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的言语可能听起来很刺耳:关于负面职场流言对受害者不同影响的研究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Honest words may sound harsh: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tiated effects of negative workplace gossip on target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07日 来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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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尽管关于负面工作场所流言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其影响仍缺乏全面系统的理解,尤其是其对流言对象的双重影响。本研究以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和归因理论为基础,采用顺序混合方法探讨负面工作场所流言对酒店行业从业者的不同影响。第一项研究通过与52名员工的半结构化访谈,构建了负面工作场所流言不同

  摘要:尽管关于负面工作场所流言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其影响仍缺乏全面系统的理解,尤其是其对流言对象的双重影响。本研究以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和归因理论为基础,采用顺序混合方法探讨负面工作场所流言对酒店行业从业者的不同影响。第一项研究通过与52名员工的半结构化访谈,构建了负面工作场所流言不同影响的理论框架。具体而言,负面工作场所流言会促使人们自我反思并寻求支持,从而促进自我提升和职业发展;但同时也会引发负面情绪、心理与身体压力以及工作不安全感,进而导致自我怀疑、工作回避和人际紧张。研究还发现,员工的归因风格是影响这些过程的关键因素。第二项研究通过对302名酒店员工进行时间滞后问卷调查,验证了第一项研究的核心发现。结果表明,负面工作场所流言会正向预测情绪耗竭和自我反思行为。情绪耗竭在负面工作场所流言与工作拖延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而自我反思则在负面工作场所流言与自我提升之间起中介作用。此外,积极归因会调节负面工作场所流言与情绪耗竭及自我反思之间的关系,削弱其通过情绪耗竭对工作拖延行为的间接影响,同时增强其通过自我反思对自我提升的间接影响。通过分析负面工作场所流言的不同影响及其内在机制,本研究有助于更全面系统地理解其后果。其理论意义和管理启示尤其适用于以人际沟通为主的酒店工作环境,为酒店管理者提供依据,使其能够更准确地理解负面工作场所流言,并在不同阶段采取相应措施。

1. 引言
众所周知,无论是工作场所还是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式交流都可能引发谣言和流言,这些会对相关个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Babalola等,2019;Madan等,2026;Methot等,2026)。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流言可分为正面和负面两类,其中负面流言出现频率更高,也更受学术关注(Bonner等,2025;Bui等,2026;Li等,2023)。通常,负面工作场所流言指的是人们之间就某位不在场的同事发表负面评价的非正式交流(Foster,2004;Kurland和Pelled,2000)。在酒店行业,与流言相关的互动尤为常见,因此负面工作场所流言的发生概率相对较高(Cheng等,2023a;Cheng等,2023b)。一方面,酒店员工通常在结构化的任务和流程中工作,同时所处的环境又要求他们频繁进行密集的人际互动。此外,共享的居住和用餐安排也为员工提供了更多非正式交流的机会,进一步增加了流言产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酒店行业的服务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员工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持续投入的情感资源(Lin等,2022)。再加上不规律的工作时间和较高的工作要求,使得员工面临更大的工作压力,流言可能成为他们打发时间、缓解压力的方式。然而,这类互动也可能引发负面工作场所流言,进而影响员工的服务表现,最终影响酒店的整体服务质量和声誉(Cheng等,2023a)。因此,有必要更加重视酒店环境中的负面工作场所流言问题。

现有研究表明,负面工作场所流言对员工的影响主要从个体层面和人际层面进行分析。在个体层面,研究显示负面工作场所流言会影响员工的心理和情绪状态(Tan等,2021;Cheng等,2023b),降低工作表现(Ye等,2019;Babalola等,2019),并增加员工离职意愿(Feng等,2025;Srivastava等,2024)。在人际层面,负面工作场所流言会削弱人际关系质量,例如降低人际关系的亲密程度(Cheng等,2023b),并在行为上表现为知识共享减少(Li等,2023)以及主动行为下降(Gao等,2024;Guang等,2024)。然而,尽管学术界和实践领域都越来越关注这一问题,但我们对负面工作场所流言影响的理解在范围和完整性上仍有欠缺。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其负面影响,而对可能存在的兼具正面和负面效应的双重影响关注不足。另一方面,以往研究主要从资源、情感和认知角度解释其内在机制,而忽视了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和归因理论在塑造其不同影响路径中的作用,这限制了对其结果和机制的全面理解。

在本研究中,当流言对象听到关于自己的负面工作场所流言时,除了抱怨或愤怒等负面情绪外,首先会出现的是理性思考,因为他们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言行是否与流言内容一致。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负面流言作为关于自身的负面信息(Li等,2023),可能会促使员工反思自己的言行和工作表现,重新评估自己的优缺点,或向他人寻求支持和帮助。这种反思不仅能够激励员工自我提升,促使他们注重个人成长,主动学习新技能,提高专业能力和工作质量(Guo等,2022),还可能促使他们重新思考工作内容,改善工作环境,实现职业自主规划(Saito等,2024)。在这一过程中,流言对象会对负面工作场所流言作出积极解读,通过自我反思或向外寻求帮助,将其转化为自我提升和工作的动力,从而凸显出负面工作场所流言的积极影响。然而,目前的研究尚未充分关注这一问题。

归因和判断是个体信息处理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Zalesny和Ford,1990;Hewett等,2019)。我们认为,归因风格会影响流言对象对负面工作场所流言的解读和反应,进而调节他们的心理反应和行为选择。面对负面工作场所流言时,具有较高积极归因水平的员工倾向于“内归因”,即从自身寻找原因(Weiner,1985;Chen等,2021)。这一过程有助于加强自我反思,增加将负面情境转化为个人成长和专业发展机会的可能性,使员工能够采取建设性的应对策略(Harvey等,2014)。相反,具有较低积极归因水平的员工则倾向于“外归因”,将负面工作场所流言归因于外部因素,如环境或他人。这会加剧与流言相关的负面情绪和压力,从而增加情绪耗竭和工作回避行为的风险(Martinko和Mackey,2019;Peterson等,2011)。因此,要更全面地理解负面工作场所流言的后果,就需要深入探究其在酒店行业中对员工的不同影响,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这一问题。

为弥补现有文献在负面工作场所流言后果研究方面的不足,本研究以流言对象为焦点,借助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和归因理论,系统探讨负面工作场所流言的不同影响。具体而言,我们试图回答三个研究问题,以填补现有文献的空白。第一个问题是:负面工作场所流言对流言对象有益吗?第二个问题在第一个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于负面工作场所流言可能带来的具体工作后果,即:流言对象会经历哪些具体后果,这些后果是如何产生的?最后一个问题则是探讨这些后果的调节因素:归因是否在这些效应中起调节作用?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采用了顺序混合方法,即先进行定性研究(第一项研究),再进行定量研究(第二项研究)。

