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Consumption Upgrading: Evidence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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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创新是缓解环境污染、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本研究利用2010—2022年地级市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并考察其对居民消费水平和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是缓解环境污染、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本研究利用2010—2022年地级市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并考察其对居民消费水平和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绿色创新效率显著提高了城镇居民和城镇家庭的消费水平,而对农村居民和农村家庭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2)绿色创新效率显著降低了生存型消费占比,同时提高了住房消费、发展型消费和旅游消费占比,从而推动家庭支出从基本需求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转变;(3)工资收入和住房债务构成两条不同的传导渠道。较高的工资收入促进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而住房债务则提高住房消费占比,并对发展型消费和旅游消费产生挤出效应;(4)绿色创新效率对年轻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发展型消费和旅游消费影响更为显著。对于中老年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绿色创新的效应更多体现在住房消费占比的上升上。这些发现为绿色创新有助于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论文解读:绿色创新效率如何驱动中国家庭消费升级——基于宏观与微观匹配数据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转变日益依赖于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良好的生态环境。随着资源约束和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系统的压力增大,公众环保意识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采纳绿色消费价值观,并愿意为环保产品支付溢价。需求端的转变为企业提供了重要的市场激励:随着绿色产品需求扩大,企业倾向于投资绿色创新并推出更符合消费者偏好的环保产品。反过来,企业绿色创新通过增强产品的可持续属性、提高供给质量、扩大绿色产品供给,可能进一步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模式转变。
然而,现有研究存在若干缺口:其一,多数研究聚焦绿色创新对环境绩效、碳排放和能源效率的影响,而关于绿色创新效应如何从生产端传导至消费端、最终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系统性经验证据仍然有限;其二,考察绿色创新消费效应的研究主要强调消费者偏好和绿色产品供给,对家庭工资收入和住房债务可能发挥的差异化作用关注不足;其三,现有研究要么依赖宏观面板数据,要么依赖微观家庭数据,宏观数据无法判断区域消费增长是否转化为家庭消费行为变化,微观数据则可能忽略家庭所处的城市创新环境和产业条件。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结论**
针对上述问题,研究人员利用2010—2022年中国地级市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七轮调查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并构建城市—家庭多层次匹配框架,系统考察绿色创新效率对居民消费水平和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绿色创新效率显著提高城镇居民和城镇家庭消费支出,但对农村居民和农村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第二,绿色创新效率显著降低生存型消费占比,同时提高住房消费、发展型消费和旅游消费占比,推动家庭支出从基本需求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转变;第三,工资收入和住房债务构成两条差异化的传导渠道——工资收入促进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住房债务则提高住房消费占比并对发展型消费和旅游消费产生挤出效应;第四,绿色创新效率对年轻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发展型及旅游消费作用更强,而对中老年和低收入家庭的作用更多体现在住房消费占比上升。研究还发现,绿色创新效率对住房消费占比的正面影响需谨慎解读,可能反映住房成本上升或债务负担加重,而非福利改善。
