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恶性循环：耳鸣与睡眠障碍的双向关系及病理生理机制

《Frontiers in Neurology》：Vicious cycle: the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and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of tinnitus and sleep disturbance

　　

在睡眠医学与耳科学领域，耳鸣与睡眠障碍的共病可能构成一种致残性的恶性循环：侵入性幻听感知干扰睡眠，而低质量、非恢复性睡眠进一步加剧耳鸣相关痛苦及感知显著性，显著损害患者健康。近期神经生理学与临床研究提示，该共病并非简单因果关系，而是由共享的中枢神经系统机制驱动。持续性中枢高兴奋性、听觉-边缘网络内的适应性不良神经可塑性，以及与原发性失眠相似的认知行为过程被认为是关键的病理生理驱动因素；因此，靶向这些节点的多模态干预可能获益。本综述系统整合支持该双向关联的临床、心理学及神经生物学证据，阐明耳鸣与睡眠障碍的相互关系及病理机制，并探讨对未来临床管理的启示，倡导转向全面评估与个体化多模态干预，同时指出未来研究的关键机遇与挑战。

1 引言：耳鸣与睡眠障碍的双向负担

耳鸣定义为无外部声源时的声音感知，是一种全球范围内影响数亿人群的普遍且复杂的临床病症，成人患病率约为10%–25%，部分个体可进展为严重损害生活质量的致残性疾病。耳鸣不仅是听觉现象，常伴随抑郁、焦虑等精神症状，其中睡眠障碍因高患病率与显著影响尤为突出。流行病学研究一致显示，25%–77%的困扰性耳鸣患者存在睡眠问题，是常见且痛苦的共病之一。二者的共存并非偶然，可能由复杂的双向关系驱动，形成自我维持的恶性循环，显著复杂化临床管理并损害患者健康。因此，耳鸣管理不应仅聚焦耳科因素，还需考虑系统性影响因素。耳鸣与睡眠不良的相互作用超越简单关联：耳鸣响度过高或负性情绪可干扰睡眠起始，而睡眠质量差与失眠可降低耳鸣耐受阈值，加剧主观不适与感知响度，进而恶化耳鸣症状。这种相互加剧提示二者可能共享潜在病理生理机制，而非单向因果关系。该共病的负担沉重：与单纯耳鸣患者相比，共病患者报告更高水平的焦虑、抑郁等心理痛苦，更严重的功能损害及更差的总体生活质量。现有模型（如Milinski等提出的相关框架）多描述关联，尚未完全阐明驱动该双向循环的机械性回路，尤其是高唤醒、听觉-边缘整合、丘脑皮质节律失调及类淋巴功能障碍如何作为闭环系统相互作用，以及睡眠不良是通过情绪易感性增加痛苦还是通过直接感觉增益增强感知响度，仍需明确。本综述提出整合性因果回路模型，以高唤醒为核心引擎，连接耳鸣的边缘标记与睡眠微结构缺陷，并按靶向回路节点组织治疗策略，为未来研究与临床干预提供可检验的机制性假设框架。

2 临床与流行病学证据支持耳鸣-睡眠关联

临床与流行病学研究证实耳鸣与多种睡眠障碍存在显著且多维的关联。大型人群研究与临床队列一致显示，耳鸣患者睡眠问题风险显著升高，荟萃分析证实耳鸣与失眠的关联优势比为3.07。英国生物样本库等数据集的横向分析表明，不健康睡眠特征（如睡眠时长不足、晚睡型、失眠）与耳鸣发生及严重程度/困扰度呈正相关，且在女性中关联更显著，提示易感性的性别差异。该关联受耳鸣自身特征调节：耳鸣慢性化与严重程度均独立且显著地与更严重的睡眠障碍相关。慢性耳鸣患者工作日与周末睡眠时长更短、睡眠剥夺率更高、日间疲劳更显著；重度或灾难性耳鸣患者睡眠质量更差，包括睡眠时长缩短与疲劳加剧。主观评定的耳鸣最大强度是关键因素：视觉模拟量表评分>71 mm与入睡困难相关，>73 mm与夜间觉醒频率增加相关，>74 mm与觉醒后恢复感差相关，>85 mm与严重睡眠问题及69%的睡眠质量差患病率相关，而评分<60 mm者未观察到睡眠质量差。这一关联在特定患者群体中进一步验证：多数伴耳鸣的成人人工耳蜗植入使用者报告睡眠困难，>40%存在临床异常失眠症状，且与耳鸣相关功能损害及共病焦虑抑郁密切相关。突发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SSNHL）常伴耳鸣，其后续数年失眠风险增加1.38倍，合并耳鸣、抑郁或焦虑时风险更高，提示此类疾病引发的听觉-边缘紊乱可能易致耳鸣与睡眠障碍。此外，该关联独立于外周听觉状态：校正听力水平后，入睡困难与确诊睡眠障碍等不良睡眠特征仍与困扰性耳鸣显著相关，而与听力损失的关联较弱或无统计学意义，提示中枢神经系统过程而非单纯外周听觉功能障碍是耳鸣-睡眠关系的核心中介。综上，流行病学证据支持睡眠障碍可能是耳鸣障碍表型的核心组分，其存在与严重程度与幻听感知的慢性化、感知强度及心理影响密切相关。