近年来,随着数字通信工具、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在酒店领域的广泛应用,员工之间沟通、协作和信息交流的渠道变得更加多样化。一些工作互动也从传统的面对面交流扩展到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支持的场景中(El-Said等,2024;Si等,2026),这可能进一步影响负面工作场所流言的传播媒介、速度和范围。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集在数据收集时对这类技术发展的敏感度相对较低。不过,尽管这些变化使得负面工作场所流言的产生和传播环境更加多样,但本研究得出的核心发现和员工应对机制并不高度依赖于特定的沟通媒介。也就是说,无论负面工作场所流言是通过面对面交流还是数字渠道传播,人们在感知到此类流言后的社会信息加工过程及归因风格,依然是理解他们情绪、认知和行为反应的关键。因此,本研究提出的理论框架依然具有意义。同时,由于数据收集的时间段在反映技术发展方面存在局限,且数据主要来自酒店员工日常的工作互动,因此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管理启示更适用于那些仍以人际沟通为主导的酒店工作环境。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在理论上做出了几项贡献。首先,通过分析负面工作场所流言对流言对象的不同影响,本研究突破了以往主要关注其负面后果的认知假设和研究框架。现有研究,包括在酒店行业开展的研究,对负面工作场所流言的正面影响关注较少,尤其是那些同时考虑其正面和负面后果的研究。本研究采用更为全面的视角,揭示了负面工作场所流言的双重效应,为理解其后果提供了更为完善的框架。其次,本研究从情感和认知两个角度剖析了负面工作场所流言产生不同效应的机制,明确指出情绪耗竭和自我反思是负面工作场所流言带来不同结果的两种关键路径,从而深化了我们对负面工作场所流言双重性质的认知。第三,本研究通过强调归因风格的重要性,特别是确认积极归因的关键调节作用,明确了负面工作场所流言产生不同效应的边界条件。这不仅加深了我们对负面工作场所流言在何种条件下会产生不同效应的理解,还为引导员工在面对负面工作场所流言时实现积极成长提供了依据。第四,本研究将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与归因理论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对负面工作场所流言产生不同效应机制的理解。这一理论整合不仅弥补了以往酒店行业研究中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在分析负面工作场所流言影响方面的应用不足,还为理解负面工作场所流言如何产生不同结果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2. 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已广泛探讨了负面工作场所流言对流言对象的影响。为了全面总结相关研究进展,我们从酒店行业背景和一般组织背景两个角度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总体而言,负面工作场所流言已被证实会引发流言对象一系列负面的心理、态度和行为反应。然而,大多数现有研究都侧重于负面工作场所流言的负面影响,尚未充分深入地揭示其对流言对象的差异化影响。

2.1 酒店行业中的负面工作场所流言
Kurland和Pelled(2000)将负面工作场所流言定义为在小团体中对另一位不在场的成员进行的不当负面评价。随后,Chandra和Robinson(2009)从流言对象的感受出发,将其定义为员工认为有人在背后对自己进行负面评价并传播相关信息。这一定义强调了流言对象对负面信息的感知,与本研究关注流言对象如何理解及回应负面工作场所流言的思路相契合。这一定义也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可(Cheng等,2023a;Li等,2023)。酒店行业是研究负面工作场所流言的典型领域。因为酒店员工工作在需要频繁互动的服务环境中,员工之间的非正式交流较为常见,而且服务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员工的情感投入和协作关系。因此,一旦出现负面工作场所流言,就有可能影响员工的心理状态和服务表现。基于此,现有研究开始探讨负面八卦在酒店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负面八卦可能导致酒店员工出现情感上的疏离与道德层面的冷漠(Lyu等人,2024;Guo等人,2022)。它还会降低员工的工作投入度(Li等人,2023),引发故意破坏服务的行为(Lyu等人,2024;Zhang等人,2025)以及反生产性行为(Bui等人,2026),进而降低服务质量(Ye等人,2019),阻碍员工的职业发展(Cheng等人,2024),甚至对家庭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Liu等人,2023)。然而,大多数针对酒店行业的研究都将负面八卦视为一种压力源,主要探讨其如何损害员工和组织的绩效。相比之下,从八卦对象的信息处理角度出发,研究员工能否将负面八卦转化为自我反思与成长的机会的相关研究还十分有限。因此,酒店行业的相关研究不仅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基础,也凸显出进一步探究负面八卦不同影响的必要性。

2.2 负面八卦的后果

将讨论拓展到一般组织环境,现有研究从多个层面分析了负面八卦的后果,包括个体心理与态度、人际关系以及工作行为等方面。但这些研究同样主要集中在其负面效应上。在个体层面,应对负面八卦会消耗员工的精力与情感资源,进而损害其心理健康(Cheng等人,2023b;Babalola等人,2019;Kuo等人,2015;Tan等人,2021)。它还可能引发反生产性的工作行为(Fayyad等人,2025),导致工作表现下降(Brady等人,2017)。此外,这类经历还可能让员工对组织产生失望情绪,降低他们对组织的认同感(Ye等人,2019),甚至增加离职意愿(Feng等人,2025;Srivastava等人,2024)。在人际关系层面,负面八卦会通过滋生不信任感、削弱人际关系的亲密程度,从而影响员工对人际关系的认知(Cheng等人,2023a)。在行为层面,它会减少知识共享行为(Li等人,2023),增加信息隐藏现象(Zhao等人,2024),同时降低员工主动行为的展现频率(Gao等人,2024;Guang等人,2024;Wu等人,2018)。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已充分揭示了负面八卦的各类负面后果,为本研究提出的负面影响路径提供了依据。但大多数研究都遵循“负面事件导致负面结果”的逻辑,很少进一步探讨八卦对象在收到负面信息时是否只会产生负面反应,或者能否通过自我反思与调整将负面八卦转化为自我提升的机会。因此,仅从负面角度理解负面八卦,无法全面呈现八卦对象面对负面社会信息时的复杂心理反应与行为表现。同时,从方法论角度看,现有研究大多依赖定量测试,较少运用定性研究来捕捉员工真实、具体的心理体验与行为反应,因而未能全面、系统地揭示负面八卦的不同影响。

2.3 负面八卦后果的理论基础

为凸显本研究在理论应用方面的贡献,我们进一步梳理了现有研究中关于负面八卦影响效应所采用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本研究突破了以往研究的局限——那些研究往往依赖单一理论视角,且主要局限于解释负面八卦的负面效应。现有研究中常用的理论可大致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与资源与情绪管理相关的理论。这些理论将负面八卦视为一种压力事件,着重强调它会消耗员工的心理与情感资源,并关注资源受损后产生的负面心理与行为反应。资源保护理论认为,负面八卦会被视为一种压力源,会耗尽员工的心理与情感资源。员工所感受到的压力主要源于人际关系中的紧张与不确定性,而这些因素又会消耗心理能量、社会支持等资源,进而导致焦虑情绪以及工作表现下降(Cheng等人,2023b;Zhong等人,2024)。根据工作要求-资源理论,负面八卦被视为一种工作要求,即一种压力来源或负担,会增加员工的心理负荷。当员工缺乏足够的资源来应对这些额外要求时,就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并表现出不良行为反应(Liu等人,2023)。情感事件理论则强调,作为负面情感事件的负面八卦会影响员工的情绪反应。遭遇负面八卦后,员工可能会感到愤怒、焦虑等负面情绪,这些情绪又会进一步影响其工作表现(Lyu等人,2024;Naeem等人,2020)。

上述理论为解释为何负面八卦会导致表现下降等负面结果提供了依据。但这些理论主要侧重于负面八卦造成的资源耗竭与情绪压力,因此倾向于将负面八卦视为一种负面刺激(Zhang等人,2025;Zhong等人,2024)。换言之,它们能够较好地解释负面八卦为何会对员工造成伤害,但在解释员工为何会对负面八卦产生不同反应方面,其解释力较为有限。

