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香烟中的尼古丁对美国死亡率、经济成本及重度抑郁的影响
《Tobacco Control》:Impact of reducing nicotine in cigarettes on mortality, economic costs and major depression in the US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07日
来源:Tobacco Control 3.3
编辑推荐:
摘要
引言: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了一项产品标准,旨在降低香烟中的尼古丁含量及其成瘾性。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措施会对经济状况以及那些因吸烟而遭受更大伤害的群体,如重度抑郁症患者,产生何种影响。本研究根据重度抑郁症患者的状况,评估了该尼古丁产品标准对美国人口的长期健康和经济影响
摘要
引言: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了一项产品标准,旨在降低香烟中的尼古丁含量及其成瘾性。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措施会对经济状况以及那些因吸烟而遭受更大伤害的群体,如重度抑郁症患者,产生何种影响。本研究根据重度抑郁症患者的状况,评估了该尼古丁产品标准对美国人口的长期健康和经济影响。
方法:我们利用2005–2023年的全国药物使用与健康调查数据,构建并校准了一个微观模拟模型,该数据涵盖了吸烟、电子烟使用以及重度抑郁症发作情况。基于FDA专家对政策预期效果的估算,我们用该模型模拟了从2027年到2100年的尼古丁产品标准实施情况。
结果:在所提出的标准下,到2040年,无论是否有重度抑郁症,吸烟率预计都将降至1%以下。到2100年,这将避免160万人过早死亡,同时减少800万例重度抑郁症病例。该政策带来的寿命延长将使医疗成本增加3360亿美元,但同时也会提高工人生产力2980亿美元,增加消费者支出1.3万亿美元。
结论:及时实施尼古丁减少策略,无论是通过联邦层面的产品标准还是州级销售限制,都是具有成本效益的举措,既能避免数百万人过早死亡,还能缩小因重度抑郁症状况导致的吸烟差异。
关键词:尼古丁;公共政策;经济学;差异
已有研究显示,降低香烟中的尼古丁含量可减少吸烟行为并挽救生命。然而,也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对那些因吸烟而遭受更大伤害的群体,如重度抑郁症患者,造成不利影响。此外,该政策的全部经济影响目前尚不清楚。
本研究的新发现是:降低香烟中尼古丁含量的政策几乎可以消除有重度抑郁症和无此疾病人群的吸烟行为,到2100年可挽救160万人的生命。此外,该政策还能改善整体心理健康,使本世纪内患有重度抑郁症的人数减少800万。由于人们寿命延长,工人生产力也将增加2980亿美元。
本研究可能对研究、实践或政策产生的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尼古丁产品标准有望促进经济发展,同时通过缩小烟草相关健康差异,为重度抑郁症患者带来积极影响。尽管联邦层面的实施仍存在不确定性,但各州可以立即采取行动,独立实施尼古丁减少政策。
引言:FDA提出了一项产品标准,旨在限制包括香烟在内的可燃烟草产品中的尼古丁含量。香烟是美国可预防死亡的主要原因。这项法规将大大降低香烟的成瘾性,因为尼古丁是香烟中最主要的成瘾成分,它不仅会促使人们从尝试吸烟发展到长期吸烟,还会让戒烟变得极为困难。研究表明,与普通尼古丁含量的香烟相比,低尼古丁香烟能提高人们的戒烟成功率,减少每日吸烟量,且没有证据表明人们会通过吸更多低尼古丁香烟来弥补所需尼古丁量。FDA预计,该尼古丁产品标准能显著降低与吸烟相关的死亡率,从而节省医疗成本并提升生产力。不过,该标准可能带来的经济和健康公平性影响目前尚不清楚。烟草制造商则认为,FDA很可能严重低估了该政策对社会造成的潜在成本,而且该标准还可能对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人造成危害,因为他们担心提前停止摄入尼古丁会加剧这些人的心理健康问题。
