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Sceptical, pragmatic, and innovative teleworkers: Exploring commuting carbon footprint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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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工作——无论是在家中、共享办公空间还是通勤途中——被认为是可持续实践和主观幸福感提升的双重孵化器。然而，现有研究首先将远程工作者视为同质群体，其次仅分别分析远程工作带来的环境效应和幸福感效应。本研究通过分析瑞士法语区和德语区的远程工作者样本（n = 123
远程工作——无论是在家中、共享办公空间还是通勤途中——被认为是可持续实践和主观幸福感提升的双重孵化器。然而，现有研究首先将远程工作者视为同质群体，其次仅分别分析远程工作带来的环境效应和幸福感效应。本研究通过分析瑞士法语区和德语区的远程工作者样本（n = 1230）来解决上述两个局限性。研究人员采用可持续生活方式细分方法，识别出三类远程工作者——怀疑型个人主义型（1）、务实型（2）和生态意识创新型（3）。他们不同的可持续性取向与不同的通勤相关CO?排放和幸福感结果相关联。然而，研究未观察到排放与幸福感之间的整体性关系；相反，负面幸福感仅出现在高排放远程工作者（怀疑型个人主义型远程工作者）中。通过在细分方法中整合环境与幸福感结果，本研究为针对性——而非一刀切——的政策干预提供了初步起点。
**论文解读：远程工作者的可持续生活方式分类及其碳足迹与主观幸福感关联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工作安排的灵活性，而新冠疫情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趋势。在过去的十年中，远程工作——即通过ICTs在雇主常规办公场所以外完成的工作——在欧洲国家显著增长，从2019年的14%上升至2023年的22%。瑞士的远程工作比例也由25%攀升至37%。与此同时，远程工作被认为兼具促进可持续实践与提升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双重潜力。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两个显著缺陷：其一，多数研究将远程工作者视为同质群体，忽视了群体内部在态度、动机和行为模式上的异质性；其二，有关远程工作的环境效应（尤其是资源效率）与幸福感效应的研究长期分属两个独立领域，鲜有将二者整合考察的学术尝试。此外，远程工作对二氧化碳（CO?）排放的影响在现有文献中结论不一，取决于研究边界设定，特别是对反弹效应和溢出效应的纳入与否。基于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可持续生活方式细分的方法论路径，识别远程工作者的异质性类型，并同时考察不同类型在通勤相关碳排放与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异及其相互关系，从而为精准化政策干预提供实证依据。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提出三个递进式研究目标：（i）构建远程工作者可持续生活方式类型学；（ii）分析不同类型在通勤相关CO?排放与主观幸福感上的组间差异；（iii）整合考察碳排放与幸福感两个结果变量，检验二者是否构成权衡关系。研究假设包括：远程工作者群体内部存在可持续生活方式偏好的异质性（假设一）；这种异质性与其CO?排放和幸福感相关联（假设二）；碳排放与幸福感之间呈现权衡关系而非相互增益（假设三）。
**三、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数据来源于2024年10月至2025年1月期间与市场研究公司Intervista合作开展的在线调查，样本为瑞士法语区和德语区18岁及以上雇员中的远程工作者（n = 1230），采用配额抽样以保证代表性。研究框架整合了活动-兴趣-观点（Activities, Interests, and Opinions，AIO）方法论与健康与可持续生活方式（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LOHAS）概念，从消费行为、社会学研究和环境心理学中提取可持续生活方式维度。具体方法步骤包括：首先，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验证了10个潜在构念的因子效度，包括环境认同与自觉消费、集体效能与结果效能、政策支持、技术创新性与经验开放性等，累计解释方差达67.5%；其次，采用Ward法结合K-means算法进行聚类分析，识别出三类远程工作者；再次，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检验幸福感构念的区分效度，模型拟合指标达到可接受标准（RMSEA = 0.068，CFI = 0.948，NNFI = 0.961，SRMR = 0.062）；最后，通勤CO?