第二类是与社会认知与信息处理相关的理论。应用这类理论的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员工如何在社会情境中认知外部负面信息,进而解释负面八卦是如何影响员工的态度与行为的。社会认知理论有助于解释负面八卦如何影响员工的认知,如道德判断与声誉认知,进而影响他们的价值观与行为(Guo等人,2022;Cheng等人,2024)。社会信息处理理论则强调,嵌入在社会环境中的信息会对个体产生重要影响,而个体解读与回应这些信息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现有研究通常将负面八卦视为一种负面社会信息,认为当员工遇到此类负面言论时,往往会将其视为一种威胁,进而对其情绪与工作表现产生不利影响(Cheng等人,2024;Li等人,2023)。

我们认为,社会认知与信息处理理论为理解负面八卦的不同影响提供了更广阔的解释空间。尤其是社会信息处理理论,并不认为社会信息必然会导致单一结果,而是强调个体如何处理、解读并回应社会信息(Cheng等人,2024;Li等人,2023)。对于同样的负面八卦,员工可能会将其理解为负面的恶意攻击,也可能视为促进自我提升的积极信号。不过,尽管现有研究已运用这一理论来解释负面八卦的影响,但仍然主要关注其负面后果。只有少数研究进一步引入了员工的归因风格,试图解释为何员工在面对负面八卦时会形成不同的心理加工机制与行为反应,以及在不同条件下这些反应会如何增强或减弱。

2.4 研究缺口与本研究

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显示存在三个主要局限性。首先,目前关于负面八卦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其负面效应,对其潜在的正面效应关注不足,也很少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同时探讨其正负效应。其次,现有研究大多依赖单一理论视角,尤其是资源与情绪管理相关理论以及社会认知与信息处理相关理论,很少有研究整合多种理论来解释负面八卦的复杂性。虽然有一些研究借鉴了社会信息处理理论,但其应用仍集中在八卦的负面效应上,忽视了不同信息处理方式可能导致员工以不同方式解读与回应八卦的可能性。第三,很少有研究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探究负面八卦的不同影响,揭示八卦对象的具体心理体验与行为反应,为负面八卦的不同影响提供互补的证据。

为弥补这些局限,本研究整合了社会信息处理理论与归因理论,采用顺序混合方法,探讨负面八卦对酒店员工的差异化影响。这种整合性视角不仅解决了以往研究的局限,还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员工面对负面八卦时的复杂反应与应对行为。此外,它还能加深我们对负面八卦影响效应的整体认识,尤其是其差异化影响,同时为酒店行业在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管理等领域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实践建议。

3 混合方法设计

由于目前尚缺乏理解与解释负面八卦正面影响的相关研究,本研究旨在探索负面八卦的差异化影响。为此,为填补这一空白并推动理论发展,我们采用了混合方法设计,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以获得更为全面的见解(An等人,2026;Lin等人,2023;Chen等人,2021)。混合方法不仅能帮助我们全面、细致地理解现实世界中的现象,还能将理论发展与实证检验相结合,从而提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普遍性(Venkatesh等人,2013)。

由于目前关于八卦对象对负面八卦差异化反应的理论框架尚不明确,因此在开展定量研究之前,进行定性探索是必要的(Lin等人,2023;Creswell和Clark,2017)。在定性阶段,我们对上海、广州、北京及中国四川省的酒店员工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了解他们在遭遇负面八卦时的情绪反应与行为表现,进而构建理论模型。随后在定量阶段,根据研究1的核心发现(关键路径)提出假设,并通过问卷调查对这些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以探究负面八卦对八卦对象的影响。

4 定性研究:研究1

4.1 研究设计

本项定性研究旨在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框架,用以把握负面八卦对酒店员工的差异化影响,同时为后续的定量研究提供理论基础。2022年12月至2023年2月期间,我们对中国上海、广州、北京及四川省的酒店员工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在制定访谈方案时,我们首先通过文献回顾与研究内容分析确立了核心框架,随后征求领域专家的意见并对方案进行修改,最后通过预访谈进一步优化访谈工具,最终形成了最终的访谈方案(详见附录B)。

酒店的选择遵循三个原则:情境典型性、类型多样性以及合作可行性。最终,上海与广州等地区被选为主要研究地点。参与者是通过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招募的。样本由一线酒店员工组成,如前台员工及餐饮服务人员,这类岗位需要频繁与人互动,与研究情境高度契合。访谈数量的确定依据是定性研究中的理论饱和原则(Strauss和Corbin,1998),即当进一步访谈不再出现新主题时,便停止数据收集。经过52次访谈后达到了饱和状态。所有访谈均在获得每位参与者完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每次访谈时长约为30–40分钟,访谈过程均被录音并逐字转录,最终获得了约16万字的转录数据用于分析。最终样本共包含52名员工,其中女性占比较高,为31人,年龄在26至35岁之间,大多数参与者在酒店行业的工作经验为1–3年。样本涵盖了多个部门,包括前台与餐饮部门(详细样本信息见附录A)。

4.2 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我们采用了三步编码程序来分析负面八卦的差异化影响(Suddaby,2006)(见表1)。为确保编码的可靠性,我们组建了编码团队,并借助NVivo 12软件辅助编码:一名团队成员独立对所有访谈转录内容进行编码,另外两名成员则随机分配所有访谈数据,确保每份访谈转录内容都经过两种不同的编码流程(Shen等人,2024)。如果编码结果存在差异,编码人员会邀请领域专家共同讨论,直至达成一致意见。首先,在开放编码阶段,我们参照Papathanassis和Knolle(2011)的方法,剔除了受访者很少提及或偏离研究问题的主题,最终确定了31个一级主题。接着,我们对这些一级主题进行抽象整合,提炼出12个二级主题:负面情绪、心理与身体压力、工作不安全感、自我否定、工作退缩、人际紧张、自我反思、寻求支持、自我提升、工作优化、积极归因和消极归因。随后,根据研究问题,这些二级主题又被进一步归纳为五个核心主题:负面反应、负面结果、正面反应、正面结果以及NWG的情境背景。最后,结合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我们分析了这些主题之间的关联,从而在图1中构建了理论框架。表1为研究1的编码流程。

