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in and Spine》：Coping strategies of neurosurgeons in response to major surgical complications: A nationwide questionnaire assessment in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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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讨重大手术并发症对德国神经外科医生情绪和心理的影响，重点关注识别应对策略、感知到的支持障碍以及机构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第二受害者”（second victim）现象的背景下。研究问题：德国神经外科医生如何处理重大并发症，哪些障碍限制了心理支持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重大手术并发症对德国神经外科医生情绪和心理的影响，重点关注识别应对策略、感知到的支持障碍以及机构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第二受害者”（second victim）现象的背景下。研究问题：德国神经外科医生如何处理重大并发症，哪些障碍限制了心理支持的获取？材料与方法：在本横断面研究中，对德国大学医院神经外科医生进行了一项全国性匿名在线调查。调查包含18个条目，评估人口学特征、高风险手术暴露、对Clavien-Dindo分级IV/V级（Clavien-Dindo Grade IV/V）并发症的情绪反应、应对机制以及机构支持的可及性。对110份完整问卷的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进行分析。结果：80%的参与者报告经历过重大并发症，其中60%仍受情绪影响。高水平的愧疚感和自我怀疑很常见。最常见的应对策略是主动行为（proactive behavior, 62.4%）、反刍（rumination, 57.8%）和寻求社会支持（seeking social support, 60.6%）。仅26.4%报告曾获得正式心理支持——尽管82.7%的未获得支持者认为有必要。在低错误容忍文化中，适应不良应对（maladaptive coping）更为普遍，且早期职业外科医生更倾向于外化责备（externalize blame）。讨论与结论：重大并发症对神经外科医生的心理健康影响显著，然而机构支持仍然不足。研究结果呼吁建立强制性、保密的心理支持，结构化的汇报机制，以及向非惩罚性、学习导向的环境进行文化转变，并借助医学伦理作为文化变革的关键工具，以保障外科医生的福祉和患者安全。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
神经外科手术因其高复杂性和高风险性，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高居不下。一项前瞻性观察研究显示，在963例颅脑或脊柱手术患者中，并发症发生率高达21.6%，其中颅脑手术（26.6%）高于脊柱手术（17.5%），术后死亡率在颅脑组为4.9%，脊柱组为1.7%。这些数据表明，即使是轻微偏差也可能导致严重患者伤害或死亡。不良事件对医生造成的情绪和心理影响，即“第二受害者”（second victim）现象，已引起广泛关注。研究显示，美国神经外科医生中58.4%经历过导致患者死亡的并发症，80.3%经历过短期伤害，79.6%经历过长期伤害，这些事件对55.6%的受访者情绪健康产生显著或深远影响。然而，支持机制仍不完善：在整形外科住院医师中，仅24.3%在不良事件后获得情绪支持；在妇产科中，年轻和女性医生更倾向于回避同事互动。德国一项针对内脏外科医生的点患病率研究发现，71.6%的未获得专业支持者表达了需求。尽管如此，机构文化（如“大男子主义”态度和沟通障碍）常阻碍医生寻求帮助。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匿名全国性问卷调查，揭示德国神经外科医生面对重大手术并发症时的感受、顾虑和应对策略，并考虑层级结构、错误容忍政策（error tolerance policy）以及专业管理支持等因素。