3 共享神经基质与病理生理机制

耳鸣常源于听觉通路损伤导致的中枢听觉与非听觉网络功能障碍，其与睡眠障碍在临床表型与神经生理特征上的相似性提示二者共享神经基质与病理机制，睡眠障碍亦可能通过中枢神经或内分泌网络加剧耳鸣，二者在听觉处理、情绪调节、唤醒与认知控制相关脑网络中具有共同易感性。

3.1 耳鸣诱发睡眠障碍的机制

3.1.1 边缘-听觉网络失调

耳鸣的初始触发多位于外周听觉系统，听觉去传入（即耳蜗向中枢听觉系统神经输入的部分或完全减少）是常见事件，可触发中枢听觉通路的一系列改变，最终产生耳鸣信号的神经关联即耳鸣感知。中枢增益模型、稳态可塑性模型、神经同步模型、音调拓扑重组模型及贝叶斯预测编码模型等从不同互补层面解释耳鸣的生成与维持。耳鸣感知具有环境依赖性：环境噪声可产生掩蔽效应，适当的外界声音可降低耳鸣与周围声环境的对比度，减少其显著性；夜间安静环境则增强耳鸣感知，直接干扰睡眠起始，但需注意环境声掩蔽不应统一应用于所有患者，对听觉过敏或声音不耐受者，特定环境声可能触发或加重耳鸣响度、侵入性及痛苦，进一步损害功能与生活质量。多数个体的耳鸣感知可被有效习惯化而不引起显著痛苦，而从耳鸣感知进展为耳鸣障碍（进入恶性循环）的关键环节是边缘-听觉网络功能障碍。耳鸣患者的听觉-边缘网络（包括听觉皮层、杏仁核、前扣带回与岛叶）存在适应性不良连接，人类遗传学证据支持杏仁核兴奋性神经元参与耳鸣病理生理。边缘系统激活招募自主神经系统，导致交感神经张力持续增高、副交感神经活动降低的高唤醒状态，其神经生物学基础涉及γ-氨基丁酸（GABA，抑制性）与谷氨酸（兴奋性）失衡，以及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等调制系统紊乱，共同促进耳鸣持续与睡眠-觉醒调节受损。神经生理上，高唤醒以高频β/γ振荡活动增强及低频δ/θ节律破坏为特征，形成与巩固睡眠不相容的脑状态。涉及蓝斑、中缝核等脑干核团及下丘脑、基底前脑的高唤醒网络失调，通过抑制下丘脑腹外侧视前区睡眠促进神经元、维持觉醒中枢激活，阻碍向睡眠的自然转换；睡眠期间高频活动侵入睡眠状态，破坏睡眠架构，减少深N3期睡眠，损害睡眠纺锤波等特异性振荡，导致睡眠浅、片段化及非恢复性。