三级主题 二级主题 一级主题 示例引文
负面反应 负面情绪 愤怒 我当时非常生气。(S12)
抱怨 人与人之间不再有信任了吗?(S10)
心理与身体压力 心理压力 巨大压力,让人喘不过气。(S19)
身体压力 过度思考这件事让我头疼。(S20)
工作不安全感 警惕心态 我变得小心翼翼。(S2)
对个人权利的担忧 我担心自己是否还能升级客人的房间。(S10)
对工作环境的担忧 在这种氛围下工作让我很害怕。(S32)
负面结果 自我否定 自我怀疑 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妆容是不是太浓了。(S40)
自我评估失衡 我开始更在意别人的看法,进而错误地责备自己。(S16)
工作退缩 表现不佳 我在行动上变得犹豫不决。(S16)
离职意向 我打算离开这里。(S39)
社交互动减少 我尽量避免交谈和聊天。(S9)
人际紧张 人际关系受损 我们见面时我很少打招呼。(S5)
组织关系受损 很难感受到“酒店就像一个大家庭”,这让我对公司的情感变淡了。(S20)
正面反应 自我反思 自我审视 如果有需要改变的地方,我会去改;如果没有,我会努力做得更好。(S25)
自我修正 我努力消除工作中的粗心大意。(S25)
自我调整 这让我对自身能力和形象有了新的认识,促使我不断调整和改进。(S15)
寻求支持 情感支持 我和曾在这家酒店工作过的朋友聊了聊。(S6)
组织反馈 我把流言告诉了我的上级。(S28)
专业咨询 我咨询了心理学家。(S28)
正面结果 自我提升 形象改善 我更加注重自己的着装和沟通方式。(S8)
主动学习 我开始主动参加运营方面的培训。(S21)
设定新目标 我制定了新的发展计划,并努力朝着它前进。(S11)
工作优化 主动改善工作状况 我主动向他人寻求建议,以提升客人体验。(S38)
主动改善工作环境 我会主动整理工作区域。(S6)
NWG的情境背景 积极归因 归因于自身能力不足 这是因为我对工作相关问题不够熟悉。(S6)
归因于态度不当 是我没能记住客人的需求。(S18)
归因于表现不佳 我认为这是由于我升级房间次数太少造成的。(S38)
消极归因 归因于他人故意为难 可能是有人故意给我制造困难。(S46)
归因于他人嫉妒 我觉得她是嫉妒我。(S12)
归因于负面工作环境 有很多人在无聊时会喜欢私下八卦。(S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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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NWG对不同对象的差异化影响。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认为,个体对事件的不同解读和处理方式会带来不同的反应和行为决策(Salancik和Pfeffer,1978;Kross等人,2023)。因此,我们认为作为负面事件的NWG,会对对象的情绪、态度和行为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差异化影响,且这种影响会受到员工归因风格的影响。自我反思、寻求支持、自我提升和工作优化体现了员工在面对NWG时主动审视和调整自身态度与行为的积极特质(Zhang等人,2021)。此外,与自我提升和工作优化相比,自我反思和寻求支持是NWG影响(即正面反应)的更早期结果,属于对负面信息的解读过程。在受到NWG影响后,员工首先通过反思流言内容或向他人寻求反馈来审视自身的工作能力,继而调整自身并改进工作,从而实现自我提升和职业重塑(Grant等人,2008),也就是自我增强和工作优化,是员工积极反应的行为结果。例如,受访者S25表示:“负面流言确实给了我很多启示,我因此默默地提升了自己。”负面情绪、心理与身体压力、工作不安全感、自我否定、工作退缩和人际紧张则体现了员工在面对NWG时对自己、工作环境及人际关系的负面反应和行为,且他们倾向于进行消极归因。此外,与自我否定、工作退缩和人际紧张相比,面对负面流言的员工首先会体验到情绪波动和压力感,这些负面感受又会进一步影响他们的工作,导致自我否定和工作退缩行为,降低人际互动的质量。例如,有位受访者S9表示:“当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背后议论我时,我感到非常愤怒和焦虑。渐渐地,我就不愿意主动参与团队讨论和活动了。”

结合归因理论,个体会为自己所经历的事件(如负面流言的传播)寻找属于自己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又会影响其后续的认知反应和行为结果(Zalesny和Ford,1990)。根据编码结果,对象的归因方式是其后续反应和行为表现的重要影响因素。那些能够进行积极归因的员工通常较为谦逊,会将负面流言的根源归咎于自身(比如将负面流言的产生归因于自身专业技能不足),并且善于从自身找问题并加以解决,这有助于他们在遭遇NWG后保持积极态度,进行自我反思或向外寻求支持,同时也能减轻负面情绪和心理与身体压力。相反,那些倾向于消极归因的员工则容易将负面流言的根源归咎于他人和环境,因为他们对外界更为敏感,更容易抱怨,还会体验到其他负面情绪、心理与身体压力以及工作不安全感,这些因素都不利于他们进行自我反思和向外寻求支持。

5. 定量研究:研究2
5.1 定量研究的目的
在研究2中,我们探讨了NWG与自我反思、自我提升、情绪耗竭以及工作拖延行为之间的关系,重点研究积极归因的调节作用(见图2)。之所以如此关注,是因为消极归因作为一种负面变量,往往会导致不良后果,其危害性已有较多研究证实(Ding等人,2025;Wang和Meng,2025)。不过,我们更想探究的是,当个体遭遇负面事件时,积极归因是否能发挥积极作用。此外,研究积极归因在这一情境下的调节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它能引导员工以积极主动的心态应对负面信息,从而减轻不良影响,促进个人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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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待检验模型

5.2 理论背景与假设提出
5.2.1 理论背景
本研究借助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和归因理论来解释NWG对不同对象的差异化影响。总体而言,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为这项研究提供了整体的分析框架,有助于解释员工如何以不同方式解读作为重要社会信息的NWG,进而产生不同的情绪和认知反应,最终导致不同的行为结果。而归因理论则侧重于个体认知解读的更具体过程,为理解员工归因风格在NWG影响中的作用提供了更为直接具体的理论依据。这两种理论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本研究解释NWG差异化影响的理论基础。

5.2.2 NWG与情绪耗竭
情绪耗竭作为工作相关压力的核心表现,指的是个体在面临持续的工作要求和压力时所出现的极度疲劳和情感资源枯竭的状态(Amissah等人,2022)。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员工会处理并解读工作场景中的社会信号,进而表现出相应的情绪反应(Salancik和Pfeffer,1978)。作为具有明确人际指向的负面社会信息,NWG常常被流言对象视为来自工作环境的负面评价和关系威胁,从而引发焦虑、不安等负面情绪,这为情绪耗竭的产生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外,对于酒店员工来说,NWG不仅是一种负面信息刺激,还是一种持续的情感负担。由于流言具有非正式、隐蔽且易于扩散的特点,流言对象往往会反复思考流言内容,猜测其来源,并评估其对自身声誉的可能影响(Abdelghani等人,2025)。这一过程不断消耗员工的情感资源,使他们陷入反复纠结和情绪紧张的状态,进而增加情绪耗竭的可能性。现有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先前的研究表明,NWG会显著影响员工的负面情绪和心理压力(Babalola等人,2019;Cheng等人,2023b),而这些负面体验又会增加情绪耗竭的发生概率。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 NWG与情绪耗竭呈正相关关系。

5.2.3 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
工作拖延行为指的是员工故意延迟完成分配的工作任务,表现为倾向于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并逃避工作责任(Li等人,2023)。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员工会解读工作场所中的社会信息,进而形成相应的情绪反应和行为选择。当员工受到NWG的影响,情感资源不断被消耗时,他们就更有可能将工作任务视为额外的负担(Cheng等人,2023b),而非需要履行的责任。基于这种负面的认知解读,员工更可能采取回避策略,通过延迟开始任务或推迟任务执行来暂时缓解心理压力。此外,情绪耗竭还可能削弱员工处理工作相关信息的能力,降低任务执行效率。情感资源的枯竭使得员工更难以集中注意力、确定任务优先级以及制定明确的行动计划。因此,面对工作任务时,他们更可能犹豫不决、拖延行动、推迟执行,最终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工作拖延行为(Zhong和Robinson,2021)。现有研究也表明,情绪耗竭是连接负面工作信息与员工负面工作行为的重要机制(He等人,2021)。因此,当员工因NWG而出现情绪耗竭时,他们就更有可能出现工作拖延行为。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 情绪耗竭在NWG与工作拖延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5.2.4 NWG与自我反思
自我反思指的是个体基于自身或他人的反馈,对先前的认知和行为进行主动、持续且深入的审视,并将新形成的认知应用到未来的实践中(Germain等人,2016)。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员工并非被动地接收外部信息,而是会主动对其进行解读和处理,将其转化为用于认知调整和自我审视的线索(Salancik和Pfeffer,1978)。因此,工作场所中的负面信息并不一定会只带来负面后果,它也可能促使员工反思自身。NWG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个人行为、能力或形象的负面社会信息。尽管这类信息可能带有主观性甚至偏见,但它仍然能为流言对象提供他人的外部评价视角。当员工意识到自己是NWG的针对对象时,他们可能会主动处理和解读流言内容,判断其是否有事实依据,同时反思自身是否存在此前未被察觉的缺点或问题(Bai等人,2020)。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将外部信息转化为自我认知的线索,从而促进自我反思。此外,为了维护自己在工作场所的声誉,避免再次成为流言对象,员工也可能因为NWG而更加认真地审视自己的工作表现,找出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做出相应的行为调整和改进(Sun等人,2023)。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 NWG与自我反思呈正相关关系。

