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部门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嵌套IO-SDA与网络脱钩分析

《Sustainability》:Drivers of China’s Sectoral Carbon Emissions: A Nested IO-SDA and Network Decoupling Analysi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09日 来源:Sustainability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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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采用基于生产者原则和消费者原则的嵌套输入–输出结构分解分析(IO-SDA)模型,考察了2002年至2023年中国30个部门碳排放变化的结构性驱动因素。研究人员进一步构建了一个碳不平等调整的网络脱钩指数(CCD),以消除传统Tapio脱钩指标固有的系统性碳

  
本研究采用基于生产者原则和消费者原则的嵌套输入–输出结构分解分析(IO-SDA)模型,考察了2002年至2023年中国30个部门碳排放变化的结构性驱动因素。研究人员进一步构建了一个碳不平等调整的网络脱钩指数(CCD),以消除传统Tapio脱钩指标固有的系统性碳转移偏差。核心实证发现如下:碳强度下降是过去二十年减排的主要驱动力;然而,其效果一直被经济扩张所抵消。上游部门,如电力生产,通过部门链向下游转移大量排放,导致其脱钩表现被系统性高估,而下游制造业的减排因隐含碳进口而被低估。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启动后,行业间碳不平等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大幅缩小了跨部门碳转移的套利空间。聚类分析进一步揭示,大多数行业仍面临相当大的排放增长压力。本研究为设计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的碳配额分配和差异化减排路径提供了新颖的分析视角和实证证据。本研究聚焦于涵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能源生产和供应、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服务业的30个广义部门的碳排放。核算范围不包括居民消费的直接燃料燃烧排放。
在全球气候变化持续加剧的背景下,二氧化碳(CO2)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可持续发展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中国已明确承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但工业部门作为最大排放源(占总排放超70%),其排放波动直接决定国家目标的进展。现有研究在整合部门级驱动因素分解与产业链碳转移机制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结构分解分析(SDA)多局限于部门自身维度,未能纳入产业间碳转移;碳不平等研究集中于区域尺度,缺乏部门间视角;传统脱钩分析忽略碳转移带来的系统性偏差。为此,研究人员基于2002年至2023年中国30个广义部门(涵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能源生产供应、建筑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等,不包含居民消费直接排放)的投入产出表与碳排放数据,构建了嵌套输入–输出结构分解分析(IO-SDA)模型与碳不平等调整的网络脱钩(CCD)分析框架,旨在系统揭示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与碳转移机制,为差异化减排路径和碳配额公平分配提供新证据。该研究发表在《Sustainability》。

本研究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包括:①两层嵌套IO-SDA模型:第一层基于消费者原则和受益者原则,将碳排放变化分解为能源技术效应、消费结构效应、消费规模效应(消费者原则)以及增加值规模效应、投入结构效应、能源技术效应(受益者原则);第二层结合增加值流动矩阵,进一步分解为部门内增加值变化、需求侧增加值投入和供给侧增加值产出效应,以追踪产业链碳传递路径。②碳不平等调整的网络脱钩指数(CCD):通过构建碳转移矩阵(T)计算部门净碳转移量,在传统Tapio脱钩指数中减去净碳转移变化率,从而纠正碳转移对脱钩评价的系统性偏差,并定义隐藏增益(HG)指数量化偏差程度。③K-means聚类分析(k=4,基于肘部法和轮廓系数选择),以CCD指数、HG指数、净碳转移方向和碳强度效应为特征变量,对30个部门进行综合分类。数据来源为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0个基准年(2002、2005、2007、2010、2012、2015、2017、2018、2020、2023)投入产出表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部门统一归类为30个。

**4.1 总碳排放分析**
通过计算2002–2023年各部门碳排放总量及增长率,发现中国部门碳排放从3284.82 Mt增至11287.81 Mt,累计增长243.6%,但增速呈现阶段性下降,平均年增速从2002–2005年的18.99%降至2015–2018年的0.45%–0.82%,2020–2023年因疫后经济复苏反弹至6.49%,表明碳排放尚未达到明确峰值。碳强度分布显示重化工业虽持续下降但仍远高于其他部门,部门集中度在样本期内上升。总碳排放与增加值增长的对比初步识别出阶段性脱钩关系。