3.1.2 心理痛苦与神经内分泌失调

耳鸣与睡眠问题的高共病不能完全由听觉感知解释，失眠特征的认知行为过程是耳鸣相关睡眠障碍发生与维持的关键中介。耳鸣常触发恐惧、挫败感及对持续存在的焦虑等负性认知情绪反应，产生与睡眠不相容的情绪与生理高唤醒状态，显著增强耳鸣感知与入睡困难。证据表明，耳鸣相关失眠与原发性失眠共享核心维持机制：耳鸣相关失眠者的功能失调性睡眠认知与安全行为水平与无耳鸣的失眠者相当，显著高于睡眠良好的耳鸣患者，提示耳鸣相关失眠可能受与慢性失眠相同的恶性循环维持——对失眠的恐惧增加睡眠努力与睡眠相关焦虑，进而产生生理高唤醒阻碍睡眠，验证恐惧结果并强化循环，其中耳鸣是焦虑与监测的焦点，但驱动失眠的是个体对耳鸣的认知与行为反应。默认模式网络（负责心智游移与自我参照思维）与中央执行网络（负责认知控制与注意）的异常也可能参与，耳鸣患者常报告注意缺陷与认知主诉，其与唤醒降低及持续注意受损相关，而非原发性执行功能缺陷，进一步将耳鸣与唤醒系统失败关联。睡眠障碍、焦虑与抑郁在耳鸣患者中高流行，且与耳鸣严重程度呈剂量-反应关系，这些不仅是后果，更是双向网络的主动组分。心理痛苦可增加对耳鸣信号的注意，增强自主唤醒，干扰睡眠，听觉-边缘网络在此过程中将耳鸣感知与负性情绪、焦虑等情感效价整合。动物模型显示，噪声性耳鸣中听觉皮层与杏仁核（负责情感显著性分配与恐惧反应的关键枢纽）的神经活动与同步性均增强，提示耳鸣被标记为情感显著且具威胁性的信号，激活应激与焦虑通路，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产生与睡眠起始和维持不相容的高唤醒状态。HPA轴是调节心理应激的内分泌信号核心系统：应激时下丘脑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至垂体门脉系统，刺激腺垂体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促进肾上腺皮质生成皮质醇等糖皮质激素。耳鸣与情绪应激相关，严重程度与应激水平正相关，可作为应激源激活HPA轴，耳鸣响度越高，头发皮质醇浓度越高，支持皮质醇作为耳鸣相关HPA轴激活的潜在生物标志物。HPA轴激活后的激素变化与睡眠障碍相关：CRH升高增加浅睡眠、损害睡眠质量；失眠患者循环ACTH与皮质醇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皮质醇升高可导致杏仁核功能障碍与海马结构改变，损害情绪控制与认知功能，进而干扰睡眠起始。

3.1.3 中枢听觉系统网络失调

神经生理层面，耳鸣与睡眠障碍的共病以持续于觉醒与睡眠期的适应性不良中枢高唤醒与神经振荡失调为特征，反映大脑对环境的状态调节基本失败，导致24小时功能障碍。耳鸣患者存在昼夜高唤醒：脑电图研究显示，耳鸣患者觉醒期（尤其闭眼静息与认知任务时）γ功率（30–45 Hz）增强，提示基线皮质高兴奋性与感觉门控受损；且这种高唤醒在睡眠后不消散，所有睡眠期（N1、N2、N3及快速眼动[REM]睡眠）均显示γ与β功率增加，深睡眠期低频δ/θ功率降低，这种异常的类觉醒高频活动侵入睡眠，破坏正常睡眠架构与功能，表现为N2睡眠稳定性受损、深N3睡眠时长减少、浅N2睡眠比例增加，与低频振荡功率不足无法充分抑制高唤醒网络的模型一致。该病理模式与丘脑皮质节律失调（TCD）框架相符，TCD是解释觉醒期耳鸣神经机制的主要模型之一：去传入（如听力损失后）减慢丘脑皮质神经元自发放电，诱导持续性低频θ振荡，听觉丘脑的低频节律投射至听觉皮层并诱发周围高频γ活动（边缘效应），θ与γ活动的跨频耦合参与幻听感知。TCD最初描述于觉醒期耳鸣，近期研究扩展至睡眠期，发现睡眠纺锤波期间存在TCD相关神经特征：N2与N3睡眠期皮质活动降低，外界刺激门控增强，传入输入减少，丘脑皮质神经元自发放电减慢，诱发丘脑网状核（TRN）爆发式放电，产生睡眠纺锤波；耳鸣患者在睡眠纺锤波期间18–45 Hz功率增加，跨频耦合增强，反映与觉醒期TCD相似的异常，尽管纺锤波数量可能增加，但振幅与功能连接降低，提示纺锤波完整性与功能受损，表明耳鸣相关神经可塑性与振荡失调在睡眠期持续活跃，继续破坏睡眠特异性神经生理过程。