5.2.5自我反思的中介作用自我提升是指员工通过主动学习、技能发展及相关努力来提升自身能力和工作表现的过程(Carmeli等人,2013年)。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作为带有评价性内容的负面社会信息,负面工作闲话可能通过引发员工的自我反思,进而促进其后续的自我提升行为。具体而言,自我反思不仅能帮助员工发现问题,还能提高他们改进措施的针对性。由于自我反思涉及对具体行为、原因及后果的分析,因此更有可能帮助员工将模糊的不满或压力转化为明确的改进目标,并进一步将其转化为学习、培训及行为调整等具体行动(Kross等人,2023年;Ganti等人,2025年)。先前的研究也表明,反思性认知过程是个体成长与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反思,员工能够从过往经验与外部反馈中提取有用的改进信息,并将其转化为提升能力、优化表现的具体路径(Carmeli等人,2013年)。因此,当员工因负面工作闲话而进行自我反思时,这种反思不仅是一种认知反应,还可能转化为自我提升行为。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H4. 自我反思在负面工作闲话与自我提升之间起中介作用。

5.2.6. 积极归因的调节作用积极归因是指一种归因风格,即员工在解读事件时保持相对乐观的情绪,同时对未来结果抱有积极预期(Cruwys等人,2015年;Ding等人,2025年)。根据归因理论,个体对事件发生方式的解释是影响其情绪反应、认知判断及后续行为的关键因素(Weiner,1985年;Lee和Barnes,2021年;Abrokwah等人,2023年)。因此,积极归因可能会影响员工对负面工作闲话的因果解读,进而调节负面工作闲话与情绪耗竭、以及负面工作闲话与自我反思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影响后续的工作拖延行为和自我提升行为。从情绪反应的角度来看,具有较高积极归因水平的员工更倾向于将负面工作闲话视为由暂时且可控制的因素所致,而非他人出于恶意针对自己。这种归因方式降低了他们对事件的威胁感及人际伤害感知,使得他们所受到的情绪冲击较小,也不太容易陷入消极情绪之中(Zhang等人,2021年)。此外,研究还表明,积极归因与乐观特质相关,这类特质有助于个体在面对负面事件时保持情绪稳定,减弱负面反应(Liu等人,2012年;Wang等人,2022b年)。因此,具有较高积极归因水平的员工,负面工作闲话对其情绪耗竭的影响应该会更弱。相反,积极归因水平较低的员工则更可能将负面工作闲话视为他人故意施加的恶意伤害。这种归因方式会加剧员工对负面评价及人际威胁的关注,使他们更容易长期处于由负面工作闲话引发的焦虑、不安与压力状态之中(Cheng等人,2024年),进而强化负面工作闲话与情绪耗竭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总而言之,积极归因会影响员工对负面工作闲话的解读方式,进而影响负面工作闲话与情绪耗竭之间关系的强度。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H5a. 积极归因调节负面工作闲话与情绪耗竭之间的关系,即积极归因程度越高,负面工作闲话对情绪耗竭的负面影响就越弱。从间接效应的角度来看,积极归因通过调节负面工作闲话与情绪耗竭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情绪耗竭在工作拖延行为中的中介作用。当积极归因水平较高时,负面工作闲话对情绪耗竭的负面影响较弱,情绪耗竭在工作拖延行为中的中介作用也会相应减弱;而当积极归因水平较低时,负面工作闲话对情绪耗竭的负面影响较强,情绪耗竭在工作拖延行为中的中介作用则会更为显著。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H5b. 积极归因调节负面工作闲话通过情绪耗竭对工作拖延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即积极归因程度越高,负面工作闲话通过情绪耗竭对工作拖延行为的影响就越弱。从认知与解读反应的角度来看,具有较高积极归因水平的员工在面对负面工作闲话时,更倾向于做出内在且可控制的归因(Menguc等人,2024年),并反思自身行为、能力或形象方面的不足之处。这种归因方式使他们更可能将负面工作闲话视为具有参考价值的反馈(Harvey等人,2014年;Qin等人,2020年),并专注于识别自身存在的问题,思考改进方向(Kim等人,2023年),从而提升自我反思的主动性与深度。相反,积极归因水平较低的员工则更倾向于将负面工作闲话归因于那些难以控制的外部因素,如其他人或组织环境(Martinko等人,2011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太可能从自身角度分析事件原因,也无法将负面工作闲话转化为改进自身行为的依据,因而自我反思的主动性与深度相对较低。总而言之,积极归因通过影响员工对负面工作闲话的解读方式,进而影响负面工作闲话与自我反思之间关系的强度。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H6a. 积极归因调节负面工作闲话与自我反思之间的关系,即积极归因程度越高,负面工作闲话对自我反思的积极影响就越强。从间接效应的角度来看,积极归因还会通过调节负面工作闲话与自我反思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影响自我提升的效果。当积极归因水平较高时,负面工作闲话对自我反思的促进作用更强;而自我反思作为自我提升的重要前提,又会进一步强化负面工作闲话通过自我反思对自我提升的积极影响。当积极归因水平较低时,这一连锁效应则会相应减弱。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H6b. 积极归因调节负面工作闲话通过自我反思与自我提升之间的中介作用,即积极归因程度越高,负面工作闲话通过自我反思对自我提升的积极影响就越强。

6. 研究方法6.1. 数据收集问卷数据是通过与位于北京、广州、上海及四川省等多地的酒店合作收集的。与定性研究类似,酒店的选择主要基于三个标准:与研究主题的契合度、组织特征的多样性以及开展研究的可行性。选择多个地区作为样本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较大的跨地区样本能为假设检验提供足够的统计效力,同时有助于考察所提模型在不同地理和文化背景下的普适性,从而提升研究结果的外部有效性。其次,所选地区既包括拥有众多酒店企业的一线城市,也包括中国中西部具有代表性的省份,这些地区共同反映了中国酒店行业的整体特征,提升了研究结果的实际应用价值。我们首先联系了参与研究的酒店的人力资源部门,在他们的协助下,将招募信息传递给了一线服务人员。在招募过程中,参与者会清楚地了解到研究目的、匿名性和保密性保障,以及所需投入的时间。参与是完全自愿的,完成调研的受访者会获得少量金钱奖励作为感谢。为减少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了三波次时间滞后设计,每波次之间间隔两周。在第一次调研时,收集了负面工作闲话、积极归因以及人口统计信息;第二次调研时,测量了情绪耗竭和自我反思情况;第三次调研时,则收集了工作拖延行为和自我提升的相关数据。共发放了400份问卷,回收了324份有效回复。在剔除无效回答后,最终保留了302份有效问卷用于分析,有效回复率为75%。这一样本量超过了使用G*Power软件根据Cohen 2013年的标准所估算的最低要求——即中等效应大小f2=0.15,显著性水平α=0.05,统计效力(1?β)=0.95时,至少需要172名参与者。

