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Green or Grey? The Carbon Emission Impacts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echanism and Heterogeneity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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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证验证中国的“走出去”战略是否影响全球二氧化碳(CO2)排放,本研究使用2003–2021年6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集,调查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接受国CO2排放的影响。此外,研究人员分别检验了中国OFD
为了实证验证中国的“走出去”战略是否影响全球二氧化碳(CO2)排放,本研究使用2003–2021年6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集,调查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接受国CO2排放的影响。此外,研究人员分别检验了中国OFDI对接受国CO2排放的三种主要效应(即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B&RI)对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性,全球面板被分为两个子面板(即B&RI国家与非B&RI国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全球面板和B&RI国家中,中国OFDI对CO2排放的总效应为正,但在非B&RI国家中为负。尽管中国OFDI通过扩大经济规模(规模效应)和抑制产业升级(结构效应)增加了接受国的CO2排放,但中国OFDI的技术效应减轻了温室效应。基于上述发现,研究提出了若干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缓解接受国的CO2排放并促进中国OFDI的增长。
**论文解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影响——机制与异质性证据**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全球碳治理与低碳发展议题日益受到关注,跨国投资的环境外部性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焦点。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经历了爆发式增长:海外投资实体从2003年的3400家增至2019年的44000家,累计净OFDI存量从2003年的332亿美元(2010年不变价)跃升至2019年的2198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8%。这一扩张在促进全球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OFDI对接受国二氧化碳(CO
2)排放影响的争议。现有研究存在两大不足:一是多数研究采用单一方程模型,难以揭示OFDI通过规模、技术、结构三条路径的复合净效应;二是缺乏对“一带一路”倡议(B&RI)与非B&RI国家之间投资结构异质性的系统比较。中国OFDI在B&RI国家主要投向基础设施、能源电力等高碳行业,而在非B&RI国家则集中于金融、科技、文化娱乐等低碳领域,这种结构性差异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碳排放效应。然而,既有文献往往将两类接受国混为一谈,导致结论片面且政策参考价值有限。
为此,本研究基于2003–2021年68个国家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系统考察中国OFDI对接受国CO
2排放的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并进一步将样本分为B&RI与非B&RI国家进行分组回归,以揭示异质性影响。该研究发表于《Sustainability》,其边际贡献在于:第一,通过定量评估中国大规模海外投资与全球CO
2排放的动态关联,丰富了国际投资环境后果的实证证据;第二,将B&RI与非B&RI区域的投资结构异质性纳入分析框架,为优化中国OFDI布局、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和参与全球碳排放治理提供了差异化政策启示。
**二、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联立方程模型(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SEM)替代传统单一方程方法,以克服OFDI与CO
2排放之间多变量相互依赖带来的估计偏差。具体而言,将CO
2排放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三个内生变量,分别构建方程并纳入中国OFDI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估计方法为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并通过F统计量检验弱工具变量问题。数据来源方面,CO
2排放数据取自英国石油公司(BP)《世界能源统计评论》,中国OFDI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控制变量(如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度、人口密度、就业、城市化率)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样本覆盖68个国家(2003–2021年),共1292个观测值。为进行异质性分析,根据2019年是否正式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将样本分为33个B&RI国家和35个非B&RI国家。
**三、研究结果**
**1. 基准回归结果**
联立方程模型估计显示,中国OFDI对接受国经济规模(规模效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OFDI每增加1%,接受国GDP上升约0.100%,而经济规模每扩大1%导致CO
2排放增加1.191%,验证了假说H1(规模效应增加排放)。技术效应方面,OFDI每增加1%使能源效率(以单位GDP能耗衡量)提升0.009%,而能源效率每提高1%使CO
2排放下降1.065%,支持假说H2(技术效应减少排放)。结构效应方面,OFDI每增加1%导致接受国第二产业占比下降0.013%(即工业升级受阻),但产业升级本身(第二产业占比上升)却显著增加CO
2排放(系数0.046),这与假说H3(结构效应减少排放)相反,说明中国OFDI通过抑制向第三产业转型而加剧了碳排放。综合计算,中国OFDI对CO
2排放的总边际弹性为0.100×1.191 + 0.009×(?1.065) + (?0.013)×0.046 = 0.108917 > 0,表明净效应为正,即中国OFDI总体上增加了接受国的CO
2排放。
**2.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结论可靠,研究人员进行了五项稳健性检验:采用单一方程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结果仍为正(净效应0.368117);替换自变量为OFDI流量绝对值和人均OFDI,净效应均显著为正;替换因变量为碳排放强度(单位GDP的CO
2排放量),结果一致;剔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2021年COVID-19疫情冲击的样本,核心系数符号与显著性未变;使用自变量滞后项以缓解双向因果内生性,结果仍支持基准结论。
**3. 异质性分析:B&RI与非B&RI国家**
分组回归揭示出显著的区域差异。在B&RI国家中,规模效应为正(OFDI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增加排放),技术效应为负(OFDI抑制能源效率),结构效应为负(OFDI阻碍工业升级),净效应为正。在非B&RI国家中,规模效应为负(OFDI抑制经济增长),技术效应为正(OFDI提升能源效率),结构效应不显著,净效应为负。这一差异源于投资结构的分化:B&RI国家中,中国OFDI以国有企业为主,集中于基础设施、能源电力等高碳行业,扩大了经济规模并抑制了产业向服务业升级,同时由于当地人力资本和制度吸收能力不足,未能实现技术外溢;非B&RI国家中,OFDI多投向金融、科技等低碳领域,且受发达经济体严格环境规制的影响,技术效应显著,而经济规模因利润回流和挤出效应被抑制,最终导致碳排放下降。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发现,中国OFDI的碳效应存在鲜明的区域异质性,这主要源于投资结构、合作机制及接受国吸收条件的系统性差异。B&RI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中国OFDI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项目,虽有力推动了经济增长,但高能耗特征显著,且当地人力资本和环境规制薄弱,导致技术效应未能发挥减排潜力。非B&RI国家多为发达经济体或资源依赖型国家,中国OFDI集中于技术获取型并购和高端服务业,在严格环境规制(波特效应)下提升了能源效率,同时因利润汇回和挤出效应抑制了经济扩张,从而整体降低碳排放。此外,结构效应在B&RI国家表现为对工业升级的抑制,这与投资集中于资源开采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垂直型低端产业转移模式有关。
**结论部分翻译**:为验证中国OFDI是否影响全球温室效应,本研究基于2003–2021年68个国家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考察了中国OFDI对接受国CO
2排放的三种主要效应(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并将68个国家分为B&RI与非B&RI两类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发现如下:(1)中国OFDI对CO
2排放的净效应(以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之和计算)在全球范围内为正。具体而言,OFDI对CO
2排放的总边际效应为0.108917,显著大于0,表明中国OFDI对CO
2排放具有正向影响。(2)机制分析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正效应的来源:该正效应主要归因于OFDI引发的经济扩张(规模效应)和产业升级迟滞(结构效应)所产生的排放,而这些排放未被能源效率提升(技术效应)带来的减排完全抵消。(3)异质性分析揭示,中国OFDI对CO
2排放的净效应(由规模、技术和结构路径合成)在不同区域间差异显著。B&RI国家的净边际效应为正,表明OFDI加剧了碳排放,而非B&RI国家的净效应为负,表明OFDI起到了缓解作用。其中,研究人员发现一个重要结论:中国OFDI将抑制B&RI国家的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