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周期中的家庭消费与储蓄：人口结构与耐用消费品的作用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savings over the life cycle: The roles of demographics and durables

　　摘要：生命周期模型认为人们会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平滑消费，这一观点主要在发达国家得到检验，但实证支持有限。我们通过分析印度的全周期消费、收入和储蓄率模式，提供了发展中国家的新视角。与美国不同，调整家庭规模后，印度家庭的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几乎没有增长。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如此，印度家庭的收入仍持续增长，全周期的储蓄/盈余率也大幅上升。我们发现，非住房耐用品的积累是这部分全周期盈余的重要用途，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印度家庭的储蓄率很高，而其成人当量非耐用品消费却保持平稳。从量化上看，到45岁时，非住房耐用品存量增长约占全周期累积盈余的三分之一；若将估算出的非住房耐用品投资流量纳入非耐用品支出中，那么成人当量全周期增长率将从8.4%上升至27.9%。

引言：经典的生命周期模型仍是研究家庭消费和整体经济的核心框架。在最简单的形式中，该模型认为理性决策者会平滑地分配消费，但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消费呈现峰状分布是最普遍的现象，这一发现可追溯至Thurow（1969）的研究。在理论层面，Gourinchas和Parker（2002）的开创性研究表明，不可保险的永久性收入风险、借贷限制以及现实的收入结构会自然导致家庭形成储备行为，从而使得消费出现峰状，而这并不违背理性预期。在实证层面，Fernández-Villaverde和Krueger（2007）利用美国消费者支出调查数据证明，即使调整了家庭规模，总支出、非耐用品和耐用品的消费都呈现出峰状特征。后续研究从多个维度丰富了生命周期框架，包括年金缺失与遗产的作用（Hansen和?mrohoro?lu，2008）、家庭人口结构（Browning和Ejrn?s，2009）、住房抵押与非耐用品消费（Yang，2009）、耐用品消费（Fernández-Villaverde和Krueger，2011）、工作相关与非工作相关支出的差异（Aguiar和Hurst，2013）、家庭内部生产（Dotsey等人，2014）以及损失厌恶心理（Pagel，2017）。除了美国，英国（Browning和Ejrn?s，2009；Browning等人，2016）、荷兰（Alessie和de Ree，2009）以及葡萄牙（Alexandre等人，2020）也存在消费不平滑的现象。

然而，现有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美国或其他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相关研究的匮乏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便是缺乏可靠的家庭调查数据。此外，较低的生活水平加上历史上缓慢的经济增长，使得研究人员主要关注天气、政策等外部冲击对农村家庭消费及其他经济指标的短期影响。中国是个例外，随着家庭调查数据的日益丰富，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讨中国的消费、储蓄及其与人口结构的关联。

我们通过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家庭调查——消费者金字塔家庭调查（CPHS）——首次估算了印度家庭的消费和储蓄全周期特征，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该调查覆盖了98.5%的人口，每四个月会对超过15万户家庭进行访谈，记录详细的支出、收入、各类资产和负债状况以及人口统计数据。这使我们首次能够了解印度家庭的全周期消费行为，并分析其中的差异。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基于现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印度家庭全周期消费平滑的程度。我们重点关注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分析其分布特征，并判断其与家庭收入的关联程度。为便于比较，我们还利用收入动态面板研究（PSID）的数据，构建了美国家庭的类似消费特征曲线，该数据集为该领域的许多理论进展奠定了基础。在未调整人口因素之前，我们发现印度家庭的非耐用品消费呈现峰状，与美国的情况大致相似，但峰值稍低。然而，一旦调整了人口因素，这种相似性便消失了。与美国不同，美国家庭在调整人口因素后，生命周期前半段仍存在消费增长，而印度家庭则几乎没有消费增长。从会计角度而言，印度家庭支出增长中有更大比例被人口因素调整所吸收，这一跨国差异也需结合结构性人口差异来理解，比如不同年龄段的生育率差异，以及家庭解体和共同居住的时间差异：在美国，随着子女离开家庭，成人当量系数会下降；而在印度，由于成年子女和其他亲属更可能继续与父母同住，该系数在较高年龄阶段仍保持较高水平。因此，调整后的消费特征并不能直接说明偏好或个体消费增长的差异。这些结论在多种检验下依然稳健，包括不同的家庭户主定义、不同的当量系数、考虑家庭内部生产、将CPHS调查时间延长至2022年，以及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