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表明,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人也可能从尼古丁产品标准中受益:那些自我报告有抑郁症状的人在服用低尼古丁香烟后,吸烟行为、吸烟欲望以及抑郁症状都有所减轻。其他试验也发现,患有情感障碍的人在服用低尼古丁香烟后,更有可能戒烟,每日吸烟量减少,尼古丁依赖程度也有所下降。这一发现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吸烟与抑郁之间存在双向关联:孟德尔随机化研究已经确定了吸烟与重度抑郁症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戒烟则能减轻抑郁症状,提升情绪状态。全国药物使用与健康调查数据显示,在当前吸烟人群中,12%的人在过去一年内曾出现过重度抑郁症症状,而从未吸烟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为8%。鉴于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中重度抑郁症发病率不断上升,了解拟议中的烟草法规可能带来的心理健康影响至关重要;尤其是成年初期,由于抑郁和吸烟行为同时发生变化,这一阶段尤为重要。
电子烟是烟草产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会影响人们对该尼古丁标准的反应。研究表明,香烟和电子烟在经济学上属于替代品,因此,减少香烟吸烟的政策可能会促使人们更多使用电子烟。此外,与没有重度抑郁症的人相比,患有该疾病的人使用电子烟的比例更高。在评估尼古丁标准可能带来的风险和益处时,还必须考虑如果人们转而使用电子烟或同时使用两种产品,其对电子烟使用的长期影响。
在所提出的尼古丁产品标准中,FDA指出,由于吸烟引发的疾病和死亡,社会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包括生产力损失3720亿美元以及医疗系统负担2400亿美元。2019年,据估计,重度抑郁症带来的医疗成本高达1273亿美元。不过,从社会层面来看,该尼古丁标准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目前仍不清楚。
这是首项量化尼古丁产品标准对心理健康状况不佳人群可能产生的影响的研究。本研究评估了该拟议标准对有重度抑郁症和无此疾病人群的健康状况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医疗和社会成本变化。
方法
模型概述:我们构建了涵盖重度抑郁症、吸烟和电子烟使用的微观模拟模型,用以分析该尼古丁产品标准对美国有重度抑郁症和无此疾病人群的健康和经济影响。我们对1900年至2100年间的每个出生队列的20,000名男性和女性进行了模拟,总共有400万人纳入模型。这些人一开始就处于从未吸烟、未使用过电子烟且未患过重度抑郁症的状态。随后,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健康状态之间转换,这些状态包括抑郁状况(从未患过、正在患病、已康复)、吸烟状况(从未吸烟、正在吸烟、曾经吸烟)以及电子烟使用状况(从未使用、正在使用、曾经使用)。补充图1展示了所有27种健康状态及其之间的转换关系。我们按照FDA的拟议标准,从2027年开始模拟该尼古丁产品标准的影响,並记录从2027年到2100年的健康和经济变化。我们分析了有重度抑郁症和无此疾病人群的吸烟和电子烟使用率、避免的过早死亡人数以及新增的生命年数。同时,我们还计算了整个群体的医疗成本、生产力和消费者支出。
数据来源:抑郁状况之间的转换概率是基于2005–2023年的全国药物使用与健康调查以及巴尔的摩流行病学调查区域的数据分析得出的。吸烟状况之间的转换概率则基于CISNET肺部工作组对年度吸烟开始率和戒烟率的估算。吸烟与电子烟使用之间的转换概率则来自烟草与健康人口评估的研究。这些概率随后根据全国药物使用与健康调查数据中的年龄和年份,调整至对应的有重度抑郁症、吸烟和电子烟使用的人口比例。那些无法从现有文献中获得的模型参数,则通过与该调查数据的校准直接估算得出。更多细节可见在线补充材料中的方法部分及表1和表2。
我们使用的死亡概率来自CISNET肺部工作组的研究,这些概率会因吸烟状况以及戒烟后的时间长度而有所不同。电子烟的确切死亡风险目前尚不清楚,但预计会远低于香烟。虽然一些公共卫生机构认为,电子烟的死亡风险仅为吸烟的5%,但我们采取了更为保守的假设,即其死亡风险为吸烟的10%,并在敏感性分析中将该风险值在0%到15%之间进行变动。
尼古丁产品标准:我们根据FDA专家对尼古丁产品标准在吸烟开始、戒烟、双重使用、产品转换以及促使原本不吸烟的人开始使用电子烟等方面的影响的估算,构建了相应的政策情景。这些影响从2027年开始持续到2100年。我们还根据该政策可能促进人们远离或更倾向于吸烟的情况,评估了乐观和悲观的政策效果估算值,这些数值对应着专家估算中的第5百分位和第95百分位数值。更多细节可见在线补充材料中的方法部分、图2和表3。由于没有针对不同心理健康状况的专项估算,我们假设这些政策效果对于有重度抑郁症和无此疾病的人群是相同的。我们将模拟得到的结果与不实施该尼古丁产品标准、现有吸烟习惯继续不变的现状进行比较。