**4.2 两层嵌套结构分解分析**
**第一层分解**:通过消费者和受益者原则下的分解公式(公式5、6),发现碳强度下降(CSEOE)是过去二十年主导减排驱动力,尤其在2015–2020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期间达到峰值,但其效果被经济规模扩张(CSYE)持续抵消;消费结构效应(CSLE)在2015–2020年由负转正,成为最大增排因素,反映消费结构向高碳部门转移;2020–2023年各效应贡献趋于均衡,显示双碳目标下多效应协同驱动的新格局。
**第二层分解**:通过增加值流动分解(公式7–9),发现跨部门增加值流动(而非部门内增加值变化)是碳传递的主要渠道,其中供给侧增加值产出效应(CSFVAE)在2015–2020年主导所有二层效应,固定资本折旧效应(CSFVAE固定资本折旧)贡献最大,验证了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主导地位;需求侧增加值投入效应(CSFVAE需求侧)显著大于部门内效应,表明碳排放增长主要源于跨行业需求溢出。

**4.3 脱钩分析**
**传统Tapio脱钩指数**:2002–2010年弱脱钩部门占66.7%,2015–2020年强脱钩部门占63.3%,2020–2023年强脱钩部门骤降至3个,扩张性负脱钩部门增至13个,反映疫后能源消费反弹。
**CCD网络脱钩分析**:通过CCD指数和隐藏增益(HG)指数纠正碳转移偏差,发现上游能源部门(S02煤炭采选、S24电力热力生产)为早期显著碳受益者(HG值分别达46.34和23.50),而下游部门(S23金属制品修理、S21仪器仪表)为最大碳牺牲部门;2015年后角色发生转变,如S29批发零售由碳受益者转为碳牺牲者;2020–2023年部门间HG值差异显著缩小,表明双碳目标对碳转移行为产生了系统性抑制效应。散点图显示所有数据点偏离45°参考线呈系统性而非随机分布,证明碳转移影响具有结构性特征。

**4.4 部门综合分类**
通过K-means聚类(k=4)将30个部门分为四类:①19个扩张性排放增加部门(占63.3%),平均CCD指数3.563、HG指数-2.225,多为中下游制造和服务业,面临发展与减排的最大冲突;②7个碳牺牲主导部门,包括采矿业、上游原材料制造和运输业,平均CCD指数1.700、HG指数-1.186,具有高碳强度和经济必要性双重属性;③3个转移驱动脱钩部门(农业S01、煤炭采选S02、电气机械制造S19),平均CCD指数-21.148、HG指数14.560,脱钩高度依赖碳转移;④电力热力生产供应部门(S24)独立成类,作为碳转移网络的核心枢纽,兼具最大直接排放者和主要碳转移中介角色。

**4.5 动态演化与政策效应**
通过9个滚动窗口的连续CCD分析,发现碳不平等关系在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发生结构性转变:碳受益者数量从改革前的18–20个降至改革后的10–11个,碳牺牲者数量相应增加。2020年双碳目标提出后,碳牺牲者数量从2018–2020年的10个跃升至18个,碳受益者从20个降至11个,表明全经济总量约束政策能有效遏制碳转移套利行为,而早期局部政策(如“十一五”节能目标)可能引发碳转移溢出效应。

**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论部分总结如下:第一,碳强度下降是过去二十年减排的主要结构性动力,但其效果被经济规模扩张持续抵消,供给侧改革加速了碳强度下降,但2020–2023年的碳反弹表明缺乏结构改革的减排缺乏可持续性。第二,部门间碳转移是理解中国碳排放格局不可或缺的维度,CCD网络脱钩分析揭示碳转移对脱钩评价的扭曲是系统性而非随机的,为碳市场配额公平分配提供了关键经验证据。第三,部门间碳不平等在2015年后经历结构性转变,供给侧改革通过削减高碳上游部门产能有效缩小了碳转移套利空间,双碳目标带来了最根本的格局逆转。第四,K-means聚类将30个部门分为三类主导群体,86.7%的部门仍面临碳排放上升压力,表明碳达峰目标需要多数部门协同努力。本研究的增量贡献在于:分析维度从单一部门拓展至产业链关联,评价方法从忽略碳转移的传统脱钩推进至纠正偏差的网络脱钩,政策应用从统一减排目标转向基于部门异质性的差异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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