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es》:Does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Spending Crowd in Green Investment? The Role of Carbon Pricing and the Limits of Fiscal Policy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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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国政府正在增加环境保护支出,但此类支出是否能有效拉动私人资本流入绿色资产仍远未明确。本文旨在探究国家层面的政府环境支出(GGE)是否能挤入绿色投资(GI),检验碳定价(CP)对该关系是否具有调节作用,并剖析其作用渠道。基于2010年至2021年33个国家
全球各国政府正在增加环境保护支出,但此类支出是否能有效拉动私人资本流入绿色资产仍远未明确。本文旨在探究国家层面的政府环境支出(GGE)是否能挤入绿色投资(GI),检验碳定价(CP)对该关系是否具有调节作用,并剖析其作用渠道。基于2010年至2021年33个国家的不平衡面板数据,研究人员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发现,以发电结构中的可再生能源份额作为绿色投资代理变量的情况下,环境支出本身并不能显著预测绿色投资。这一结论在多种模型设定、动态系统广义矩估计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成立。财政支出与碳定价之间的交互效应方向为正——在从无碳定价的“国家-年份”向有碳定价的“国家-年份”过渡时,政府支出的边际效应由负转正——但若单独对交互项及各边际效应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发现它们在统计学上均无法与零显著区分,故该证据具有探索性而非性质上的确证。自助法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政府支出显著深化了金融市场,但这种深化并未自动转化为绿色资本的配置,这指出了总体金融深度与绿色金融能力之间存在的差距。以2024年举办COP29的阿塞拜疆作为说明性政策案例进行探讨:该国环境支出远低于样本均值,缺乏碳定价机制,且制度质量得分为负,这一组合有助于说明为何该国的绿色投资滞后于其既定目标。研究结论不支持财政支出与碳定价作为互补政策工具的强力因果主张,但数据在方向上与该假设相符,表明希望动员私人绿色资本的政府不能仅依赖财政支出,还需要建立运转良好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
向净零排放目标转型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特别是在发展中经济体和资源依赖型国家中,其融资需求庞大但填补缺口的制度与市场条件却极为薄弱。学术界与政策界一直关注两个核心问题:政府的环境保护支出能否有效催化私人绿色投资,还是仅仅产生替代效应?要实现这种催化作用,还需要哪些配套的政策环境条件。从理论逻辑来看,政府支出通过降低技术与政策风险、建设配套基础设施以及释放长期转型承诺信号,理应产生“挤入效应”。然而,现有实证研究结论较为复杂,既有证据支持正向促进,也有研究发现特定制度与所有权结构下会产生“挤出效应”或非线性影响。已有文献表明财政支出的效果往往是“有条件的”,取决于政策环境的其他要素。此外,与通过改变风险定价运作的碳定价机制相比,财政支出能否与之产生理论上的互补关系,以及制度质量和金融发展深度在此过程中扮演何种传导渠道角色,仍需在宏观层面进行严格检验而非仅停留在理论假设之上。因此,研究团队开展了针对33个国家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实证检验了财政环境支出、碳定价与绿色投资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作用机制。论文发表在《Economies》期刊上。
研究团队为开展此研究,主要采用了2010年至2021年包含33个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面板数据。样本队列数据主要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气候指标数据库、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以及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等宏观统计数据库。在技术方法上,研究团队将双向固定效应(FE)模型作为基准计量框架,通过在国家和年度层面控制不可观测的异质性来识别因果关系。为处理潜在的内生性与反向因果问题,研究采用了动态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外,研究团队构建了调节效应模型以考察碳定价的作用,并运用基于600次国家层面块状自助法抽样的因果中介分析来检验制度质量与金融发展的传导渠道,同时结合分位数回归、多重插补及“留一国交叉验证”等手段全面评估了核心结果的稳健性。
在“政府支出是否挤入绿色投资?”这一部分,研究团队通过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发现,政府环境支出系数在所有基准设定中均呈现负向且在统计学上不显著,表明单一财政支出无法显著预测以可再生能源发电份额代理的绿色投资水平,假设1未获支持。控制变量显示贸易开放度对可再生能源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通货膨胀率则对长期绿色投资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在“碳定价是否改变局面?”部分,研究人员通过引入交互项发现,财政支出与碳定价的交互项虽呈正向但不具备常规显著性。简单斜率检验表明,在无碳定价条件下,政府支出的边际效应为-4.55(p=0.45);在引入碳定价后,边际效应转为+0.26(p=0.97),两者均无法在统计学上显著区分于零。尽管符号变化方向与假设2一致,但这仅提供了一种探索性而非确证性的证据,支持了碳定价可能作为财政政策互补品的方向性假设。此外,将二元分类指标替换为连续的有效碳价格后,系数仍不显著,表明这种潜在的互补性仅存在于是否实施碳定价的“广延边际”,而非碳价高低的“集约边际”。
在“传导渠道”部分,研究团队基于自助法中介效应检验得出了两个关键结论。首先,制度质量并未发挥中介作用,政府支出未能显著改善总体治理水平进而拉动绿色投资。其次,金融发展呈现出更为深刻的现象:政府支出显著加深了金融市场中私人信贷占GDP的比例,但这种金融深化并未自动转化为绿色项目的资本配置,导致总体间接效应为零。这凸显出宏观金融深度与微观绿色金融能力之间存在实质性割裂。
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比”部分,研究通过样本分组发现结论存在异质性。在发达国家组中,绿色投资主要受技术成本与规制微调驱动,模型解释力较低;而在发展中国家组中,人均收入水平是主导因素,但政府环境支出在两个子样本中均不显著,再次印证单一财政政策的失效。
在讨论部分,研究团队特别以阿塞拜疆为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该国存在“三重赤字”:环境支出占GDP比重不到样本均值的一半,缺乏碳定价机制,制度质量得分为-0.58。尽管该国在2024年举办了COP29并设立宏大目标,但由于缺乏碳定价工具及金融机构缺乏绿色分类、长期借贷及风险评估能力,宏观层面上充沛的流动性无法进入绿色项目,这生动解释了“流动性银行与空壳绿色投资组合”的绿色融资悖论。
在总结结论部分,研究团队指出Green transition不会仅靠政府资金实现,但也离不开政府干预。宏观层面的核心结论表明,财政支出必须在激活互补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研究建议决策者不应单凭财政干预,而应设立基础碳定价机制以释放转型信号,并重点投资于绿色金融基础设施。该研究的结论强调,财政政策的任务不仅仅是增加支出,而是要通过与碳定价机制及绿色金融基础设施的协同配合,为私人资本的深度动员与精准配置搭建长周期的宏观制度平台。未来研究应进一步采用交错准自然实验设计探讨微观企业投资组合异质性,并针对绿色金融能力开发更为普适的量化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