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创新与监管：应对伦理风险的动态监管策略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Fintech innovation and regul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dynamic regulation of ethical risk

　　摘要：随着新兴金融技术所面临的伦理风险日益凸显，如何在技术创新与监管之间找到平衡，并实现监管的灵活性，逐渐成为研究重点。本文构建了两个演化博弈模型来探讨监管策略。这些模型包括金融科技企业与监管机构之间的双方博弈，以及引入消费者后的三方博弈。研究结果表明：（1）无论企业是否采取负责任的创新策略，监管机构都应加强伦理风险监管；（2）消费者参与监管是有效的，能够促使金融科技企业负责任地创新；（3）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监管互动可直接提升金融科技伦理风险监管的效率；（4）消费者与监管机构之间的互动则可间接提升该监管效率。因此，政府应重视消费者在社会监管中的地位。消费者的参与有助于加快政府与企业之间博弈的稳定进程。此外，政府奖励与伦理风险惩罚对金融科技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金融监管机构可通过调整各方之间的互动关系，优化金融科技监管资源的配置，进而提升金融科技伦理监管的灵活性与效率。

引言：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新兴金融技术已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金融创新的核心驱动力（Dong和Yu，2023；Wei等人，2024）。然而，在传统互联网金融服务方式不断变革、金融服务效率不断提升的同时，新兴金融科技也逐渐引发了一系列难以预测的伦理纠纷与风险，如数据安全问题（Vlad和Leigh，2023）、算法操控、算法歧视以及平台垄断现象（Demirgü?-Kunt等人，2022；Bahar和Tenzin，2023；Bernd和Damian，2024），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平等状况（Dário，2024）。由于金融科技的创新速度超过了法律框架的完善速度，从而导致失衡现象出现。正因如此，“科技向善”的伦理理念被纳入治理体系之中。这种融合为各行各业及个人提供了灵活的合规路径，有效弥补了技术进步与监管滞后的差距。

伦理约束作为一种软性约束，是用于应对金融科技风险的复杂监管手段。监管机构与金融科技企业之间形成合规意愿，离不开一定的灵活政策引导。Pandza等人（2013）指出，作为负责任创新的关键主体，科学家们需要评估自身在伦理监管方面的核心能力，并为社会创造新价值提供保障。Xiao（2022）认为，将公认的伦理软性要求上升为强制性的监管制度，能有效防范新兴金融科技带来的伦理风险。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强制性监管可能会限制一些创新企业的发展，甚至阻碍部分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成长（Tan等人，2025）。因此，如何在创新与监管灵活性之间寻求平衡，逐渐成为金融科技创新监管研究的重要焦点。金融科技伦理监管以传统金融科技监管为基础，从道德约束的角度引入伦理监管机制并制定相应的监管策略。一方面，它能够从企业自我约束的角度增强伦理监督的效果；另一方面，又能从政府监管的角度降低强制监督的强度。这对于理解金融科技创新中的伦理监管灵活性具有重要意义。

单一的政府措施已无法满足金融科技伦理风险的复杂需求。尤其是在数据与算法风险方面，传统监管模式存在天然的滞后性，从而导致严重的监管空白。作为金融科技的发展推动者、监督者和受益者，金融消费者在金融科技领域的伦理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Zheng和Wu，2024）。McCrea等人（2024）发现，公众信任与社会期望会对颠覆性科学技术的负责任创新产生积极影响，这进一步凸显了在技术风险管理中引入公众监督的重要性。一方面，金融消费者参与金融科技伦理风险的监管，能够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避免因新兴技术的不当开发与应用而遭受损害；另一方面，这种参与还能通过终端监控与反馈机制提升技术伦理监管的效率，进而提高政府及监管机构的决策水平。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多方治理”的重要性。多方治理旨在通过各方协作提升金融科技风险监管的韧性与有效性。例如，美国通过“国会立法、社会共治和企业自律”来实现灵活的金融监管；日本对新兴技术的伦理监管采用非强制性的政府审查机制，通过“政府创新激励、企业伦理自律和多元社会监督”来实现治理；新加坡则基于“政府与企业协同监管及多方参与”构建了金融科技创新的监管模式。中国的《金融领域科学技术伦理指南》和《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也倡导“多方治理”的监管理念。不过，针对金融科技伦理风险实施“多方治理”仍处于探索阶段。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监管缺陷，包括政策滞后、激励与惩罚机制不完善、公众参与度低以及监管协调不足等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制定更加完善的多元化监管策略，以实现对金融科技伦理风险的长期有效监管。

