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与大洋洲航空公司的可持续性表现是否达标?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port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Are Asia and Oceania carriers up to par with the sustainability facet?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07日 来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port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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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十年间,亚洲-大洋洲地区的航空公司面临着在扩大运营能力的同时应对紧迫环境问题的双重挑战。本研究评估了该地区主要承运商在2012年至2023年间如何通过生态效率(eco-efficiency)举措平衡这些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研究人员采用基于松弛的测量(Sla

  
过去十年间,亚洲-大洋洲地区的航空公司面临着在扩大运营能力的同时应对紧迫环境问题的双重挑战。本研究评估了该地区主要承运商在2012年至2023年间如何通过生态效率(eco-efficiency)举措平衡这些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研究人员采用基于松弛的测量(Slack-based measure, SBM)方法,通过考察13家航空公司的容量利用率以及包括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CO2)排放在内的环境指标,评估其可持续发展绩效。研究结果揭示了航空公司在管理容量-环境权衡(capacity-environment tradeoff)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虽然像新加坡航空(Singapore Airlines)和澳洲航空(Qantas)这样的领先者通过战略性机队现代化和高载客率证明了容量增长可以与减排共存,但其他承运商则因效率低下的运营而同时损害了生产力和可持续性。COVID-19大流行意外地充当了一次自然实验,展示了临时性的容量削减如何改善了环境指标,尽管这些收益在各航空公司之间并不均衡。随后的回归分析确定,较新的机队年龄和更高的载客率是生态效率的统计显著驱动因素。研究强调了该地区缺乏协调的环境政策如何为可持续容量扩张创造了不平等的竞争环境。随着需求反弹,研究人员分析表明,采取综合方法进行网络优化、专注于提高载客率并投资清洁技术的航空公司将最有可能同时实现运营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些发现为全球增长最快的航空市场之一的航空公司提供了关键见解,以应对市场扩张压力与脱碳承诺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
**论文解读:亚洲与大洋洲航空公司的可持续性表现——基于生态效率的实证分析**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全球航空业正面临运营容量扩张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根本性矛盾。随着航空旅行需求激增,航空公司必须在扩大运力的同时履行紧迫的脱碳承诺。然而,现有研究或聚焦于技术性排放因子,或将可持续性脱离运营现实孤立考察,未能充分揭示航空公司在容量-环境权衡(capacity-environment tradeoff)中的实际表现。亚洲-大洋洲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航空市场,其航空公司在此平衡中的表现是否达标?过往证据表明,该地区承运商在环境效率上落后于欧洲和美国同行,可能同时危及环保承诺与长期运营效率。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通过分析2012至2023年间13家主要航空公司的生态效率(eco-efficiency),揭示哪些因素驱动了成功的容量-环境协同发展,并为政策制定者与行业管理者提供实证依据。该论文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port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主要技术方法(不超过250字)**

研究人员采用两阶段分析框架。第一阶段,运用非导向型基于松弛的测量(Slack-based measure, SBM)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模型,直接纳入非期望产出——二氧化碳(CO2)排放,同时评估输入(航空燃料消耗、电力消耗、水消耗、劳动力规模、机队规模)与输出(期望产出:可用座公里(ASK);非期望产出:CO2排放)的效率。随后,采用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指数衡量跨期效率变化。第二阶段,使用Tobit回归模型识别效率驱动因素,解释变量包括机队年龄(FLETAGE)、载客率(LOAD)、货运收入吨公里占比(CARGO)及联盟成员身份(ALLI)。样本来源于13家亚洲-大洋洲航空公司(包括北亚8家、东南亚3家、大洋洲1家、中东1家)2012至2023年的公开可持续发展报告数据。

