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研究探讨了金融科技的发展是会扩大还是限制经合组织经济体内的私营部门信贷规模，以及监管质量对此有何影响。金融科技的发展是通过一系列数字基础设施指标（互联网使用率、移动电话订阅量以及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出口额）构成的综合指数来衡量的；该指数用于反映更广泛的数字化环境，而非直接衡量支付平台的使用情况、嵌入式信贷或数字借贷业务。研究将数字支付生态系统视为复杂的金融系统，在这类系统中，技术发展、监管能力与信贷动态通过反馈机制共同演变。政策讨论往往认为数字金融包容性能够自动提升系统的抗风险能力，但关于信贷扩张和系统性风险方面的证据仍存在争议。本研究采用了2015年至2024年间37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共计356个观测值，运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差方法，在共同斜率双向固定效应框架下处理截面数据间的依赖性问题，同时还采用了10%、50%和90%分位数的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以及Dumitrescu–Hurlin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科技的发展与私营部门的信贷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且这一关联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依然成立。分位数估计显示，这种关联在条件分布的特定点上存在，且在分布的下尾和上尾处最为明显，这一模式与复杂适应系统动力学理论相符，即不同系统状态下的效应会有所差异。与负向反馈的预期相反，金融科技发展与监管质量之间存在着正向互动关系，这说明高质量的监管机构有助于推动金融科技转化为实际的信贷业务，而非对其发展构成限制，不过目前的观测设计只能揭示这种互动关系，而无法确定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因此，这些研究结果使得人们不再将金融科技视为单纯的包容性工具，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能够影响制度抗风险能力、宏观审慎监管以及系统性信贷风险的系统性力量。由于针对私营部门的国内信贷涵盖了家庭贷款和企业贷款，因此相关政策建议也是从这一总体层面提出的：数字支付基础设施应当与消费者保护、信用报告体系以及金融抗风险机制一起加以规范，而非被当作一种中立的技术升级来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