由于金融科技活动涉及监管机构、企业和消费者等多方利益相关者，任何一方的行为都可能影响整个系统的均衡状态。因此，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金融科技伦理风险治理必须将所有核心利益相关者纳入分析框架之中。但在金融科技伦理风险的监管问题上，很难准确把握多方治理的成效以及不同监管策略之间的平衡关系。演化博弈论可以将多个利益相关者及多种监管策略纳入同一分析框架，通过演化模拟分析，探究不同的监管与激励措施对各方策略的影响。其中，双方演化博弈能够反映传统监管环境下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科技企业之间的战略互动；三方演化博弈则能更真实地呈现“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及消费者”之间的协同治理场景。据此，本文构建了“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科技企业”之间的双方演化博弈模型，以及“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科技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以此探讨将公众纳入金融科技伦理风险监管的必要性以及“多方治理”的有效性，并通过模拟分析提出了针对金融科技伦理风险的动态监管策略。

本文的潜在贡献如下：（a）与其他风险监管不同，本文聚焦于金融科技伦理风险的监管，即研究新兴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过程中产生的伦理风险。（b）本文构建了“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科技企业”之间的双方演化博弈模型，以及“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科技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用于分析当前监管环境及多方治理下的监管情景。（c）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方法，探讨消费者参与金融科技伦理风险监管的监管效果，并提出了将消费者纳入监管框架的建议。（d）通过参数敏感性分析，本文研究了在多方治理背景下进一步提升金融科技伦理风险监管效果的策略。

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对博弈关系的分析。第四部分是对双方演化博弈模型的分析。第五部分是对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的分析。第六部分是对演化博弈模型的稳定性分析及数值模拟。第七部分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献综述：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我们从三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金融科技伦理风险、金融科技伦理风险的监管主体，以及金融科技伦理风险的监管策略。

方法：为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与社会发展，金融监管机构通过相关法律、市场约束及监管政策对金融科技进行规范。然而，在技术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以金融监管机构为主体的金融科技监管在覆盖范围和可持续性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很容易出现监管空白。在传统金融体系中……

模型假设与参数设置：根据第3节“参与者分析”中所述的参与者特征及互动过程，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游戏参与者。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科技企业均为理性参与者，双方都致力于最大化自身利益。金融监管机构的最佳利益在于兼顾社会利益及其自身稳定性，而金融科技企业的最佳利益则在于追求创新收益。我们假设……

公众参与下的三方监管博弈：金融技术的持续发展以人类行为与思想进步为前提。目前，基于单一政府监管的传统金融科技风险监管模式已无法满足伦理风险的监管需求。面对数据伦理风险、算法伦理风险等新兴金融科技伦理风险，具有天然滞后性的监管模式显然缺乏覆盖性与可持续性，容易导致监管空白。因此……

金融科技领域伦理风险监管过程的分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转变混合经营模式、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以及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已成为金融业监管的三大趋势。金融消费者逐渐从“被动的保护对象”转变为“协同的信息监管者”。2010年，美国出台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旨在保护消费者权益……

结论：基于金融科技领域的伦理风险特征与监管特点，本文构建了金融科技企业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双方博弈模型，以及进一步纳入消费者参与的三方博弈模型。通过研究金融领域伦理风险监管的动态演化过程，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在传统的双方博弈中，伦理风险演化的稳定策略为……

致谢：李叶东：撰写——审稿与编辑、撰写——初稿、方法论。关洪军：监督、资金筹集。

李叶东|关洪军
中国山东省济南市山东管理学院信息工程学院，邮编25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