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关乎时间，还关乎可预测性：一种将通勤可预测性与满意度联系起来的双重路径模型

《Journal of Transport & Health》：It's not just about time, It's also about predictability: A dual-pathway model linking commute predictability to satisfaction

　　摘要
引言：为何如此多的人将通勤视为负面体验？又该如何提升他们的满意度？本研究挑战了现有文献中仅关注通勤客观特征（如时长）的视角，认为答案在于不确定性心理学。具体而言，我们提出一种新的双路径模型，探讨通勤的可预测性如何影响满意度——不仅通过减轻负面因素（如压力），还能增强正面因素（如感知到的自主性）。

方法：为减少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采用三波调查设计，最终纳入379名每周至少通勤两天的全职员工作为样本。

结果：在控制通勤时长后，通勤的可预测性仍能通过提升通勤过程中的感知自主性来提高满意度；而通过降低通勤相关压力的作用则不再显著。

结论：这些结果表明，交通可靠性不仅是运营目标，更是提升通勤者幸福感与公共心理健康的有效手段，它让通勤者在生活场景转换时能够主动管理自身的认知与情绪资源。这对政策制定者和雇主具有启示意义：提高通勤可预测性是提升通勤者幸福感、培养更具适应能力的劳动力的切实有效策略。

引言：想象一下，每位早晨出发去上班的通勤者都像在参加一场每日彩票抽奖；尽管他们到办公室的平均路程为45分钟，但实际时间却波动极大——从令人沮丧的延误到出人意料的快速，这种不确定性让他们倍感压力，也难以规划通勤时间。再想象另一位通勤者，其平均通勤时间同样是45分钟，但每日行程时间却更为稳定。对这个人而言，通勤更可能变成一段值得期待的休息时光：一段可预测的缓冲时间，可以用来听播客、准备会议或享受片刻宁静。同一段路程，对前者来说是压力源，对后者则是机会。本文探讨了一个强大却常被忽视的因素——可预测性——它决定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通勤体验。

数十年来，关于通勤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旅行时长和距离等客观、可量化的因素。较长的通勤时间与诸多负面后果相关，包括压力、疲劳以及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Koslowsky等人，2013；Stutzer和Frey，2008）。重要的是，通勤的影响并不仅限于这些直接后果，还会波及其他生活领域：那些通勤时间较长或要求较高的人往往报告工作满意度较低、休闲时间满意度下降，整体幸福感也更低（Clark等人，2020）。

然而，这种观点并不全面。最新研究（Wiese等人，2024）表明，满意度往往更多地受主观感知和评价的影响（Lazarus和Folkman，1984），比如通勤者的实际通勤时间与理想时间的差异（Humagain和Singleton，2020；Ye等人，2020），而非客观特征。事实上，即使两段通勤的时长和距离完全相同，人们的感受也可能大相径庭（Gatersleben和Uzzell，2007）。此外，研究显示，骑自行车通勤者往往报告最高的通勤满意度，这并非因为他们的通勤时间最短，而是因为骑行能带来身体健康和愉悦感的积极体验，使他们更能掌控自己的旅程（Wild和Woodward，2019）。这些日益增多的证据表明，通勤体验的质量不仅取决于通勤所花费的时间，还取决于这段时间的质量，这一发现对城市规划和交通政策制定具有重大价值。例如，有关通勤不确定性带来的心理压力的研究发现，使得实时乘客信息不再仅仅被视为物流工具，而成为缓解通勤者焦虑的重要公共卫生干预措施（Watkins等人，2011）。此外，还有研究证明，将通勤质量与主观幸福感联系起来的证据，直接影响了各国的积极出行策略，以及将健康指标纳入交通评估体系的做法（Chatterjee等人，2020）。

尽管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但通勤中的某些心理因素仍缺乏深入研究。其中最关键的是通勤的可预测性——即人们对通勤时长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感知。不可预测的通勤，常常伴随着意外的延误（如交通拥堵），会削弱通勤者的控制感，使他们无法合理利用这段时间，从而将日常出行变成持续的不安与焦虑来源（Evans等人，2002）。相比之下，即使路程较长，可预测的通勤也能成为连接家庭与工作场所之间的重要心理缓冲。这种可靠性有助于人们有效管理心理边界，比如进行心理准备或保持情绪独立，从而让通勤体验相对不受其他生活领域压力因素的影响。近期研究开始证实这一点，表明通勤可预测性对员工幸福感的提升具有独特作用，且与通勤的实际长度无关（Chatterjee等人，2020；Ye等人，2020）。然而，尽管通勤可预测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其影响通勤者幸福感的特定心理机制仍不甚清楚。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探讨这些机制。

为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做出了三项重要贡献。首先，在理论层面，它超越了客观指标，进一步深化了对通勤日常体验如何受其可预测性影响的理解。其次，它识别并通过实证检验了提升通勤者满意度和幸福感的关键心理因素，从而更清晰地展现了通勤者可利用的资源。最后，本研究将这些发现转化为对交通政策制定者和相关机构的实用建议。通过揭示通勤可预测性如何保护心理资源免于耗竭，我们提供了一个战略框架，帮助理解其在整个一天中——包括往返工作地点的通勤——如何维护心理资源，进而影响工作与非工作领域的体验。