产品使用与健康结果:我们比较了有重度抑郁症和无此疾病的美国人口的吸烟和电子烟使用率预测值。吸烟差异的绝对值则是指这两组人群吸烟率之间的差值。
在微观模拟模型中,过早死亡人数是通过将2023年的模拟死亡人数按比例换算为2023年美国的实际死亡人数来确定的。类似地,人口生命年数则是根据美国实际出生人数,对每个出生队列进行相应调整后计算得出的。避免的过早死亡人数则是通过对比政策情景下的死亡人数与现状下的死亡人数计算得出的。生命年数的增加量则是通过对比现状与政策情景下的累计人口生命年数差值来计算的。我们同时报告了折现后的和未折现后的健康结果,因为按照通常观点,现在的收益比未来的收益更有价值,折现操作可以降低未来收益的价值。
经济评估:我们在该产品标准实施情况和现状两种情景下,分别从医疗和社会两个角度估算了相关成本。根据医疗支出面板调查的数据,我们根据个人的年龄、吸烟状况和抑郁状况,为每个人分配了每年的医疗成本。在线补充材料中的图3展示了根据该调查数据,不同年龄、吸烟状况和抑郁状况人群的医疗支出变化趋势。社会成本则包括医疗成本、消费者支出以及生产力相关成本。消费者支出,即非医疗类商品的消费金额,是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按年龄为每个人分配的。不同年龄段的个人生产力则基于包含福利待遇在内的平均工资水平(2023年的福利附加率为31%),并通过2023年的当前人口调查年度社会经济补充资料进行估算。更多成本细节可见在线补充材料中的表4。
根据2022–2023年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的数据,我们通过将健康天数转换为EuroQol 5维度评分,计算出了不同年龄、吸烟状况和重度抑郁症状况人群的效用值。这些效用值被用于计算质量调整生命年数。我们通过计算政策情景与现状情景下的成本差异除以政策实施后获得的QALY增加量,得到了增量成本效果比。随后,我们根据10万美元的标准化支付意愿阈值,评估了该政策的成本效果。支付意愿指的是人们愿意为获得一个QALY而支付的金额,它反映了人们对健康改善的重视程度。虽然这不是标准做法,但我们也为生命年数的增加量计算了增量成本效果比,并以此来估算美国整体的成本。由于我们模拟的人口规模小于美国的实际人口规模,因此为了计算整体成本,我们需要将每类成本的增量成本效果比乘以按美国人口规模调整后的生命年数。我们遵循了健康与医学成本效果评估小组的建议,将生产力成本纳入增量成本效果比的分子中,不过我们也意识到这一做法目前仍存在争议。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使用EQ-5D指标来计算QALY值,而该指标对收入变化的敏感度相对较低。成本数值已按2023年的价格水平进行调整,对于2027年之后的预测,则按3%的比率进行折现。生命年数的增加量和避免的死亡人数也同样经过了折现处理。
敏感性分析:我们进行了三组确定性单向敏感性分析,以评估模型中最具不确定性的参数所带来的影响:首先,我们分别单独应用每种尼古丁产品标准对应的政策效应,然后计算每种情景下累计避免的过早死亡人数。我们还将这些死亡率下降幅度与最佳情况进行了比较:最大潜在早死率降低情景假设从2027年到2100年所有人都不吸烟且无人开始吸烟。那些能实现更大比例最大潜在早死率降低的政策效应参数,相比那些只能实现较小比例降低的参数,对模型结果的影响更大。与吸电子烟相关的超额死亡风险:我们比较了吸电子烟导致的死亡风险占当前吸烟相关超额死亡风险的0%到15%不等的不同情况。患抑郁症的风险:为了解自2016年以来抑郁症发病风险上升可能对我们研究结果产生的影响(见在线补充材料图4),我们还模拟了一种从2023年开始抑郁症发病风险恢复到2016年前水平的情景。
产品使用与健康结果
该模型与NSDUH数据中关于吸烟、吸电子烟及双重使用情况的总体趋势以及不同抑郁症状况下的数据高度吻合(见图1)。在现状下,所有群体的吸烟率都会随时间下降,而在实施尼古丁产品标准后,吸烟率下降更为显著,到2040年所有群体的吸烟率都将低于1%(见表1)。在产品标准下,2100年的整体吸烟率将为0.1%(0%、0.6%),而现状下则为3.2%。到2100年,患有抑郁症与未患抑郁症人群的吸烟率绝对差异将从现状下的4.7%降至尼古丁产品标准情景下的0.5%。患有抑郁症的人群吸烟率将降至0.5%,而未患抑郁症的人群则接近0%;在吸烟率为零或接近零的情况下,相对差异可能会显得过高,从而人为地显示出更大的差距。在实施尼古丁标准后,模型预测最初吸电子烟的人数会增加,因为那些被劝阻吸烟的人会转而吸电子烟。但随着吸烟率的下降,吸电子烟的人数预计也会减少,随后数十年内趋于稳定。