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合作下绿色智慧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一种集成DEMATEL-ISM-MICMAC方法

《Systems》：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een Smart City Development Under Government–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 Integrated DEMATEL-ISM-MICMAC Approach

　　

摘要：绿色智慧城市的发展日益依赖于公共当局与企业之间的合作，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充分解释政府侧赋能条件与企业侧能力之间的结构性联系。本研究从政企合作视角识别影响绿色智慧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并考察其因果关系、层级结构、驱动力和依赖性。通过系统文献综述和德尔菲法（Delphi），咨询了来自中国政府部门、企业和高校的十位专家，建立一个包含十个因素的框架。企业侧因素包括技术（Technologies）、创新（Innovation）、责任（Responsibilities）、管理（Management）和人才（Talents）；政府侧因素包括数据库（Databases）、平台（Platforms）、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资金（Funds）和政策体系（Policy system）。随后应用集成的DEMATEL-ISM-MICMAC方法分析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政策体系和资金是根本驱动因素；基础设施和人才是关键传导因素；技术和创新虽高度关联但主要依赖上游条件。责任表现出相对较弱的结构连接性，当嵌入正式制度和管理机制时其影响力增强。本研究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将政府赋能条件与企业实施能力相连接，阐明了绿色智慧城市发展的内部结构，并为中国及其他类似情境下改善政策协调、财政支持、数字基础设施和企业能力提供了实践指导。

## 论文解读：政企合作下绿色智慧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研究背景与问题
绿色智慧城市融合了智慧城市与绿色发展的双重目标，通过智能技术优化城市资源配置、降低能耗与环境压力，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绿色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复杂的 socio-technical 系统（社会-技术系统）工程，具有投资强度大、建设周期长、外部性强等特点。政府通常扮演主导角色，负责制定目标、提供制度保障和协调资源；企业则提供关键技术、创新能力、项目交付能力和专业人才。因此，政企合作成为绿色智慧城市发展的常见治理与实施安排。但现有研究多将政府条件与企业能力分开讨论，或仅作为平行决定因素，未能充分解释政府赋能条件如何转化为企业实施能力，以及企业能力如何将公共目标转化为可持续城市服务。这一分离限制了区分根本驱动因素、传导因素和结果导向因素的能力，也使得政策与管理干预的优先顺序难以明确。为此，本研究从政企合作视角出发，识别并分析绿色智慧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结构关系。

###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通过系统文献综述和两轮德尔菲法（Delphi），从政府和企业两个维度识别出十个关键因素：企业侧包括技术（Technologies）、创新（Innovation）、责任（Responsibilities）、管理（Management）和人才（Talents）；政府侧包括数据库（Databases）、平台（Platforms）、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资金（Funds）和政策体系（Policy system）。随后应用集成的DEMATEL-ISM-MICMAC方法，分析了这些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层级结构、驱动力和依赖性。结果表明：政策体系和资金是根本驱动因素，位于根层和深层；基础设施和人才是中介传导层，将制度与资源支持转化为数字化和组织能力；数据库、平台、管理、技术和创新更靠近实施层，属于依赖型因素；责任的结构连接性较弱，但在嵌入正式制度工具（如合同、采购、绩效评估）后能发挥更广泛的影响。该核心序列在三种阈值设置下保持稳定，证明绿色智慧城市发展依赖于从制度规则与财政承诺到社会技术基础再到企业实施能力的协调演进，而非单纯的技术采纳。论文发表在《Systems》。

###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集成DEMATEL-ISM-MICMAC方法：首先，DEMATEL（决策试行与评价实验室）通过构建直接影响矩阵和综合影响矩阵，计算各因素的中心度与原因度，区分原因因素与结果因素；其次，ISM（解释结构模型）基于综合影响矩阵设定阈值（λ），生成可达矩阵，并通过迭代划分层级，建立从根层到表层的多级递阶结构；最后，MICMAC（交叉影响矩阵相乘分类法）根据可达矩阵的行和（驱动力）与列和（依赖性），将因素分为自主、依赖、联动和驱动四类。专家来源为中国政府、企业和高校的十位专家，所有个体矩阵已匿名化披露，并报告了Kendall协调系数（W=0.811）和组内相关系数（ICC(2,1)=0.869）以验证评分一致性。