确定通勤可预测性会影响幸福感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但要深入理解这一关系，还需剖析其背后的心理过程或机制。我们认为，可预测性并非直接影响通勤满意度，而是通过两条独立的平行路径发挥作用：一条是通过降低压力，另一条则是通过增加资源，尤其是感知到的自主性。我们之所以重点关注压力和自主性，是因为它们是对环境不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主要心理反应。虽然社交互动或通勤中的身体负担等其他因素也可能影响通勤质量，但压力和自主性则是将可预测性的认知评价转化为总体满意度的核心机制。

第一条，或许也是最直观的路径，就是降低通勤相关压力。不可预测性是一种典型的环境压力源，其本质在于无法预知结果（Glass和Singer，1972）。在通勤情境中，不可预测的行程迫使人们不断监控、评估潜在威胁（如“我会迟到吗？”），并重新规划路线——所有这些都会消耗心理资源，带来压力。事实上，通勤不可预测性与通勤者压力之间的关联早已得到证实，不可预测的行程始终与更高的生理和心理压力水平相关（Evans等人，2002）。因此，我们假设，当通勤更具可预测性时，这一主要压力源就会减少，从而降低通勤过程中的压力感，进而提高通勤满意度。

然而，可预测通勤的好处可能不止于减轻压力。我们提出了第二条积极路径，即通过增加资源来实现。具体而言，就是提升通勤过程中的感知自主性。自主性，或者说对自身行为和环境的掌控感，是一种基本的心理需求，对幸福感至关重要（Ryan和Deci，2000）。可预测的通勤不会过度消耗认知资源，让通勤者能够将这段行程视为可自由利用的宝贵时间。我们认为，这一过程能培养出一种主体感，直接促进更积极、更令人满意的通勤体验（Simonn等人，2025）。

尽管过去的研究往往单独考察压力或控制感等因素，但双路径视角强调了同时考虑减轻负面状态和增强正面状态的重要性。在本研究中，我们重点关注压力和自主性，因为这两个概念涵盖了与通勤可预测性直接相关的关键负面和正面心理反应。同时测试这两条路径的主要意义在于验证它们的增量有效性。通过将它们一起建模，我们可以判断每一种机制——降低通勤相关压力和提升感知自主性——是否各自对通勤满意度有独特的解释力。确认这两条路径都发挥着独立且重要的作用至关重要。从理论上讲，它能提供更全面的通勤体验图景；从实践上看，它表明干预措施若不仅能减少压力源，还能主动创造通勤中的积极体验，将会更加有效。

本研究旨在通过正式提出并检验通勤满意度的双中介模型来弥补这一不足。我们假设，通勤可预测性与通勤满意度之间的正向关系是通过两条平行机制实现的：(a)降低通勤相关压力，(b)提升通勤过程中的感知自主性。为比传统横断面数据更严格地检验这些假设的因果路径，我们采用了三波调查设计，在三个不同时间点分别测量预测变量、中介变量和结果变量。

基于理论框架和相关文献，我们提出了以下假设：
假设1：通勤可预测性与通勤满意度呈正相关。
假设2：通勤可预测性通过降低通勤相关压力，对通勤满意度产生正向间接效应。
假设3：通勤可预测性通过提升通勤过程中的感知自主性，对通勤满意度产生正向间接效应。

这些假设之间的理论与统计关系如图1所示。具体而言，假设1代表可预测性对满意度的总效应，而假设2和假设3则分别检验解释这一关系的具体平行中介路径。为检验通勤可预测性的独特贡献，我们在统计上控制了已知的通勤客观特征的影响，同时对所有假设进行了检验。具体来说，通勤时长和通勤方式（汽车与其他交通工具）被作为协变量纳入主分析中。

参与者
研究的纳入标准要求参与者年龄超过18岁，过去六个月一直从事全职工作，且每周至少有两天通勤到办公室。初始样本包括461名符合这些条件的以色列在职成年人，他们是通过社交媒体和个人网络招募的。在初始样本中，有395名参与者完成了全部三波测量。由于关键变量和协变量存在缺失数据，采用了逐项删除法处理。

初步分析
表1展示了研究变量之间的均值、标准差和皮尔逊相关系数。对变量间二元关系的初步分析为假设的路径提供了初步支持。正如预期，通勤可预测性与通勤满意度呈正相关（r=0.17，p<0.01），支持了假设1。通勤可预测性也与……相关。

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究日常通勤的可预测性与其带来的通勤者满意度之间关系的心理机制。通过三波调查设计，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更具可预测性的通勤能通过提升通勤过程中的感知自主性这一积极体验来提高满意度，而压力缓解的作用则更为复杂，可能依赖于客观因素。

知情同意
本研究的所有参与者均获得了知情同意。

伦理审批
本研究已获得某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本研究采用的程序符合《赫尔辛基宣言》的原则。在使用该工具/服务后，作者们根据需要对内容进行了审阅和修改，并对最终发表的文章内容承担全部责任。资金支持方面，作者们未获得任何机构对本研究的资助。作者贡献说明：Rachel Haviv-Witman：概念设计、形式分析、研究设计、方法论、初稿撰写；Shani Pindek：概念设计、方法论、文章审阅与编辑；Winny Shen：概念设计、方法论、文章审阅与编辑。利益冲突声明：作者们声明自己没有可能影响本文所述研究的已知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Rachel Haviv-Witman|Shani Pindek|Winny Shen，以色列阿里尔大学心理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