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度建成环境中人口密度与鸟类集合物种多样性、系统发育结构和共现网络呈现变化关系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Human population density exhibits varying relationship with bird assemblage species diversity, phylogenetic structure and co-occurrence network in high-intensity built up environment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07日 来源: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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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密度建成环境也是频繁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区域。然而,人类如何影响该区域的自然关系需要进一步关注。研究人员以粤港澳大湾区的人鸟关系为研究系统,探讨了人口密度梯度与高密度建成环境中鸟类集合多样性和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发现,高密度建成环境仍保留了较高的鸟类物种多

  
高密度建成环境也是频繁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区域。然而,人类如何影响该区域的自然关系需要进一步关注。研究人员以粤港澳大湾区的人鸟关系为研究系统,探讨了人口密度梯度与高密度建成环境中鸟类集合多样性和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发现,高密度建成环境仍保留了较高的鸟类物种多样性和丰富度;鸟类集合的香农-维纳指数(Shannon-Wiener index)在1000人/km2梯度处最高,在超过3000人/km2梯度处最低,随人口增加总体呈下降趋势;辛普森指数(Simpson index)在人口梯度间无显著差异;皮洛均匀度指数(Pielou index)趋势与香农-维纳指数相反。系统发育结构在人口密度梯度间无显著差异。然而,在共现网络结构方面,全局节点强度(node strength)先升后降,在2000人/km2处达到峰值,而局部节点强度先降后升,在3000人/km2处达到最低。研究揭示,鸟类集合对人口密度增加呈现复杂的组织响应,这种响应无法仅通过传统多样性指标完全捕捉。研究结果强调了鸟类集合网络组织的关键转变。这意味着城市生态管理应不仅关注物种多样性保护,更重要的是在建成环境中维持栖息地连通性和复杂性,以保障物种相互作用网络——这是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关键组成部分。
**论文解读:高密度建成环境中人口密度梯度对鸟类集合多样性、系统发育结构及共现网络的影响**

**研究背景与目的**

城市化是全球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而人口密度是城市化强度最直观、最直接的体现。高密度建成环境(high-intensity built-up environment)是人与自然频繁交互的区域,但人类活动如何影响该区域的自然生态关系仍需深入探究。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城市化梯度下的物种多样性变化,如物种丰富度下降或生物同质化,但较少关注物种间相互作用网络(interaction network)的调整机制。鸟类作为环境变化的敏感指示物种,其集合结构对城市化响应迅速,但传统多样性指标(如香农-维纳指数、辛普森指数)难以全面捕捉集合内部的复杂组织关系。因此,本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为研究区域,旨在探讨人口密度梯度如何影响鸟类集合的物种多样性、系统发育结构(phylogenetic structure)以及共现网络(co-occurrence network)的组织模式,揭示鸟类集合在城市化压力下的适应机制,为城市生态管理提供科学依据。该论文发表在《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利用中国鸟类报告中心(China Bird Report Center)数据集,获取2019年12月至2020年11月期间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195个有效观测记录,涵盖232种鸟类。人口密度数据源自NASA社会经济数据与应用中心(SEDAC)的GPWv4(Gridded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Version 4)数据集,采用5 km网格分辨率,与鸟类观测时间(2020年)匹配。将人口密度划分为四个梯度:梯度a(100-1000人/5 km2)、梯度b(1000-2000人/5 km2)、梯度c(2000-3000人/5 km2)和梯度d(>3000人/5 km2)。通过计算香农-维纳指数、辛普森指数和皮洛均匀度指数衡量物种多样性;利用系统发育距离指标(ses.pd, ses.mpd, ses.mntd)评估系统发育多样性;基于物种-观测矩阵构建加权共现网络,计算平均节点强度(node strength)和平均加权局部聚类系数(local clustering coefficient)。统计检验采用TukeyHSD或Dunn检验,显著性水平设为0.05。

**研究结果**

**3.1 鸟类集合概述**
共记录232种鸟类,隶属19目56科。采样强度基本满足集合分析要求。丰度最高的物种为反嘴鹬(Pied Avocet, _Recurvirostra avosetta_)(占7%),其次为白鹭(Little Egret, _Egretta garzetta_)(6%)等。15种鸟类被列入IUCN红色名录,包括极危物种黄胸鹀(Yellow-breasted Bunting, _Emberiza aureola_)和濒危物种黑脸琵鹭(Black-faced Spoonbill, _Platalea minor_)。该结果通过物种积累曲线和物种列表呈现。

**3.2 物种多样性指数与人口密度梯度的关系**
香农-维纳指数随人口密度增加显著下降(P.adj<0.01),梯度a显著高于梯度d(P.adj<0.05),表明物种多样性损失在人口密度超过1000人/5 km2时尤为明显。辛普森指数在各梯度间无显著差异。皮洛均匀度指数随人口密度增加显著上升(P.adj<0.01),梯度a显著低于梯度d(P<0.01),表明物种均匀度在人口密度超过2000人/5 km2时显著增加。系统发育指标(ses.pd, ses.mpd, ses.mntd)在各梯度间无显著差异,说明人口密度未对进化谱系产生显著筛选作用。该结论通过TukeyHSD/Dunn检验及图3展示。

**3.3 集合网络结构与人口密度梯度的关系**
网络节点强度呈现非线性变化:梯度d平均节点强度最高(P.adj<0.01),梯度c最低(P<0.01),表明中等人口密度梯度(梯度b)时节点强度最高,呈“驼峰”模式。局部聚类系数方面,梯度d显著高于其他梯度(P<0.01),梯度b显著高于梯度a和c(P<0.01),梯度c显著低于梯度a(P<0.01),表明高密度梯度下网络模块化增强。该结果通过图4及补充图S1–S5展示。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
研究发现,鸟类集合α多样性与均匀度呈现解耦现象:随着人口密度增加,香农-维纳指数下降而皮洛均匀度指数上升,表明敏感物种被过滤,耐受性广布种(如白头鹎_Pycnonotus sinensis_)形成更均匀的新集合,这是生物同质化(biotic homogenization)的体现。系统发育结构保持稳定,说明高密度建成环境的过滤作用主要基于物种的生态功能性状(如广食性、高耐受性),而非进化谱系。网络结构呈现非线性响应:中等人口密度下节点强度最高,符合中度干扰假说(intermediate disturbance hypothesis),即适度干扰促进物种共存和相互作用;高密度下局部聚类系数显著升高,表明网络碎片化为内部紧密但模块间疏松的结构,可能增强生态网络应对干扰的鲁棒性。此外,景观格局(如绿地比例、破碎化程度)是驱动鸟类集合的关键因素,但需深入理解其如何改变鸟类共现关系。

**结论部分**
研究结果揭示了鸟类集合沿人口密度梯度的响应模式:(1)集合重组:随着人口密度增加,物种丰富度下降,优势格局转变,敏感物种被过滤,少数耐受性广布种形成更均匀的集合。(2)进化历史保守性:高密度建成环境对鸟类的过滤作用主要基于生态功能性状,而非进化谱系,提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应更关注功能性状多样性。(3)网络结构的非线性响应:鸟类集合内部相互作用强度在中等人为密度下达到峰值,在高密度下减弱并呈现模块化。这些结果表明,建成环境梯度可能通过复杂过程介导生物多样性重组,为城市生态管理提供重要线索。研究也指出局限性:基于共现数据的网络不等同于实际种间相互作用;人口密度是综合指标,具体驱动机制(如噪音、光污染、绿地管理)需进一步解构;5 km网格可能均质化微栖息地异质性;对生态位压缩机制的解释需未来直接证据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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