6.2. 测量工具所有测量量表均源自现有文献中经过验证的成熟量表,仅做了少量修改以适配本研究的情境(详见附录C)。参与者需在1到5点的李克特式量表上表明自己同意或不同意某种观点的程度,1表示“强烈不同意”,5表示“强烈同意”。负面工作闲话这一概念是依据Chandra和Robinson(2009年)的量表改编的,包含3个条目。本研究中的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系数为α,复合信度为CR=0.85。自我反思则采用Grant等人(2008年)的5项量表进行测量,本研究中的该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α值为0.89,CR值为0.90。情绪耗竭通过Watkins等人(2015年)的3项量表进行评估,本研究中的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也很高,α值和CR值均为0.92。自我提升则依据Yu等人(2018年)的4项量表来界定,本研究中的该量表内部一致性较为合理,α值为0.88,CR值为0.89。工作拖延行为则使用Kühnel等人(2016年)的6项量表进行测量,本研究中的该量表同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α值和CR值均为0.90。积极归因则通过Liu等人(2012年)的5项量表进行评估,本研究中的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也处于合理水平,α值和CR值分别为0.88和0.88。与以往在酒店行业背景下关于负面工作闲话的研究结果一致(Lyu等人,2024年),本研究还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工作年限作为控制变量,因为这些人口统计特征已被证实与员工对负面工作闲话的感知、情绪反应以及工作行为存在关联。

