、重庆中心城区单向辐射的控制结构减弱,外围县产生更多空间交互。效率指标从0.519增至0.625,冗余边减少,空间关联愈发依赖特定渠道(如CCEC中央走廊),网络演变为以新制造业核心和中介枢纽为支撑的等级系统。

**3.2.3 自我网络和核心节点特征**
计算2000年和2020年各县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表2)。度中心性方面,2000年排名前列为成都、重庆传统老城区(成华、江北、金牛),2020年近郊区(成都龙泉驿、双流、新都、郫都,重庆渝北)成为核心连接节点,其飙升与“成渝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布局一致,高耗能制造业(汽车制造、电子信息)向这些内郊区转移,使其成为新的空间CO2溢出源。中介中心性方面,南川区、万源市、营山县、云阳县等位于盆地边缘或省市边界节点排名靠前,承担跨区域长距离CO2溢出中介角色;中轴线节点(简阳、船山)也因交通优势吸收双核传统制造业,成为网络中的“污染避难所”,其绿色技术能力滞后、环境准入门槛低导致承担不成比例的环境成本。同时,核心城区(锦江、武侯)中介中心性在2020年上升,表明后期中心城区不仅直接排放,还发挥空间调节功能。

**3.2.4 空间溢出和方向性交互模式**
提取重力值前40的县级关联对构建弦图(图10)。2020年弦图显示,制造业主导区(龙泉驿、渝北、双流)弧长更宽,内部弦向外辐射且不对称(源端宽、终端窄),表明核心制造业区对周围县产生强净CO2溢出效应。后期网络演化中,连接成都核心区与重庆中心城区的跨区域边明显增强,双核间CO2排放与经济交互量大幅增长。中轴线节点(简阳、船山)在弦图中呈现清晰流向,部分连接双核的重力流在此锚定,验证了SDE分析中“成都东移、重庆西移”的双核汇聚趋势,中轴线节点作为中介枢纽捕获并传递了大量空间关联。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网络等级下降而效率上升,表面上的协同改善实则反映排放模式沿新经济走廊加速同质化。与京津冀(BTH)单极严格等级、长三角(YRD)成熟多中心网络相比,CCEC处于过渡阶段,双核单方控制减弱,扁平化网络凸显结构转型中的空间管理挑战。时空动态在微观区域尺度上符合污染避难所假说:核心区向服务业转型,中介枢纽吸收制造业,导致环境成本空间错配。CCEC存在空间碳泄漏风险,局部减排难以实现全国“双碳”目标,需统一跨区域协调。方法不确定性包括夜间灯光降尺度模型R2=0.72的未解释方差、DMSP-OLS与NPP-VIIRS数据衔接问题,以及修正重力模型参数敏感性。未来需纳入2020年后数据、多温室气体、更细空间尺度,并采用QAP或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因果。

**研究结论**(5.1节):(1)双核解构揭示时空收敛——总排放先增后稳,成都重心向东南、重庆向西北迁移,双核向中部盆地汇聚;(2)网络结构化——形成全连通、高效率(0.625)、低等级(0.035)系统,结构从早期单极主导转向依赖区域主走廊的集中系统;(3)节点重构——第二产业驱动下核心溢出源转向内郊区制造业枢纽(龙泉驿、渝北),中轴线节点(简阳、船山)成为跨区域CO2转移的关键中介枢纽。

**政策启示**(5.2节):(1)促进技术转移与联合减排目标——核心制造业枢纽可充当绿色技术孵化器,向中介枢纽转移清洁生产技术,并在CCEC宏观层面设定联合减排目标,建立“CCEC联合碳治理委员会”协调管辖权碎片化;(2)设计量化跨区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基于SNA流量强度,补偿金额=净碳流量(Qnet)×基准区域碳价(Pc)×区域发展调整系数(β),需构建统一监测报告核查(MRV)系统并利用绿色金融(跨城市碳中和债券、公私合作)扩大补偿池;(3)整合市场化工具——根据县级网络结构角色动态调整碳配额,对高排放源节点收紧,对中介枢纽放宽,由联合委员会确保透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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