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类种群增殖是全球范围内广泛采用的恢复渔业资源的策略,每年有数十亿只养殖场培育的鱼类被放流到数十个国家中(Gonzalez et al., 2008, Wang et al., 2023a, Becker et al., 2023)。在最常见的幼鱼放流方式中,存在两个主要问题:放流后的生存与生长状况,以及可能对野生种群的遗传影响(如遗传多样性和种群结构)(Guest et al., 2017, Jiang et al., 2024, Ellis et al., 2002)。众多研究表明,放流的养殖场培育幼鱼在野外的存活率和生长速度往往较低,还可能对同种野生种群和水生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Blouin et al., 2021, Martin et al., 2026, Zhang et al., 2022)。例如,Lin等人(2021)发现,由于过度捕捞,放入长江流域湖泊的幼鱼无法形成自我维持的种群,因此建议增加放流频率(Lin et al., 2021)。
当野生种群数量严重减少且自然繁殖无法维持种群时,人们往往会采用亲鱼增殖策略。该策略是释放已达到性成熟的成年鱼,而非通常的养殖场培育幼鱼放流方式(Gao et al., 2021)。其目的不仅仅是增加种群数量,更是为了补充自然繁殖的亲鱼群体,让释放的成年鱼能够直接参与野外的繁殖活动,从而恢复自然的种群补充机制。因此,评估亲鱼增殖的效果需要考虑比幼鱼放流更复杂的问题:释放的亲鱼能否存活?能否成功繁殖?它们的后代能否存活至成年并参与种群补充?同时,还需考虑此类放流可能带来的遗传后果。然而,由于成本高昂以及长期监测的困难,关于亲鱼增殖的研究仍然较少。例如,Carr等人(2004)将养殖场培育的大西洋鲑鱼释放到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的马加瓜达维克河中让其繁殖,但次年几乎未检测到幼鱼,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这种策略无法恢复严重衰退的野生种群(Carr et al., 2004)。相反,Van Doornik等人(2025)证明,养殖场培育的钢头鳟(Oncorhynchus mykiss)在释放到野外后能够成功繁殖(Van Doornik et al., 2025)。这些不同的研究结果表明,亲鱼增殖的效果可能因物种、栖息地或放流策略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我们的研究小组在2016年至2017年间,在长江中游建鲤段及附近的石首段开展了银鲤亲鱼增殖项目。2019年,我们证实,释放的亲鱼在放流当年及随后几年均能成功产卵,且这些幼鱼的遗传多样性与野生种群没有显著差异(Chen et al., 2019)。不过,关于该种群长期可持续性的关键问题仍需进行系统化的定量评估:释放亲鱼的后代能否存活至性成熟并有效贡献于繁殖种群?它们的生长和适应能力是否与野生个体相当?增殖活动是否改变了野生种群的遗传结构和多样性?在本研究中,我们将亲鱼增殖的“长期”效应定义为放流后多代才显现的种群遗传和人口统计特征,此时第一代后代通常已达到性成熟并融入野生繁殖种群(在本研究中约为放流后6–8年)。这一时间尺度超出了我们之前仅关注放流后立即产生的幼体和稚鱼的短期评估范围。
自2020年起,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全面实施十年禁渔,这为研究上述长期效应提供了难得的、受控的自然实验条件(Wang et al., 2022)。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十年禁渔推动了长江鱼类资源的显著恢复。在流域层面,鱼类生物多样性的长期下降趋势已经得到遏制,鱼类生物量也大幅增加(Xiong et al., 2026)。在长江中游,四种主要鲤鱼(包括银鲤)的种群数量增长迅速;2023年,在建鲤监测点,这四种鲤鱼的卵和幼体数量达到了禁渔前的4.4倍(Zhu et al., 2026,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2023)。通过消除高强度的捕捞压力这一重要干扰因素,这项政策使得释放的个体及其后代首次能够在近乎自然的环境中完成整个生命周期,从而为准确追踪它们的存活情况、生长状况、基因渗入情况以及种群补充动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本研究利用微卫星亲缘关系分析技术,基于禁渔期(2023–2024年)采集的样本,追踪了2016年至2017年释放的银鲤亲鱼的后代。此外,通过比较养殖场出生个体与野生个体的遗传多样性和生长表现,进一步评估了这些后代在自然条件下是否能够存活至性成熟并参与种群补充。研究旨在明确在严格禁渔背景下,亲鱼增殖措施对长江渔业资源恢复的长期贡献及潜在风险。这项研究为中国大型河流中的水生生物资源恢复工作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和决策支持,有助于提升相关工作的精准度、科学性及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