### 研究结果
#### 4.1 中心度与原因度分析
DEMATEL分析显示，政策体系（B5）具有最高中心度（1.667），其次是技术（A1, 1.555）、资金（B4, 1.552）和创新（A2, 1.538）。原因度方面，政策体系（B5, 1.406）、资金（B4, 1.083）、基础设施（B3, 0.312）和人才（A5, 0.154）为原因因素（正向原因度）；技术（A1, -1.154）、创新（A2, -1.055）、管理（A4, -0.236）、数据库（B1, -0.245）和平台（B2, -0.259）为结果因素（负向原因度）；责任（A3, -0.006）接近零。这表明根本的制度与资源条件通过传导机制影响企业侧的实施能力与产出。

#### 4.2 层级模型
ISM在λ = mean(T) + SD(T) = 0.126阈值下，将因素分为五个层级：表层为技术（A1）、创新（A2）和责任（A3）；浅层为管理（A4）、数据库（B1）和平台（B2）；中层传导层为人才（A5）和基础设施（B3）；深层为资金（B4）；根层为政策体系（B5）。责任在较低阈值下移至浅层，但根层、传导层与结果序列稳定不变。

#### 4.3 驱动力与依赖性分析
MICMAC分析以驱动力和依赖性的均值（3.5）为界划分象限：政策体系（B5, 9,1）、资金（B4, 8,2）、基础设施（B3, 5,3）和人才（A5, 4,3）位于驱动象限；技术（A1, 1,8）、创新（A2, 1,5）、管理（A4, 2,4）、数据库（B1, 2,4）和平台（B2, 2,4）位于依赖象限；责任（A3, 1,1）位于自主象限；无因素位于联动象限。该结果与ISM层级一致，表明政府侧的制度与资源条件（B5、B4）以及基础设施与人才（B3、A5）是推动系统运行的关键，而企业侧的技术与创新是高度依赖上游条件的产出。

#### 4.4 综合解释
DEMATEL、ISM和MICMAC三者结果一致，构成一个“政策-资金-传导-产出”架构：制度规则与财政承诺奠定合作基础；基础设施与人才将保障转化为数字化与组织能力；数据库、平台、管理、技术和创新实现为实施功能与成果；责任作为问责条件，其影响力取决于是否嵌入资源分配、数据使用、采购和绩效评估的制度中。

###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强调：政策体系与资金的根层和深层位置证实了协同治理研究中制度设计与可信资源承诺作为跨部门合作前提的结论，并给出了明确的因果顺序。基础设施与人才作为社会技术传导层，表明制度支持不会自动转化为绿色智慧成果，必须通过物理-数字系统与人力资本来整合公共目标与企业实施。数据库与平台的依赖分类修正了将其视为自主驱动因素的观点，指出其有效性依赖于上游规则与资源安排。技术与创新的高连接性但强结果导向表明，技术重要性不等于因果首位，先进应用只有在数据可访问、平台可互操作、基础设施可靠、标准清晰、投资持续、组织具备人才与管理能力时才能产生持续效益。责任的自洽位置区分了规范重要性与结构连接性，其影响力取决于是否嵌入可执行的契约、披露、采购和绩效要求中。

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考察了政企合作下绿色智慧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并阐明了其因果关系、层级结构和驱动-依赖特征。基于系统文献综述和德尔菲法，从企业和政府两个维度识别出十个关键因素。随后应用集成的DEMATEL-ISM-MICMAC方法揭示了它们在该合作系统内的结构角色。结果表明：政策体系和资金是根层和深层驱动因素；基础设施和人才将制度与资源支持传导为数字化和组织能力；数据库、平台、管理、技术和创新更靠近实施层面；责任在嵌入正式治理工具时获得更广泛的影响力。在三种阈值设置下核心序列保持稳定。这些发现表明，绿色智慧城市发展依赖于从制度规则与财政承诺到社会技术基础再到企业实施的协调演进，而非单纯的技术采纳。结果基于中国情境，为其他制度环境下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