3.2 睡眠障碍加剧耳鸣的机制

3.2.1 心理痛苦与认知功能障碍

睡眠障碍可降低情绪韧性与认知应对资源，降低耳鸣相关痛苦的阈值，加剧焦虑抑郁等心理症状，形成耳鸣、心理痛苦与睡眠障碍的相互强化循环。孟德尔随机化分析提示，遗传易感性与耳鸣可能关联重度抑郁障碍风险增加，背景噪声下听力困难与失眠可介导部分关联，二者共享66个遗传位点，组织富集于小脑与小脑半球，并发现rs58825580与rs729437两个独立基因组风险位点及91个映射多效性基因，强调失眠不仅是共病，更是连接耳鸣感觉现象与更广泛情感障碍的机制性桥梁。睡眠障碍通过无法提供突触缩减与类淋巴清除所需的神经生理重置而加剧高唤醒，同时损害前额叶皮质功能，降低认知重评与情绪调节能力，削弱情绪与认知韧性；前额叶下行控制减弱后，耳鸣相关高唤醒与振荡异常进一步损害功能，使耳鸣相关的适应性不良神经可塑性持续存在，边缘系统反应性增高，这种边缘敏感性增高与认知控制减弱的组合阻碍痛苦的天然衰减，增加对耳鸣的注意与痛苦，完成循环；更响且更痛苦的耳鸣信号进一步激活边缘与唤醒系统，维持环路。由此形成神经生理恶性循环：耳鸣相关高唤醒破坏睡眠振荡，导致睡眠质量差无法恢复神经稳态，进而维持或加剧觉醒期的高唤醒与耳鸣痛苦。

3.2.2 类淋巴代谢清除受损

类淋巴系统（GS）在该循环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睡眠障碍患者的睡前自我反思、担忧及耳鸣感知与默认模式网络（DMN）连接性增加相关，可能导致慢波睡眠（SWS）减少；GS在SWS期尤为活跃，其代谢清除效率睡眠期高于觉醒期，是睡眠期主导的废物清除系统。扩散张量图像沿血管周围空间分析（DTI-ALPS）是评估神经退行性疾病类淋巴功能的常用神经影像学方法，其研究显示类淋巴功能障碍与睡眠障碍及认知下降相关，本身可促成睡眠中断与质量差。耳鸣患者类淋巴功能指数降低，与睡眠质量差及耳鸣相关残疾程度相关；类淋巴功能障碍与C反应蛋白（CRP）升高相关，可能介导系统性炎症。睡眠障碍同样可增加系统性炎症，升高CRP、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IL-1）、白细胞介素-6（IL-6）等炎症标志物；水杨酸诱导的耳鸣大鼠模型中也观察到TNF-α与IL-1β水平升高。这些发现提示，耳鸣患者的睡眠障碍可能损害神经毒性代谢物清除，促进持续性神经炎症与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在共享病理生理中形成额外强化环路，进而恶化耳鸣。需强调的是，上述恶性循环并非发生于所有耳鸣患者，相当比例个体可成功适应幻听感知而不出现睡眠障碍，因此该模型旨在解释耳鸣-睡眠共病亚群的病理生理，而非所有耳鸣个体。

4 临床评估与多模态干预的启示

除常规使用耳鸣残疾量表（THI）评估耳鸣严重程度外，需常规筛查睡眠障碍与心理共病，将失眠严重指数量表（ISI）、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及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等验证工具纳入困扰性耳鸣的初始临床评估；睡眠满意度评估可独立于单项睡眠参数，作为疾病负担的稳健全局指标；评估睡眠相关认知行为因素（如睡眠努力与功能失调信念）可识别失眠由原发性失眠类似过程维持的患者，指导治疗选择；Epworth嗜睡量表虽非特异性，可作为退伍军人等临床人群睡眠障碍的初步筛查工具。治疗期间需持续复评耳鸣痛苦、心理痛苦、失眠严重程度、心率变异性（HRV）等相关指标，动态调整治疗策略以靶向最活跃的病理节点。干预策略应根据患者主导症状及恶性循环中最突出的功能障碍节点个体化选择，按靶向病理生理节点分类现有干预措施，辅助临床根据主要功能障碍部位选择个体化治疗。