6.3. 研究结果6.3.1. 基本统计特征样本的基本统计特征如下:共有190名参与者为女性,占比62.9%。其中,大部分人的年龄在18至25岁之间,占比52.6%,其次是26至35岁,占比40.4%。大多数人的教育程度为学士学位,占比43.4%,其次是大专学历,占比34.4%。超过半数参与者的工作年限在三年以内,占比61.6%。6.3.2. 共同方法变异的控制与检验以及验证性因子分析在正式发放问卷之前,我们先对酒店员工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和预测试,以此降低共同方法变异的可能影响。随后,我们运用哈曼单因子检验法来检测共同方法变异情况。检验结果显示,最大因子所解释的方差比例为26.96%,低于40%的标准,说明样本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变异问题。我们使用Mplus 8.3软件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如表2所示,六因子模型拟合效果最佳,χ2值为505.37,自由度为284,χ2/df比值为1.78,CFI值为0.95,TLI值为0.95,RMSEA值为0.05,SRMR值为0.05,表明我们的测量模型拟合效果良好。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模型拟合结果。模型χ2dfχ2/dfCFITLIRMSEASRMR基准模型(六因子模型)505.372841.780.950.950.050.05五因子模型:负面工作闲话+自我反思;积极归因;自我评价;情绪耗竭;工作拖延行为803.612892.780.890.880.080.07四因子模型:负面工作闲话+自我反思+积极归因;自我评价;情绪耗竭;工作拖延行为1410.592934.810.770.740.110.10三因子模型:负面工作闲话+自我反思+积极归因+情绪耗竭;自我评价;工作拖延行为2042.712966.900.630.600.140.12二因子模型:负面工作闲话+自我反思+积极归因+情绪耗竭+工作拖延行为;自我评价2926.322989.820.450.400.170.16一因子模型:负面工作闲话+自我反思+积极归因+情绪耗竭+工作拖延行为+自我评价3499.4329911.700.330.270.190.17注:N=302;SR=自我反思;SI=自我提升;EE=情绪耗竭;WPB=工作拖延行为;PA=积极归因。6.3.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表3展示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互间的相关系数。负面工作闲话与自我反思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r=0.41,p值小于0.01,与自我提升的相关系数为r=0.49,p值同样小于0.01。自我反思与自我提升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r=0.42,p值小于0.01。此外,负面工作闲话与情绪耗竭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r=0.26,p值小于0.01,与工作拖延行为的相关系数也为r=0.29,p值小于0.01。同时,情绪耗竭与工作拖延行为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r=0.32,p值小于0.01。这些结果为后续的假设检验提供了初步支持。表3.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互间相关性。变量MSD123456789101.性别1.630.482.年龄2.520.70?0.013.教育程度2.690.790.01?0.114.工作年限1.700.99?0.060.65**?0.105.负面工作闲话2.710.890.04?0.25**0.09?0.27**(0.85)6.自我反思3.530.880.02?0.16**0.18**?0.18**0.41**(0.89)7.自我提升3.490.96?0.07?0.060.09?0.14*0.49**0.42**(0.88)8.情绪耗竭2.931.15?0.01?0.24**0.06?0.31**0.26**?0.0010.22**(0.92)9.工作拖延行为2.720.930.00?0.40**0.12*?0.42**0.29**0.14*0.17**0.32**(0.90)10.积极归因3.060.88?0.16**?0.030.060.020.38**0.21**0.25**0.020.07(0.88)注:*p<0.05;**p<0.01。6.3.4. 假设检验我们使用Mplus 8.3软件进行了路径分析,以检验各项假设(Shen等人,2024年)。如表4所示,负面工作闲话对自我反思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回归系数为b=0.321,p值小于0.001,对自我提升的正面影响更为显著,回归系数为b=0.426,p值同样小于0.001。同时,负面工作闲话也对情绪耗竭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回归系数为b=0.315,p值小于0.001,对工作拖延行为也有显著正面影响,回归系数为b=0.151,p值小于0.05,这些结果都支持了最初的假设1和假设3。表4.研究2中假设检验的结果。空白单元格路径效应标准误直接效应NWG → SR0.321***0.065NWG → EE0.315***0.081调节变量NWG*PA → SR0.157 *0.067NWG*PA → EE?0.331***0.073空白单元格路径效应95%置信区间间接效应NWG → SR → SI0.094**[0.044, 0.172]NWG → EE →WPB0.042*[0.012, 0.094]空白单元格路径低积极归因高积极归因差异效应95%置信区间效应95%置信区间效应95%置信区间调节中介效应NWG → SR → SI0.183[?0.015, 0.398]0.459***[0.329, 0.582]0.080*[0.020, 0.158]NWG → EE →WPB0.605***[ 0.408, 0.784]0.026[?0.186, 0.253]?0.077*[?0.148, ?0.027]注:N=302;95%置信区间:95%置信范围;*p<0.05;**p<0.01;***p<0.001。关于自我反思的中介效应,对于自我提升而言,无条件间接效应为正且显著(b=0.094,p<0.01,置信区间=[0.044, 0.172]);而对于情绪耗竭的中介效应,间接效应为正且显著,体现在工作拖延行为上(b=0.042,p<0.05,置信区间=[0.012, 0.094]),因此支持假设2和假设4。为检验调节效应,NWG与积极归因之间的交互项对自我反思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交互值=0.157,p<0.05)。为更清晰地呈现交互效应的特点,我们采用Aiken和West(1991)的方法绘制了交互效应图(见图3),结果显示,与低积极归因相比,当积极归因水平较高时,NWG对自我反思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同样,NWG与积极归因之间的交互项对情绪耗竭也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交互值=?0.331,p<0.001)。结果(见图4)表明,与高积极归因相比,当积极归因水平较低时,NWG对情绪耗竭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这些发现支持假设5a和假设6a。下载:下载高分辨率图片(61KB)下载:下载完整尺寸图片图3.NWG与积极归因对自我反思的交互效应。下载:下载高分辨率图片(66KB)下载:下载完整尺寸图片图4.NWG与积极归因对情绪耗竭的交互效应。关于积极归因的调节中介效应,当积极归因水平较高时,NWG对自我反思的间接效应显著(ab=0.459,p<0.001,置信区间=[0.329, 0.582]);而在积极归因水平较低时,NWG对工作拖延行为的间接效应显著(ab=0.605,p<0.001,置信区间=[0.408, 0.784])。此外,两种情况下间接效应的差异也显著,对于自我提升而言,差异值为0.080,p<0.05,置信区间=[0.020, 0.158];对于工作拖延行为而言,差异值为?0.077,p<0.05,置信区间=[?0.148, ?0.027]。因此,假设5b和假设6b得到支持。7.研究发现与讨论本研究聚焦于NWG对八卦对象的不同影响,旨在系统揭示其带来的正面与负面后果,以及背后的机制和边界条件。为实现这些研究目标,我们依次开展了两项研究,一项定性研究,一项定量研究,从而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了NWG影响八卦对象的复杂过程。7.1.结论研究1让我们对NWG对不同对象的不同影响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具体而言,我们发现NWG会促使人们进行自我反思并寻求支持,从而有助于自我提升和职业发展,但同时也会引发负面情绪、心理和身体压力以及工作不安全感,进而导致自我怀疑、工作退缩以及人际关系紧张。员工的归因风格被认定为影响这些过程的关键因素。定性研究结果为构建研究框架和提出假设提供了初步依据(An等人,2026年;Lin等人,2023年)。在此基础上,研究2通过问卷调查发现,NWG会对情绪耗竭产生积极影响,而情绪耗竭又进一步调节了NWG与工作拖延行为之间的关系。积极归因既调节了NWG与情绪耗竭之间的关系,也调节了NWG通过情绪耗竭对工作拖延行为的间接影响。同时,NWG还会促进自我反思,而自我反思则调节了NWG与自我提升之间的关系。积极归因进一步调节了NWG与自我反思之间的关系,以及NWG通过自我反思对自我提升的间接影响。综合两项研究的结果来看,NWG并不会对八卦对象产生单一的负面影响。这种现象在需要频繁沟通与协作的酒店行业尤为常见。例如,当前台员工因为办理入住速度慢而被同事私下评价为“不熟练”,或者餐饮服务人员因为点单错误而被批评“粗心”时,他们可能会因为担心工作表现评估受影响以及人际关系恶化而产生负面反应。但同时,他们也可能会将这些负面信息视为自身服务方面不足的提醒,进而主动熟悉操作流程并提升工作表现。研究1基于酒店员工的实际工作经历揭示了这些不同的反应,而研究2则进一步验证了其中的正面与负面机制,以及积极归因的调节作用。因此,本研究系统回答了NWG对目标员工会产生哪些不同影响、这些影响是通过何种机制形成的、以及在何种条件下会增强或减弱等问题,为后续的理论贡献和实践应用奠定了基础。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数据集在数据收集时对技术发展的敏感度相对较低,其研究结论可能更适用于尚未完全引入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组织环境。因此,所提出的管理策略在这些组织中具有更高的适用性和实用价值。7.2.理论意义本研究为NWG研究领域做出了贡献。通过探讨酒店员工作为NWG目标的经历,本研究在后果、内在机制、边界条件以及理论应用等方面推动了NWG研究的进展,同时也拓展了酒店行业相关的研究文献。首先,本研究揭示了NWG的双重效应,突破了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其负面后果的局限。长期以来,NWG一直被视为一种破坏性的异常行为,大多数相关研究都集中在其负面后果上(Tassiello等人,2018年;Hua等人,2023年)。这种倾向在酒店行业研究中也很明显。例如,先前的研究发现,NWG会消耗酒店员工的心理资源(Lyu等人,2024年),进而降低他们的服务表现(Ye等人,2019年)。这些研究为理解NWG在酒店行业中的危害提供了基础,但它们通常将NWG视为一种产生负面后果的事件,从而忽视了这一现象的复杂性与双重性。从八卦对象的角度来看,本研究不仅表明NWG可能导致负面后果,如负面情绪和工作拖延行为,还发现它能够促使员工进行自我反思,进而带来自我提升等积极结果。因此,本研究将酒店行业关于NWG的研究从主要关注其破坏性后果,扩展到同时考察其正面与负面效应。由此,它揭示了NWG的双刃剑效应,为理解其后果提供了更全面的框架。其次,本研究阐明了NWG如何通过引发员工不同的情绪和认知 processing而产生不同的结果。以往的研究,包括在酒店行业开展的研究,大多从单一的情绪或心理角度来解释NWG的机制(Babalola等人,2019年)。相比之下,本研究整合了情绪和认知两个维度,发现情绪耗竭和自我反思是员工在经历NWG后产生不同结果的两种关键途径。这为理解NWG不同效应背后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此外,根据我们的定性研究结果,NWG不同效应的机制可概括为两条路径:一条是向内的自我反思路径,另一条是向外的资源寻求路径。就其积极效应而言,员工可以通过向内的自我反思来提升自我,同时也可以通过向外的途径寻求外部资源和反馈,以实现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正是这种内外结合的信息处理与应对过程,使得员工能够将NWG转化为自我发展和职业提升的机会,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工作中的负面事件(Cheng等人,2024年)。这一发现表明,八卦对象并非仅仅是负面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他们还可以通过结合运用内在与外在的应对方式,将负面信息转化为积极结果。因此,本研究不仅弥补了现有文献主要关注负面机制的不足,还揭示了NWG如何通过认知和应对过程推动酒店员工产生积极变化。由此,它为理解NWG的潜在机制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第三,本研究从归因的角度探讨了NWG不同效应的边界条件,从而深入了解了NWG在何种条件下会产生不同效应。以往的研究,包括在酒店行业开展的研究,虽然探讨了NWG的调节因素,但主要关注个体特质和心理资源(Babalola等人,2019年;Cheng等人,2023b年;Naeem等人,2020年)。对于认知解读过程,尤其是员工的归因如何影响NWG的后果,相关研究较少关注。因此,通过研究酒店员工在NWG发挥作用过程中的归因风格所起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揭示了NWG的效应不仅取决于事件本身,还取决于员工如何归因和解读该事件。由此,本研究将焦点从事件本身的影响转向了个体如何解读事件并塑造其结果,同时也凸显了归因在解释酒店行业中负面社会信息影响方面的独特价值。第四,本研究借助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并结合归因理论,拓展了关于NWG不同效应背后机制的理论视角。在酒店行业等领域的现有研究中,大多依赖资源保存理论和情感事件理论来解释NWG的效应(Babalola等人,2019年;Naeem等人,2020年)。然而,作为社会信息的一种重要形式,NWG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不能仅仅归结为情绪反应或资源消耗。尽管先前的酒店行业研究已经运用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将NWG视为一种社会情境信息并解释其效应(Cheng等人,2024年;Li等人,2023年),但很少有研究从信息加工差异的角度进一步揭示其双重机制。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超越了现有的解释方法,强调员工对NWG作为社会信息的不同加工和解读方式,是后续在情绪、认知和行为结果上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在这方面,本研究也回应了Li等人(2023年)提出的要进一步深化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在NWG研究中的应用的要求。此外,鉴于归因和判断是个体信息加工的核心组成部分(Hewett等人,2019年;Zalesny和Ford,1990年),本研究将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与归因理论相结合。前者为理解NWG作为社会情境信息的作用提供了总体分析框架,后者则为解释员工归因风格在NWG发挥作用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更具体的理论支持。通过这种理论整合,本研究为更深入地理解NWG的不同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7.3.实践意义现有的研究通常将NWG视为纯粹的破坏性现象,相应的管理措施也主要集中在控制或消除它上。鉴于本研究的结果,为了使管理建议更具系统性,本研究从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层面提出了建议,特别注重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沟通,以便为酒店行业提供指导,帮助其更有效地理解、引导和应对NWG。首先,短期管理措施应着眼于事件应对,及时进行信息核实、沟通干预和情感支持。在NWG发生之后,员工往往会在信息不完整的状况下迅速产生认知和情绪反应。因此,一方面,管理者应尽快确定相关信息的来源、内容和范围,初步判断其真实性及其可能造成的影响。例如,他们可以与相关员工、直接上司以及同事进行简短沟通,快速了解负面传闻的基本情况,然后通过部门通知或书面提醒相关规则,及时阻止其进一步传播。另一方面,管理者应仔细区分流言的内容,而非简单地否认或压制它。比如,当负面传闻涉及员工的工作效率或工作失误等问题时,管理者可以利用客户反馈、上级评价以及同事的意见,将带有情绪色彩的评判与基于事实的工作反馈区分开来。随后可将后者转化为针对具体行为的建设性建议,帮助员工理性分析问题并采取改进措施(Han等人,2026)。对于明显不实的信息,酒店可通过正式渠道及时澄清,必要时依据组织规定予以制止(Bui等人,2026),从而降低负面传闻的影响,减少在信息模糊的情况下员工做出错误归因的可能性。