排放估算基于瑞士国家客运交通模型（NPVM）的交通分区数据，结合Mobitool标准CO?eq因子计算，并按每年46.9个工作周折算年排放量。
**四、研究结果**
**4.1 远程工作者类型学**
聚类分析确定了三类特征鲜明的远程工作者群体。**怀疑型个人主义远程工作者（Sceptical individualistic，SI）**占样本的29.1%，在所有可持续性维度上均呈现负向z分数，环境认同度最低，集体效能信念薄弱，对协作和社区导向实践持保守态度，以男性为主、教育水平最低、收入偏低。**务实型远程工作者（Pragmatic，PT）**占47.1%，z分数居中，对可持续性持功能性而非鲜明立场，但绝对均值显示其并非中立，对政策支持和自我效能信念有较高认可，家庭收入水平最高。**生态意识创新型远程工作者（Eco-conscious innovative，ECI）**占23.8%，在几乎所有可持续性维度上均呈现最高正向z分数，环境行动与意识提升、共享行为、社会意识、环境认同和自觉消费尤为突出，技术创新性高，以女性为主、教育水平最高，共享办公空间使用率最高。
**4.2 碳足迹与幸福感的组间差异**
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结果显示，三类远程工作者在年通勤CO?eq排放上存在显著差异（F(2, 1226) = 22.40，p < .001，η2 = 0.43）。SI型排放最高（M = 431.1 kg/年），PT型居中（M = 315.5 kg/年），ECI型最低（M = 191.5 kg/年）。事后检验表明SI显著高于PT（p = .04，d = 0.55）和ECI（p = .01，d = 1.10）。在生活满意度方面，SI型最低（M = 4.94），显著低于PT（M = 5.20，p = .04）和ECI（M = 5.29，p = .01）。在健康自评方面同样呈现梯度：SI型（M = 5.37）显著低于PT（M = 5.60，p = .03）和ECI（M = 5.74，p = .01）。然而，工作需求模型（job demand model）在三组间无显著差异（p = .115），表明三类远程工作者面临的工作负荷和压力水平相当。
**4.3 碳排放与幸福感的关系**
多元回归分析揭示，通勤相关CO?排放与任何幸福感指标均无显著的整体性关联。然而，远程工作者类型是更相关的预测因子：SI类型对生活满意度（β = ?0.104，p < .001）、工作需求（β = ?0.096，p < .001）和健康（β = ?0.093，p < .05）均呈现显著负向效应。尤为重要的是，CO?排放与SI类型的交互项对健康具有显著负向效应（β = ?0.135，p < .05），表明在该高排放群体内部，更高的排放与更差的健康感知相关联。这一发现揭示出碳排放与幸福感之间的权衡关系并非普遍存在，而是集中于特定远程工作者亚群体中。
**五、讨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将生活方式视角引入远程工作研究，构建了跨域的可持续生活方式细分框架，克服了以往研究仅聚焦单一行为领域（如食物、出行或住房）的局限。第二，打通了幸福感研究与资源效率研究两大相对独立的学术脉络，实证表明这两个维度在不同远程工作者类型间呈现共变关系，且特定类型内部存在相互依存。第三，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差异化干预的实证基础。针对SI型远程工作者，政策应着重提升其环境意识、增强集体效能信念，并通过改善通勤条件或提供替代方案来降低碳排放同时增进健康；对PT型，应强化其已有的适度环保倾向，提供便捷的低碳出行选择；对ECI型，则可发挥其示范效应，鼓励共享办公模式创新。一刀切的政策干预难以奏效，类型导向的精准施策方为上策。
**六、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两个视角展开分析：首先将通勤相关CO?排放和主观幸福感作为类型学的两个平行结果变量，其次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瑞士远程工作者的可持续性类型学内部存在显著异质性：可持续性承诺最低的类型（SI）具有最高的CO?eq排放和最低的幸福感水平，反之亦然。研究假设可持续性承诺与幸福感相互增益，而可持续性承诺与通勤相关CO?eq排放构成权衡关系。第二个视角的检验表明，对于远程工作者整体而言，较高的通勤相关CO?eq排放并不与较低的幸福感相关联；但考虑到远程工作者群体差异，在具有最高通勤相关CO?eq排放的SI类型中观察到较低的健康感知。研究人员建议，政策干预的设计应考虑远程工作者群体的异质性以提升有效性，因为将远程工作者视为同质群体可能掩盖有意义的亚组差异，从而削弱干预效果。
研究局限性包括：CO?计算采用简化假设、幸福感依赖自我报告测量、仅考察通勤相关CO?eq排放而未纳入住房消费及反弹和溢出效应。未来研究应纳入GPS追踪的出行行为数据和个体压力水平的医疗数据，并开展与非远程工作者的比较研究以验证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