**本研究开展的内容、结论与意义**
研究人员通过全国性匿名在线问卷调查，收集了德国大学医院神经外科医生的数据。共110份完整问卷纳入分析。结果显示，80.9%的参与者曾作为主刀医生经历过Clavien-Dindo分级IV/V级（危及生命需要重症监护或患者死亡）并发症，60.0%的参与者目前仍受情绪影响。医生报告高水平的患者及家属共情（中位数8.00/10）、愧疚感（7.00）和自我怀疑（8.00），而法律后果担忧（5.00）和同事责备担忧（4.00）程度中等。最常见的应对策略是主动学习（62.4%）、寻求社会支持（60.6%）和反刍（57.8%）；适应不良策略如否认（22.9%）、合理化（20.2%）和物质使用（8.3%）也有报告。在低错误容忍文化中，否认/合理化（31.6% vs. 14.1%）和物质使用（13.2% vs. 5.6%）比例更高，而高错误容忍环境中反刍和主动学习更常见。早期职业外科医生（1-5年）更倾向于外化责备（31.6%）。仅26.4%的参与者报告雇主提供正式心理支持，但82.7%的未获得支持者认为有必要。在可获得支持者中，仅13.8%实际使用过，而使用者的100%认为有帮助。该研究发表在《Brain and Spine》。结论强调，重大并发症对神经外科医生心理健康影响显著，但机构支持严重不足，亟需建立强制性、保密的心理支持、结构化汇报机制，并推动向非惩罚性、学习导向的文化转变，以保障医生福祉和患者安全。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通过Lime Survey平台实施全国性匿名在线问卷调查。问卷改编自Mehdorn等（2024）关于内脏外科手术并发症的问卷，包含18个条目，涵盖人口学与职业背景、高风险手术暴露（如血管畸形、功能区肿瘤切除术）、对严重并发症（Clavien-Dindo分级IV/V级）的情绪反应（采用10点Likert量表评估愧疚、自我怀疑等）以及组织支持与应对策略。样本来源：通过德国神经外科学会（DGNC）邮件列表（2008名成员）和德国大学医院神经外科医生邮箱分两阶段招募。数据收集于2026年1月起为期10周，共110份完整问卷。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IBM SPSS Statistics 31.0.2.0），图表使用PRISM 10绘制。
**研究结果**
**3.1 样本特征与组织结构**：110名参与者中，男性占74.5%，年龄分布以31-40岁（33.6%）和41-50岁（26.4%）为主；工作经验>20年者占35.5%，11-20年者占27.3%；职位中高级医师（Senior Physician）占38.2%，科室主任占20.9%，住院医师占24.5%。17.3%强烈同意“机构高度层级化”，50.9%评分为8-10分（10分制）。65.4%同意“错误被公开讨论和建设性处理”，34.6%不同意。
**3.2 并发症**：12.7%每日进行高风险择期手术，20.9%每周三次，28.2%每周一次。80.9%报告曾经历Clavien-Dindo分级IV/V级并发症。60.0%目前仍受情绪影响，55.5%感到个人责任，20.9%否认，23.6%不确定。情绪反应中，共情（中位数8.00）、自我怀疑（8.00）和愧疚（7.00）得分最高，而去人格化（1.00）最低。
**3.3 应对机制**：最常见应对策略为主动学习（62.4%）、寻求社会支持（60.6%）和反刍（57.8%）；否认（22.9%）、合理化（20.2%）和物质使用（8.3%）较少。按经验分组：早期（1-5年）医生外化责备比例最高（31.6%）；6-10年组反刍（71.4%）和寻求社会支持（71.4%）最高；11-20年组主动学习最高（70.0%）；>20年组积极活动（如爱好）最低（17.9%）。按错误容忍政策分组：高容忍环境中反刍（62.0% vs. 50.0%）和主动学习（64.8% vs. 57.9%）更高；低容忍环境中否认/合理化（31.6% vs. 14.1%）、物质使用（13.2% vs. 5.6%）和通过爱好分散注意力（42.1% vs. 21.1%）更高。
**2.4 专业应对**：80.0%参与者报告存在结构化反思并发症的会议（如发病率和死亡率会议）。仅26.4%的机构提供正式心理支持。在未提供支持者中，82.7%认为应该提供。在可获得支持者中，仅13.8%实际使用过，但100%的使用者认为有帮助。
**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揭示了德国神经外科医生面对重大手术并发症时的情绪负担和应对策略，并强调了机构文化的关键作用。高共情水平虽有益但增加心理脆弱性；愧疚和自我怀疑水平高，与文献一致。反刍和寻求社会支持是主要应对方式，但反刍可能具有适应不良的一面。主动学习策略普遍，但正式心理支持使用率极低，存在供需矛盾。错误容忍文化影响显著：低容忍环境促进适应不良应对，高容忍环境可能促进心理安全。尽管80%的部门有M&M会议，但缺乏情绪支持功能。研究呼吁整合结构化心理汇报、强制保密支持，并推动文化变革。医学伦理可作为资源，减少道德困境。结论部分翻译：本研究结果强调，神经外科机构需对不良事件应对进行系统性变革。鉴于大多数神经外科医生在重大并发症后报告显著情绪困扰，且仅少数能获得正式心理支持，医院和学术中心必须将强制性、保密且无污名化的心理支持项目制度化。这些项目应提供即时接触训练有素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同伴支持网络和结构化事后汇报，帮助医生在安全支持环境中处理经历。然而，研究揭示了一个关键悖论：即使支持可用，也常未被利用。这凸显了可及性本身不足；意识、信任和文化接受度仍是关键障碍。因此，亟需在神经外科学会内开展针对性宣传运动，并进行关于情绪困扰、应对策略和可用资源的系统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