在现状情景下,患有抑郁症的人的双重使用率明显高于未患抑郁症的人,而在尼古丁产品标准下,两组的双重使用率都接近于零。在尼古丁产品标准下,抑郁症的患病率预计会略有下降,这反映了吸烟减少对抑郁症发病率和复发率的积极影响(见图2)。我们的模型显示,尼古丁标准可使抑郁症患病率降低0.05%(0.05%、0.07%),相当于到2100年患有抑郁症的成年人数量减少800万(630万至1060万)。该政策在2027年至2100年间可避免总人口中160万(折现后为110万)例早死病例(见表2)。早死人数的减少体现在寿命年数上,总人口对应的寿命年数为7720万(折现后为2580万)。患有抑郁症的人群寿命年数为负值,这是因为他们的总人年数减少了:吸烟率的下降也减少了抑郁症发作次数,这意味着在尼古丁产品标准下,与现状相比,有更多时间可供生活的患有抑郁症的人更少。在解读这一结果时需谨慎,因为它必须结合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抑郁症患者数量的变动来考虑。同样,政策情景下患有抑郁症的人群所避免的早死病例也反映出:(1)该群体内吸烟率的下降,以及(2)抑郁症患者总数的变化:由于抑郁症患者数量减少,该群体中因转为未患抑郁症而死亡的人数也减少了。
成本结果
从医疗保健的角度来看,尼古丁产品标准具有很高的成本效益:每获得1个质量调整生命年,医疗成本为13426美元(见表3)。社会层面的成本则更高,为每质量调整生命年53801美元,但仍远低于10万美元的ICER支付意愿阈值。从美国整体人口来看,该标准预计将在2027年至2100年间使医疗成本增加3360亿美元,同时也会使整体生产力提高2980亿美元,消费者支出增加1.31万亿美元。
敏感性分析
在所有评估过的政策效应参数中,尼古丁产品标准对戒烟行为的促进作用带来的益处最为显著:仅通过该政策对戒烟的促进作用,就能实现最大潜在早死率降低目标的92.4%(见在线补充材料表5)。当假设吸电子烟带来的超额死亡风险较高时,可避免的早死人数和寿命年数也会更多:超额死亡风险为15%时,可避免7790万寿命年数,而超额死亡风险为0%时则为7570万寿命年数(见在线补充材料表6)。如果抑郁症的发病率能恢复到2016年之前的较低水平(见在线补充材料图5),模型估计在尼古丁产品标准下医疗成本将会降低,这凸显了抑郁症对整体医疗成本的影晌(见在线补充材料表7)。不过,对于抑郁症未来发展趋势的不同假设,对2100年的吸烟率或累计避免的早死人数的影响微乎其微。详情请见补充材料。更多结果可访问https://tobaccopolicyeffects.org/%23nicotine。
讨论
这是首项按心理健康状况量化尼古丁产品标准对人群影响的研究,该研究明确考虑了吸烟、吸电子烟与抑郁症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估计,该标准在2027年至2100年间可避免160万(130万至170万)例早死病例,为总人口带来7720万(5370万至8220万)寿命年数。尼古丁产品标准将极大加速吸烟率的下降,到2040年,无论是否患有抑郁症,人群的吸烟率都将接近于零。从绝对数值上看,它不会加剧患有抑郁症与未患抑郁症人群之间的吸烟和死亡差异。
我们的模型还研究了在尼古丁标准下未来吸电子烟的普及程度。在初始阶段,由于受该政策影响而放弃吸烟的人转而吸电子烟,吸电子烟的普及率会暂时上升,但随后会下降并趋于稳定。这种初始上升只是暂时的,不应成为政策制定者放弃推行尼古丁标准的理由,因为对于那些转而吸电子烟的人来说,其危害仍小于吸烟。
我们的研究还表明,担心尼古丁产品标准会对心理健康不佳的人群造成危害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降低香烟中的尼古丁含量甚至可能带来一定的心理健康益处:我们的模型显示,尼古丁标准可使抑郁症患病率降低0.05%,相当于到2100年患有抑郁症的成年人数量减少800万。这些结果与其他已被证明能影响心理健康的烟草政策评估结果一致,例如在工作场所和家庭实施无烟规定已被证实能降低抑郁症的发病风险。鉴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国家的心理健康危机,以及公众要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呼声,那些有望改善心理健康的政策不仅能为干预措施提供有力支持,也更可能得到决策者的认可。