**三、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1)Super-SBM模型:基于Tone(2002)提出的非径向、非导向的松弛变量模型,将投入冗余、期望产出不足和非期望产出过剩直接纳入目标函数,允许有效决策单元效率值超过1,以更精确地测算城市绿色创新效率。(2)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在城市层面和家庭层面控制城市或家庭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标准误聚类在城市层面。(3)Bartik型工具变量法:基于2000—2009年城市历史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构建历史暴露度,结合剔除本城市后的全国绿色专利冲击(leave-one-city-out),构造工具变量以缓解内生性问题。(4)Mundlak调整的分数响应logit模型作为稳健性检验。数据来源包括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企业工商注册记录、上市公司数据库以及CFPS七轮调查数据(2010—2022年),样本覆盖25个省份的162个区县。
**四、研究结果**
**4.1 基准回归结果**
城市层面结果显示,绿色创新效率对全体居民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90和0.138,均在统计上显著;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为0.045但不显著。家庭层面结果与之一致:绿色创新效率对家庭人均消费和城镇家庭消费的系数分别为1.088和0.866,均显著;对农村家庭消费的系数为0.622但不显著。这表明绿色创新的消费促进效应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可能因为绿色产业、高技能岗位和技术成果在城镇集中,农村地区面临产业吸收能力弱、公共服务不足和预算约束紧等限制。
**4.2 消费结构升级效应**
绿色创新效率显著降低了生存型消费占比(系数为负),同时提高了住房消费、发展型消费和旅游消费占比(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这表明绿色创新不仅影响消费水平,还改变了消费支出在不同类别间的分配,推动家庭从基本生存需求转向教育、医疗、文化、交通通信和旅游等更高层次消费。但住房消费占比上升需谨慎解读,可能反映绿色建筑、节能改造等支出增加,也可能源于房价和债务压力。
**4.3 传导机制分析**
机制分析显示,绿色创新效率对家庭工资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促进收入增长),对住房债务也有显著正向影响(增加借贷)。加入工资收入后,绿色创新对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的系数从0.130降至0.125,且工资收入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工资收入是正向传导渠道。加入住房债务后,绿色创新对住房消费占比的系数从0.169降至0.157,而住房债务系数显著为正;对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的系数从0.130升至0.133,且住房债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住房债务产生抑制或挤出效应。这验证了假设2和假设3。
**4.4 异质性分析**
生命周期异质性:以年轻家庭(户主<40岁)为参照组,中老年家庭交互项在住房消费模型中显著为正,在发展型和旅游消费模型中显著为负。年轻家庭偏好教育、培训、文化、数字服务和旅游,更易将绿色创新收益转化为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中老年家庭受房贷、育儿、养老等因素约束,更多体现在住房消费增加。
收入异质性:低收入家庭住房消费效应估计值最大(0.300),中高收入家庭依次递减;发展型消费效应随收入增加而增强;旅游消费效应仅对高收入家庭显著为正。低收入家庭住房支出占预算比重高,绿色创新带来的收入或信贷变化导致住房消费份额较大波动;旅游消费具有高收入弹性,只有收入和社会保障达到一定水平后,绿色创新的收益才能转化为实际旅游支出。
**4.5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采用线性插值和外推法替代缺失值处理,重新计算绿色创新效率后,系数符号与基准一致,仅发展型消费系数不再显著,但方向不变。采用Mundlak调整的分数响应logit模型后,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基准一致。工具变量法第一阶段F统计量远超Stock–Yogo检验10%临界值,Cragg–Donald Wald F和Anderson–Rubin检验均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系数在1%水平均显著且方向与基准一致,表明基准估计可靠。
**五、讨论与结论**
**理论意义**:本研究将绿色创新的经济后果文献拓展至家庭消费领域。绿色创新对城镇居民和城镇家庭消费显著促进,对农村不显著,说明其消费促进效应依赖于本地吸收和转化创新成果的能力。绿色创新通过供给端提供绿色建筑、节能电器、数字文旅产品等,扩展消费者选择,重塑消费结构。工资收入渠道细化了技术进步促进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的理论逻辑,而住房债务渠道揭示了绿色创新影响消费过程中的潜在抵消力量——住房债务增加住房消费占比并挤出发展型消费,表明绿色创新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取决于工资收入释放效应与住房债务挤出效应的相对强度。
**实践启示**:地方政府应拓宽绿色创新评价维度,纳入就业创造、工资增长和家庭福利改善。企业应加速绿色技术商业化,特别是在绿色建筑、交通通信、文化教育、休闲娱乐和节能电器领域。针对农村消费不显著的问题,需建立城乡绿色创新成果共享机制,发展县域绿色农产品加工、生态旅游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完善县—镇—村物流网络。住房公积金部门应支持公积金用于租房、修缮和节能改造,金融机构应加强还款能力审慎评估,防止过度负债。对年轻家庭,应完善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体系,扩大数字旅游服务;对中老年家庭,应加强基层医疗和长期护理服务;对低收入家庭,应将绿色消费补贴与就业援助、社会保障结合。
**研究结论**:绿色创新效率显著提高城镇居民和城镇家庭消费水平,促进消费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工资收入是正向传导渠道,住房债务是负向挤出渠道;年轻和高收入家庭受益更多,而中老年和低收入家庭更多体现在住房消费占比上升。研究局限包括匹配样本的代表性、工具变量排除性约束无法直接检验、消费升级度量仅基于支出分类等。未来研究可采用更细颗粒度的区县级绿色创新指标,利用绿色改革试点等政策冲击,并结合绿色产品购买、数字消费和消费碳足迹等多维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