这些实证结果引发了一个核心谜题：尽管在发展中国家，用于解释峰状消费特征的机制——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以及收入风险——可能更为突出，但印度经家庭规模调整后的非耐用品消费却基本保持平稳。即便从收入层面来看，这一谜题仍未得到解答：印度家庭的平均收入在全周期内大幅上升，相比美国约上升100%，而印度收入的增长速度更慢，峰值出现得更晚（约55岁，而美国为45岁）。这种较晚且持续的收入增长，再加上经调整后平稳的非耐用品支出，意味着家庭盈余率——即收入减去非耐用品支出后再除以收入的比例——在30岁至55岁期间从约13%上升至40%以上。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们借助包含耐用品和借贷约束的生命周期框架，为这一谜题提供可能的解释。该框架的两个核心条件——偶尔具有约束性的非耐用品欧拉方程，以及具有非平滑调整特征的耐用品使用成本条件——能够产生可验证的预测结果，而这些结果也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我们的证据分为三部分。首先，通过掌握有关主要和次要耐用品购买的详细信息，我们构建了非住房耐用品存量的衡量指标，发现其在全周期内呈快速上升趋势，增幅约为120%。随后，我们通过存量核算方法进一步分析了耐用品对家庭盈余的影响程度。根据我们的基准测算，到45岁时，非住房耐用品存量增长约占全周期累积盈余的33.2%。因此，实际观测到的非住房耐用品确实是家庭早期盈余分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并未完全解释全周期储蓄的峰状特征。剩余的盈余则可能来自CPHS调查未充分体现的其他资产，如房地产、企业资产、金融资产、黄金以及预防性储备。其次，我们通过实证发现，家庭的购买意愿与更高的储蓄率相关，且在非住房耐用品购买前后，家庭的储蓄率会出现明显变化——购买前后储蓄率较高，而购买之后则有所下降；很少有家庭会通过银行贷款来购买这些商品。第三，我们发现了与信贷可得性相关的差异：城市家庭和核心家庭在经家庭规模调整后的非耐用品消费增长速度更快，非住房耐用品的积累时间也更早，而农村家庭和大家庭则表现较差。我们将在另一部分单独讨论住房和房地产问题：尽管它们在印度家庭资产组合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其消费模式与可移动的非住房耐用品有所不同。

后期收入增长与信贷约束的相互作用，使得原本在后期形成的家庭盈余被重新分配到非住房耐用品和其他资产积累上，而非仅仅用于提高人均非耐用品消费水平。虽然实际观测到的非耐用品消费保持平稳，但这并不意味着更广泛的支出或与耐用品相关的消费服务也保持平稳：一旦将估算出的非住房耐用品投资流量纳入非耐用品支出中，成人当量消费增长率将从8.4%上升至27.9%。我们认为，这一现象表明，仅考虑非耐用品的消费特征低估了家庭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资源使用情况。相比之下，美国家庭的收入峰值出现得更早，且面临的信贷市场更为严格。他们可以利用前期较高的收入增长作为贷款依据，通过信贷购买耐用品，同时允许经调整后的非耐用品消费在中年阶段持续上升。总体而言，耐用品的不可分割性、严格的信贷条件以及较晚的收入峰值，共同解释了印度家庭盈余不断增加，而其非耐用品消费增长却较为平缓的现象；当然，这些因素并不能唯一解释不同国家之间成人当量消费特征的差异。

总之，我们的研究视角不仅不同于高收入国家的观察结果，还揭示了信贷市场准入受限如何与非住房耐用品的非平滑购买行为以及更广泛的资产积累相互作用，从而在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仍能维持非耐用品消费的平稳。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了关于印度、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第三部分介绍了分析所使用的数据；第四部分详细探讨了印度家庭在消费、收入和储蓄率方面的全周期特征；第五部分提出了理论框架并进行了相应的实证分析；第六部分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果；最后，第七部分讨论了尚未解决的问题，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并总结了全文。方静怡：验证、方法论、调研、正式分析。方阳：写作——审阅与编辑、方法论。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本文所述工作的已知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尼哈·拜罗利亚|阿雷恩达姆·钱达|方静怡|方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南加州大学金融与商业经济学系，邮编90089-1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