4.1 靶向“初始触发与中枢感知”节点的干预

该节点代表耳鸣感知的起源，主要涉及听觉去传入后中枢听觉通路的神经可塑性改变，治疗目标是减少异常神经活动与皮质高兴奋性。听力损失患者应优先选配助听器或人工耳蜗，66%患者人工耳蜗植入后耳鸣显著改善，主要因增加的外界听觉输入抑制代偿性中枢高兴奋性，直接作用于耳鸣生成源头。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作为神经调控手段，通过调节颞顶叶区域神经活动，选择性抑制高兴奋性听觉皮层，缓解耳鸣症状，还可通过抑制TCD模型中的高频γ振荡，神经生理上重置异常听觉网络，降低耳鸣响度。声治疗是常用耳鸣疗法，包括耳鸣掩蔽（TM）与耳鸣习服疗法（TRT），声刺激可通过重组额、顶、枕区间相互作用，降低中枢耳鸣感知。

4.2 靶向“情感-边缘网络”节点的干预

该节点是中性耳鸣感知进展为致残性障碍的关键，杏仁核等边缘结构为耳鸣信号赋予威胁与痛苦相关情感标签，直接触发后续高唤醒。耳鸣认知行为疗法（CBT）与失眠认知行为疗法（CBT-I）均为一线心理干预。CBT可改变海马与杏仁核结构，通过增加这些区域灰质体积改善情绪与认知功能障碍；CBT-I通过减少灾难性思维降低睡前觉醒与耳鸣相关心理痛苦，还可改善主观耳鸣响度。眼动脱敏与再加工（EMDR）疗法可减轻心理紊乱，激活耳鸣抑制机制，通过减弱适应性不良边缘反应缓解耳鸣。

4.3 靶向“中枢高唤醒”节点的干预

该节点是连接耳鸣相关痛苦与睡眠障碍的中枢枢纽，以自主神经失衡、交感过度激活、HPA轴功能亢进及神经递质失调为特征。经皮耳迷走神经刺激（taVNS）通过调节自主神经功能，增加副交感神经活动，降低耳鸣相关应激反应，从而降低生理高唤醒并改善睡眠。迷走神经刺激（VNS）可通过改变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RF）信号调节HPA轴功能，降低CRH、ACTH与皮质醇水平，限制HPA轴驱动的高唤醒；还可调节乙酰胆碱与去甲肾上腺素信号，其神经调制效应可改善耳鸣与睡眠-觉醒调节紊乱。放松技术（包括4-7-8呼吸法等结构化呼吸练习）是简便的辅助手段，可降低自主唤醒，增加副交感神经活动，调节交感神经张力，减轻耳鸣感知并改善睡眠质量。

4.4 靶向“睡眠中断与反馈放大”节点的干预

该节点是恶性循环的加速器，片段化、非恢复性睡眠不仅是问题本身，还通过损害情绪调节与类淋巴功能反馈增强耳鸣感知与痛苦。CBT-I是该节点的首选一线治疗，包括睡眠限制与刺激控制等行为干预，可有效恢复健康睡眠节律，增加深N3睡眠比例，减少浅N1睡眠与觉醒时间，提高睡眠效率；这些效应不仅改善睡眠本身，更重要的是高质量睡眠可恢复前额叶认知控制功能，增强对负性边缘情绪的下行调节，优化类淋巴功能，促进神经毒性代谢物清除，降低神经炎症，从而中断强化性生理环路。临床需根据患者主导困扰与评估结果识别恶性循环中的薄弱节点，实现个体化分层治疗：如以耳鸣灾难性思维与焦虑为主时，CBT应为管理核心；以心动过速、入睡困难等生理高唤醒突出时，可早期引入taVNS或放松训练。鉴于回路复杂性，多模态联合治疗（如TRT联合CBT或rTMS联合CBT）可能优于单药治疗，还需探索序贯治疗策略：先使用rTMS或taVNS等神经调控降低皮质兴奋性与生理唤醒，有效降低神经噪声，为后续CBT创造更有利的认知窗口，可能提高依从性与疗效。