其次,中期管理措施应注重制度建设,将负面传闻的引导与管理融入人才选拔、培训发展以及绩效管理等关键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在人才选拔过程中,酒店可在情境面试中加入相关问题。例如,可要求候选人说明如何分析未经证实的负面评价或同事背后议论的起因,以及会采取何种措施,以此评估他们的信息判断能力与改进意识。在晋升决策时,酒店可参考员工以往处理客户投诉和负面评价的表现,判断其是否具备较强的自我反思能力和成长意识,进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人才培养。在培训与发展方面,酒店可通过角色扮演和案例分析来模拟特定场景,比如因工作效率低下而遭同事议论的员工、因疏忽检查而受到负面评价的客房服务员,或是因协调失误成为负面传闻目标的宴会服务人员。这些实践有助于员工区分基于事实的反馈与带有情绪色彩的评判,进而提升他们的积极归因能力和改进意识。在绩效管理中,酒店可对通过自我反思和自我检查实现自我提升及服务改进的员工给予绩效激励。例如,可在绩效评估中额外加分,或提供服务改进奖励,以此强化自我反思和主动改进在酒店服务中的重要性(Zhai等人,2026)。此外,适当的宽容机制也有助于减少员工对负面评价的过度防御心理(Wang等人,2022a)。诸如服务补救以及事件发生后的非惩罚性审查等措施,可避免员工因过度担忧而产生逃避工作的行为。

最后,长期管理应注重文化塑造和长效机制的建设,旨在通过优化组织氛围、营造以反馈为导向的文化以及持续监控,提升酒店在应对负面传闻方面的长期治理能力。首先,酒店应营造客观且标准化的反馈氛围,鼓励员工就具体的工作问题直接表达意见和提供反馈,从而从源头上减少负面传闻和信息误解。例如,酒店各部门可在班前会和服务回顾会上设立定期反馈环节,同时通过部门会议和员工反馈平台为员工提供正式的表达和评论渠道(Lyu等人,2024)。其次,酒店应逐步培育一种以自我反思、自我审视和持续改进为导向的组织文化。管理者可将注重问题解决而非互相指责的价值理念融入酒店文化,并通过员工手册、入职培训、年度会议以及内部通讯不断强化这一理念,从而逐渐形成一种让员工愿意反思、审视问题并持续学习的文化环境(Peng等人,2022)。第三,酒店应建立定期的组织氛围监测与干预机制。具体而言,可通过定期开展员工调查、部门走访以及匿名反馈平台(Ellmer和Reichel,2021)等方式,动态了解不同部门中负面传闻的发生情况,进而构建一套整合预防、流程指导与持续改进的长期治理机制。

7.4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尤其是一些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问题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基于这些局限,我们提出了相应的未来研究方向,以进一步推动负面传闻领域的研究进展。首先,本研究主要探讨了归因风格在负面传闻差异化效应中的边界作用,未纳入其他潜在的调节变量。实际上,酒店行业具有高度的互动性和强烈的绩效导向,不同的团队和组织氛围可能会产生差异化的影响。例如,竞争激烈的团队氛围可能会给员工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Zhu等人,2018),从而加剧负面传闻的负面影响;而以发展性反馈为特征的积极反馈氛围,则可能引导酒店员工以更积极的态度解读负面信息,将其视为改进的信号(Li等人,2011),进而促进自我反思并增强其积极效果。此外,个体对自我概念的关注程度,如自我概念的清晰度,也可能影响员工处理负面信息的方式,使他们在面对负面传闻时更倾向于依据客观事实而非情绪反应作出判断(?zcan等人,2025)。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引入多层变量,系统探讨负面传闻差异化效应的边界条件。

其次,由于研究2主要验证了研究1中的核心发现和关键路径,未能涵盖定性研究中的其他结果。具体而言,定性研究表明,负面传闻不仅可能促使员工通过情感依赖寻求支持,从而产生诸如职业重塑之类的积极结果,还可能引发工作不安全感,包括对自身利益的警惕和担忧,进而导致自我否定和工作逃避等消极后果。鉴于本研究侧重于实证检验这些发现之间的关键路径,未来的研究可通过纳入上述调节变量,进一步探究这些构念之间的关系及其边界条件。这将有助于更具体地实证分析负面传闻所带来的多样结果和作用过程,从而深入理解其背后的心理机制。

第三,本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时间滞后,这在基于实地数据的定性和定量研究中从数据收集、分析到发表的全过程中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研究所处的组织环境和行业状况可能随时间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之后,酒店行业在数字化、沟通方式以及社交互动模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比如数字沟通工具的广泛使用以及非正式互动场景的转变(El-Said等人,2024;Kim等人,2025;Si等人,2026)。这些变化可能会影响负面传闻的产生和传播方式。不过,本研究得出的核心发现和潜在心理机制并不过于依赖特定的环境,其基本逻辑在不同时间段内依然相对稳定。也就是说,尽管负面传闻可能通过不同的媒介传播,但个体在感知到负面传闻后处理社会信息的方式以及他们的归因解读,仍是理解其影响的核心。同时,我们仍然建议未来的研究利用最新的环境数据,进一步探讨数字技术和远程沟通工具的作用。例如,数字沟通环境(El-Said等人,2024;Si等人,2026)可能会加速负面传闻的传播并增强其对员工的负面影响;面对面与在线等不同的传播形式,在影响路径和强度上也可能存在差异。此外,由于事件的影响会随时间发生变化,由负面事件引发的某些反应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Jiang等人,2024)。因此,未来的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从时间维度比较不同时间段内负面传闻的影响,从而更深入地理解时间在塑造负面传闻影响中的作用。总体而言,我们鼓励未来的研究在新的背景下运用更新的数据和多样的研究设计,进一步拓展现有研究的理论边界。

作者贡献声明
王帅康:撰写——初稿、数据整理、概念构建。李鹏波:方法论、资金获取、概念构建。敖霞:撰写——审稿与编辑、调查研究。范茹:验证、监督、软件应用。

资金支持
本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2332010]以及北京市高校教师队伍建设2022年度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BPHR202203141]的支持。

王帅康|李鹏波|敖霞|范茹
湖南大学商学院,中国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麓山南路2号,邮编41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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