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农业可持续技术采用的社会经济决定因素及其对农业总产值（GVP）的影响

《Economies》：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Sustainable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Brazilian Agricultural GVP

　　

巴西农业部门以持续的生产二元性为特征：一个技术先进的出口导向型细分领域与大量产生低经济回报的小农户并存。理解这一差距的经济决定因素，需要超越个体农场调查，转向系统性、全国代表性的证据。本研究利用2017年农业普查中汇总至558个微观区域的數據，并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考察了巴西农业中可持续技术采用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及其对农业总产值（GVP）的影响。与以往基于调查的研究不同，基于普查的方法减少了相对于小样本调查的样本选择偏倚，并支持在完整普查覆盖基础上进行宏观层面的生态学分析。结构模型解释了技术采用方差的69.2%（调整后R2=0.692）和GVP方差的47.4%（调整后R2=0.474）。结果表明，农村合作社是驱动信贷获取（β=0.733）和技术援助（β=0.746）的主导性制度机制，其效应量远超个体层面因素。技术信息获取（β=0.215）和技术采用本身（β=0.179）也对GVP产生正向影响。这些发现表明，克服生产二元性需要以农村合作主义、数字连接和制度能力为中心的系统性政策路径。

**论文解读：巴西农业可持续技术采用的社会经济决定因素及其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

**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球气候变化通过气温上升和大气CO₂浓度增加，引发干旱、暴雨、热浪等极端天气事件，严重威胁粮食生产安全。传统农业技术集约化虽提高了产量，但往往导致土壤有机质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侵蚀加剧、地下水污染及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等土壤退化问题。在此背景下，采用可持续技术（如作物轮作、免耕系统、土壤改良剂等）被视为增强气候韧性、提高生产力并保护自然资源的关键路径。然而，巴西的可持续技术采用率仍然较低：根据2017年农业普查，全国507万个农村地产中，仅18.66%采用作物轮作，10.91%采用免耕系统，42.27%使用化肥，14.36%使用土壤改良剂。巴西农业呈现显著的生产二元性：一方面是高技术、出口导向的规模化生产者，另一方面是大量低产出、以家庭生计为主的小农户。理解这一差距的经济决定因素，需要从个体农场调查转向系统性、全国代表性的宏观证据。尽管可持续技术具有减缓气候影响和改善经济结果的潜力，但社会经济驱动因素、技术采用与农业总产值（GVP）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在巴西尚未得到充分探索。

**研究内容与结论**

该研究发表于《Economies》期刊，利用2017年巴西农业普查数据（由巴西地理与统计研究所（IBGE）实施），以558个微观区域为分析单元，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考察可持续技术采用（AST）的社会经济决定因素及其对GVP的影响。研究提出14项假设（H1–H14），涵盖信贷获取、技术援助、集体组织、水资源可用性、机械装备、技术信息来源、教育水平、年龄等因素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以及技术采用、集体组织、技术援助和技术信息来源对GVP的影响。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估计，测量模型通过收敛效度（AVE>0.50）、判别效度（Fornell-Larcker准则）和组合信度（CR>0.70）验证。结构模型结果解释了技术采用方差的69.2%（调整后R2=0.692）和GVP方差的47.4%（调整后R2=0.474）。关键发现包括：农村合作社是驱动信贷获取（β=0.733）和技术援助（β=0.746）的主导性制度机制，效应量远大于个体层面因素；技术信息来源对GVP有稳健正向影响（β=0.215）；技术采用本身对GVP有正向影响（β=0.179）。研究还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采用单一分母（按地产数量NP）重新估计模型，发现14条路径中有9条保持显著，但涉及技术援助（ATA）和技术信息来源（STI）的若干路径失去显著性，表明这些特定直接效应需谨慎解释，而合作社的核心作用得到强化。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使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1）基于2017年巴西农业普查的全国性数据，覆盖558个微观区域，采用普查数据而非小样本调查，以减少样本选择偏倚；2）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用于评估测量模型（外模型）和结构模型（内模型）之间的关系；3）指标归一化处理，将原始计数按地产数量（NP）、面积（AP）或雇佣人员（PE）进行标准化，以确保跨微观区域可比性；4）稳健性检验，包括替代归一化方案（单一NP分母）和排除最弱指标（AW3）的重新估计；5）判别效度评估使用HTMT准则（异质-单质比率），发现部分构念对存在判别效度问题，但通过Fornell-Larcker准则确认主要构念的区分性。

**研究结果**

**测量模型验证**：初始42个观测变量经迭代调整后，最终保留27个指标，因子载荷范围为0.379至0.938。收敛效度（AVE>0.50）和组合信度（CR>0.70）均达到阈值。HTMT分析发现13个构念对（29%）超过保守阈值0.85，其中6对超过1.00，主要集中在ATA（技术援助）和CO（集体组织）两个仅含两个指标的构念，提示判别效度问题，但研究透明报告并讨论了其影响。

**结构模型结果**：模型对技术采用（AST）的解释力为69.2%，对信贷获取（AC）为53.6%，对技术援助（ATA）为55.6%，对GVP为47.4%。所有因果路径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低于5.00，表明无多重共线性问题。

**集体组织的作用**：假设H4（集体组织→技术援助，β=0.733，f2=1.161）和H5（集体组织→信贷获取，β=0.746，f2=1.256）得到强有力支持，效应量远大于其他预测因子。这表明合作社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专业化和持续支持、增强集体议价能力，成为可持续技术现代化的关键催化剂。

**技术采用的决定因素**：信贷获取（H1，β=0.245）、技术援助（H2，β=0.151）、集体组织（H3，β=0.160）、水资源可用性（H6，β=0.057）、机械装备（H7，β=0.126）、技术信息来源（H8，β=0.233）、教育水平（H9，β=0.157）和年龄结构（H10，β=0.113）均对技术采用有显著正向影响。但H2和H8在替代归一化稳健性检验中失去显著性，需谨慎解释。

**对GVP的影响**：技术采用（H11，β=0.179）、集体组织（H12，β=0.223，但未通过稳健性检验）、技术援助（H13，β=0.182，未通过稳健性检验）和技术信息来源（H14，β=0.215）均与GVP正相关。其中H14的效应在替代归一化下依然稳健，且增强超过50%。

**讨论与结论**

研究讨论部分强调，巴西农业的可持续技术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性过程，其中制度支持、信息基础设施和认知能力比单纯物理资源更为重要。集体组织（尤其是合作社）通过整合信贷、技术援助和集体行动，成为克服生产二元性的核心制度机制。技术信息来源（数字连接和专门媒体）主要通过影响经济产出而非技术采用来促进发展。个体层面的信贷和技术援助效应较小，表明孤立干预不足，需要制度性配套。政策建议聚焦三大支柱：加强合作主义以管理交易成本和风险、投资农村连接以支持数据驱动决策、针对年轻农民制定专门计划以维持创新活力。研究局限包括：未纳入气候变量和价格波动、依赖2017年截面数据、存在生态推断限制、HTMT判别效度问题以及归一化选择对部分路径的影响。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数据追踪采用模式对气候事件和政策变化的响应。总之，可持续集约化需要将保护性实践与强大的制度网络和现代信息支持相结合，制度支持和信息基础设施是可持续技术转化为更强经济结果的关键使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