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s)是一类持久性合成化学物质,被广泛用于食品包装、纺织品、涂料以及各类消费品和工业产品中1。由于含有碳-氟键,这类物质极难降解,因而会在各种生态系统中长期积累。人类通过饮用水、食物摄入和吸入等方式持续接触这些污染物,进而使代谢活跃的器官长期处于化学应激状态2。随着传统PFASs的逐步淘汰,多氟烷基磷酸酯(PAPs)被广泛用作食品接触材料中的替代品,成为主要的含氟表面活性剂之一3。
环境监测研究表明,PAPs及其前体在环境中普遍存在。例如,中国境内的饮用水中就检测到了PAPs,其浓度范围在1.4到76.7 ng/L之间4。在温哥华采集的住宅灰尘样本中,100%都检测到了多氟烷基磷酸二酯(diPAPs),最高总浓度可达185,267 ng/g,其中6:2 diPAP在99%的样本中被检测到5。在食品包装材料中,6:2 diPAP是最常被检测到的PFAS,出现在61%的受检样本中6。此外,人类生物样本中也检测到了6:2 diPAP,中国人群的血清浓度约为410 ng/L,而美国人群的浓度中位数为1,900 ng/L(3), (7)。值得注意的是,6:2 diPAP在体内可代谢为全氟辛酸(PFOA)及其他全氟羧酸(PFCAs)(3), (7),这进一步增强了其在环境中的持久性及毒性潜力。尽管已有研究报道斑马鱼及其他模型中存在由6:2 diPAP引发的内分泌和发育紊乱现象,但其对肝脏代谢的具体影响尚不明确9。
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和实验证据表明,环境化学物质的暴露是导致代谢性疾病的重要因素,但这一作用至今尚未得到充分重视(10), (11)。在全球范围内,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的患病率不断上升,给全球公共卫生带来了日益严峻的挑战12。这是一种常见的慢性肝病,其特征为肝脏脂质积累,病情进展时还会出现炎症和纤维化改变13。这一疾病状况与PFAS毒理学密切相关,因为肝脏既是处理外源物质的主要场所,也是调控脂质和能量代谢的核心器官。多项系统评价指出,传统PFASs的暴露与肝损伤标志物、肝脂肪变性以及脂肪性肝病的发生发展存在关联(14), (15), (16), (17)。实验研究还表明,传统PFASs能够干扰肝脏的脂肪酸代谢、PPAR alpha介导的脂质调节功能、未折叠蛋白反应、氧化应激、炎症信号传导以及巨噬细胞与肝细胞的代谢交流(18), (19)。虽然可控地生成活性氧物种有助于可持续能源发展、先进生物传感技术以及光催化应用的发展(20), (21), (22),但环境污染物导致的过度积累却会引发病理性的氧化应激。尤为关键的是,早期接触这些环境污染物会增加后代患类似NAFLD的肝脂肪变性及持续性代谢功能障碍的风险(23), (24)。这些生物学过程与NAFLD进展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存在重叠,因此有理由将PFAS暴露视为导致类似NAFLD的肝损伤的一个因素。不过,目前大多数相关证据都来自传统PFASs的暴露研究,而6:2 diPAP对肝脏代谢的影响则尚未被充分阐明。
除了现象学观察之外,确定将6:2 diPAP引发的肝脏代谢应激与NAFLD相关细胞状态变化联系起来的具体分子节点至关重要。现有研究表明,传统PFASs引发的代谢紊乱往往伴随着细胞清除功能的受损25,包括自噬通量异常以及溶酶体功能障碍(26), (27)。然而,关于替代性PFAS化合物与肝脏自噬作用的研究仍然较少,它们对肝细胞降解途径的具体影响也尚未明确。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网络分析和转录组分析,确定了sequestosome 1(SQSTM1),即p62,是一种与病理性肝细胞重塑相关的关键应激响应枢纽。SQSTM1是一种选择性自噬受体和应激响应适配器,已被证明与肝脏生理功能密切相关(28), (29)。在脂肪肝和NASH模型中,SQSTM1/p62与氧化应激的控制以及脂毒性肝细胞损伤存在关联(30), (31)。基于这些发现,SQSTM1被视为连接环境应激与肝脏重塑的合理候选分子,但目前尚不清楚它是否也参与了替代性PFAS引起的代谢性肝损伤。
本研究旨在阐明早期接触6:2 diPAP如何导致后代出现NAFLD,并揭示其背后的调控机制。为此,我们首先通过结合斑马鱼早期暴露表型分析、网络毒理学方法以及转录组特征筛选,确定了关键的候选靶基因。为克服传统组织分析在疾病进展过程中无法精准反映细胞动态变化的局限性,我们进一步利用人类NAFLD/NASH单细胞RNA测序数据以及肝细胞伪时间分析技术对这些靶基因进行了验证(32), (33)。最后,我们通过基于scTenifoldKnk的虚拟基因敲除技术34、分子对接分析以及分子动力学模拟,研究了该核心信号通路的结构相互作用机制。这一跨尺度的分析框架将宏观层面的发育表型与微观层面的分子机制相结合,有助于深入理解新兴PFAS替代物的毒理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