这项研究也是首项量化尼古丁产品标准所带来的医疗成本、生产力提升和消费者支出变化的研究。虽然其他文献也报告了烟草控制带来的医疗成本节约,但我们的模型并未发现该政策能带来医疗成本节约,相反,我们发现本世纪医疗成本将增加3360亿美元。这一结果在意料之中,因为该标准能延长人们的预期寿命,这对社会而言是净收益。尽管从未吸烟的人使用的医疗资源少于有吸烟史的人,但无论是否吸烟,老年人使用的医疗服务都远远更多。不过,尼古丁产品标准仍然具有很高的成本效益。要知道,那些ICER值高得多的癌症治疗方法仍被推荐并被保险覆盖。在每质量调整生命年10万美元的支付意愿阈值下,我们计算出的每获得1个质量调整生命年仅需13426美元,这使得尼古丁产品标准与其他旨在预防慢性病的政策一样具有极高的性价比。更长、更健康的生命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十分可观:我们的研究估计,由于更健康的人群能够保持就业状态并更长时间地保持生产力,本世纪生产力将增加2980亿美元。再加上消费者支出的增加,这些经济收益足以抵消医疗成本的上升。
此外,我们针对总人口得出的模型结果与FDA发布的预测大体一致。我们对2100年吸烟率及寿命年数的预测数值相近(分别为0.1% vs 0.2%,7720万 vs 7640万),而避免的早死人数的预测则较为保守,但不确定性区间有所重叠(分别为160万(130万至170万) vs 430万(160万至460万))。
我们的分析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我们缺乏关于尼古丁产品标准在现实世界中对吸烟和吸电子烟影响的实际数据。模型中的政策效应是基于专家意见推断的,而非基于队列研究或随机对照试验数据,因此可能无法反映尼古丁产品标准的真实效果。其次,我们假设尼古丁产品标准对患有抑郁症与未患抑郁症的人群产生的政策效应是相同的。尽管针对情感障碍患者的试验表明,其效果可能比针对普通人群的试验更弱,但目前尚无足够证据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差异。第三,我们没有对非法尼古丁替代品市场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建模。如果消费者能够获得非法尼古丁替代品,虽然会降低尼古丁标准带来的公共卫生效益(因为会更少人戒烟),但不会改变我们研究结果的总体方向。第四,我们仅考虑了香烟和电子香烟,未涉及雪茄等其他烟草产品。要想让尼古丁产品标准取得成功,还需要降低雪茄中的尼古丁含量,以避免市场上出现有害且极易上瘾的燃烧型替代品。此外,我们所使用的MEPS数据存在低估医疗使用情况的倾向,因此也可能低估相关成本。最后,我们没有计入其他成本,比如为确保合规而产生的费用。不过,由于我们的模型未考虑到减少二手烟和三手烟暴露以及环境危害所带来的潜在益处,因此可能低估了健康状况的改善程度。
尽管联邦层面的尼古丁产品标准仍在考虑之中,但FDA烟草产品监管办公室的人员大幅削减很可能推迟进一步的行动。不过,各州拥有通过州级销售限制来推行尼古丁减少政策的法律权力。这样做将有助于获得更多关于低尼古丁香烟对烟草使用行为影响的现实世界证据。如果某个州推行此类政策,那么居住在州边界附近的人能够方便地获得普通尼古丁香烟,这可能会削弱该政策的成效,不过邻近州也可以采取类似政策以获得更大的健康收益。任何尼古丁减少政策都难免会面临烟草行业的诉讼。最新研究表明,58%至79%的美国成年人支持降低尼古丁含量的政策。不过,该政策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行业观点对公众舆论的影响程度:目前有90%的成年人认为美国正面临心理健康危机,因此那些声称尼古丁产品标准会危害心理健康人群的观点必须被驳斥。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尼古丁减少策略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它可通过大幅减少烟草产品使用和死亡人数,为患有抑郁症与未患抑郁症的人群带来益处。在州级或联邦层面及时实施这一策略,有助于美国人过上更长久、更健康的生活,缩小不同心理健康状况人群之间的烟草使用差异,同时还能通过提升整体生产力为经济带来好处。
致谢
我们感谢Stephen Higgins博士、Rafael Meza博士和Suchitra Krishnan-Sarin博士在本研究期间给予的指导。同时,我们也感谢Susan Busch博士和A. David Paltiel博士对本手稿提出的宝贵意见。
生物通微信公众号
生物通新浪微博
今日动态 |
人才市场 |
新技术专栏 |
中国科学人 |
云展台 |
BioHot |
云讲堂直播 |
会展中心 |
特价专栏 |
技术快讯 |
免费试用
版权所有 生物通
Copyright© eBiotrad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联系信箱:
粤ICP备0906349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