5 结论、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现有证据支持耳鸣与睡眠障碍的双向关联，且涉及共享的神经生理与心理过程。慢性耳鸣可产生持续性中枢高唤醒与情绪痛苦状态，破坏睡眠架构与功能；反之，低质量非恢复性睡眠可加剧高唤醒，削弱认知情绪韧性，放大耳鸣感知与痛苦，形成自我维持的恶性循环。潜在的共享病理机制包括边缘-听觉网络失调、心理痛苦与神经内分泌失调、中枢听觉网络功能障碍及类淋巴系统代谢清除受损，为理解该共病提供了连贯框架。但现有证据多为关联性或推论性，这些机制应视为可检验的工作框架而非已确立的因果结论。需明确区分耳鸣-睡眠共病与耳鸣相关痛苦：耳鸣相关痛苦主要涉及对耳鸣感知的情绪与认知反应（负性情绪、焦虑、抑郁、注意固着、灾难性思维、应激相关症状），与边缘-听觉网络功能障碍、自主神经激活、HRV改变、HPA轴激活及皮质醇相关应激反应相关，临床可通过THI联合HADS等心理量表评估；耳鸣-睡眠共病则更特异性涵盖入睡困难、睡眠维持障碍、睡眠架构改变及非恢复性睡眠，其评估指标包括ISI、PSQI等主观睡眠量表，多导睡眠图（PSG）、脑电图（EEG）等客观睡眠指标，N1、N2、N3、REM睡眠改变，睡眠纺锤波完整性受损，慢波活动减少，睡眠期δ/θ与β/γ振荡异常，以及DTI-ALPS评估的类淋巴功能障碍等。睡眠障碍不应仅视为耳鸣相关痛苦的次生后果，其可通过损害神经恢复、削弱认知情绪调节、维持高唤醒及类淋巴功能障碍加剧耳鸣。这一区分有助于临床根据患者主导主诉与最活跃病理过程选择干预：耳鸣相关心理痛苦采用CBT，临床显著失眠采用CBT-I或其他睡眠聚焦干预。

当前证据存在显著局限性：相当比例研究依赖横向设计与自我报告，可建立关联但无法明确循环内的因果路径与时间动态；尽管PSG、EEG等客观方法应用增加，仍需更多研究纳入这些工具以验证自我报告睡眠问题，并将特定睡眠异常与耳鸣特征及神经生物标志物直接关联；耳鸣人群异质性高，按病因、心理特征或神经特征定义的亚型对干预反应可能不同，临床试验中“一刀切”的方法可能掩盖特定亚组的疗效。此外，直接连接睡眠生理指标（如PSG定义的纺锤波密度、慢波活动）与耳鸣特征的机制研究仍相对有限，现有证据多来自少数研究团队与中等样本量，本综述提出的共病机制部分具有推论性，尤其是类淋巴功能与耳鸣长期维持的因果关系需直接实验验证，因此该模型应视为可检验的工作假说而非定论，随着研究进展，模型内特定连接的方向性与时间动态可能需进一步修订。

未来研究应通过以下关键方向填补空白：①纵向与机制研究：前瞻性随访急性耳鸣起病个体，识别进展为伴睡眠中断的慢性耳鸣障碍的预测因素；实验研究进一步阐明连接听力损失、耳鸣感知生成、边缘激活与睡眠中断的特定神经化学、振荡及网络连接变化。②生物标志物开发：识别预测耳鸣严重程度、睡眠障碍风险及治疗反应的客观生物标志物（如特定EEG特征、神经影像学指标、HRV参数、类淋巴指数），是迈向精准医学的关键步骤。③个体化与序贯治疗试验：临床试验应超越单一模式测试，探索个体化多模态治疗序列，如确定在CBT前降低高唤醒（如taVNS或rTMS）是否改善结局，识别特定患者表型最有效的声学与心理干预组合。④聚焦共病研究：刻意将耳鸣-失眠共病作为独立临床实体研究，其机制与治疗可能不同于单一疾病，需专门开发与验证针对该人群的整合治疗项目。⑤探索新通路：包括涉及耳鸣相关肠道菌群失调与血清代谢物改变的肠-脑轴及类淋巴系统等新兴领域，为循环贡献的系统性及清除机制提供新视角，可能成为新型治疗靶点。综上，临床实践中识别并处理耳鸣与睡眠的复杂相互作用已不可或缺，通过采用整合的、基于机制的评估与治疗方法，临床医生可更有效地打破这一痛苦循环，改善受此挑战性共病影响的数百万人的管理与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