**3. 研究结果**

**3.1 效率得分(SBM模型)**

非导向SBM模型分析显示,航空公司间存在显著效率差异。新加坡航空(0.98)和澳洲航空(0.95)位列区域最佳,接近行业前沿,所需资源与排放削减均低于5%。加鲁达印尼航空(0.92)和全日空(0.90)构成第二梯队,改进需求普遍低于10%。国泰航空(0.85)、日本航空(0.84)和长荣航空(0.82)表现中等,需在多投入产出维度进行9%至18%的改进。泰航(0.78)、中国国航(0.75)、韩亚航空(0.74)、大韩航空(0.72)、中华航空(0.68)和阿联酋航空(0.65)为落后梯队,所需改进超过20%至35%,例如阿联酋航空需削减31.4%燃料消耗和35.5%CO2排放。所有航空公司均存在提升ASK的潜力,但对低效承运商而言,首要路径是资源优化与减排而非扩张。

**3.2 Malmquist TFP指数结果**

Malmquist TFP指数揭示了2012至2023年间的生产率变化趋势。行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TFPch)为1.022,由效率变化(EFFch=1.012)和技术变化(TECHch=1.010)共同驱动。2012-2013年出现显著下降(TFPch=0.793),随后恢复;2019-2020年因COVID-19大流行导致生产率崩溃(TFPch=0.643),但2020-2021年出现强劲反弹(TFPch=1.780)。航空公司层面,澳洲航空表现最佳(TFPch=1.317),中华航空(1.242)和国泰航空(1.192)也实现显著增长。中国国航则出现严重衰退(TFPch=0.793),主要源于技术退步。

**3.3 第二阶段回归分析(Tobit模型)**

Tobit回归结果表明,机队年龄(FLETAGE)与生态效率呈显著负相关(β=-0.021,p<0.01),说明较新的机队能显著提升效率。载客率(LOAD)与生态效率呈显著正相关(β=0.015,p<0.05),表明更高的载客率能改善环境表现。联盟成员身份(ALLI)呈边际显著正效应(β=0.041,p<0.10),表明联盟协同可能带来益处。货运收入吨公里占比(CARGO)则无统计显著影响。

**3.4 敏感性分析**

通过移除电力与水消耗变量(模型2)以及使用主成分分析(PCA)合并燃料与劳动力为“运营投入”因子(模型3),三种模型间的效率排名高度相关(Spearman秩相关系数>0.85),且领先与落后航空公司保持一致,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4.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 研究揭示了容量-环境权衡的核心矛盾:领先者如新加坡航空和澳洲航空通过战略机队管理、高载客率和运营优化实现了ASK增长与CO2减排的脱钩;而落后承运商则因老旧机队和低效运营承受了生产率与排放强度的双重损失。COVID-19大流行意外展示了容量收缩对环境的短期改善,但恢复期显示不同航空公司应对策略分化。回归分析进一步强调,机队现代化与载客率提升是关键的统计显著杠杆,且运营网络设计可能比单纯技术投资更重要。研究呼吁采取双重路径:持续投资清洁技术的同时,优化网络规划与收益管理以提高载客率。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 本研究揭示了亚洲-大洋洲航空业的一个关键矛盾:虽然航空公司正在扩大运力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但区域环境政策的缺乏协调导致了不可持续的差异化结果。与欧洲和美洲不同,该地区缺乏环境法规的共识,各政府制定分散的政策。这种监管碎片化直接影响了航空公司的容量-环境平衡行为,领先者如新加坡航空和澳洲航空展示了先进机队技术与优化运营如何将ASK增长与排放脱钩,而落后承运商则受困于老旧机队、低载客率和不一致的政策信号。大流行矛盾地创造了环境改善的条件,但研究发现在没有通过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或亚洲开发银行(ADB)等机构制定协调区域标准的情况下,航空公司面临扩张目标与可持续承诺之间的冲突压力。最佳表现者将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的四大支柱(技术、运营、基础设施和市场措施)整合到容量规划中,证明环境效率不必以增长为代价。本研究为这一发现提供了实证支持,识别出机队现代化和载客率提升是关键且统计显著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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