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a Psychologica》：The costs of impartial beneficen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cenarios type and kinship distance in impartial beneficence moral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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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研究表明，相较于功利主义者，人们更倾向于信任非功利主义者。然而，以往关于功利主义后果的研究主要关注工具性伤害（instrumental harm, IH），往往忽视了公正善行（impartial beneficence, IB）这一方面。本研究通过三个递进
先前研究表明，相较于功利主义者，人们更倾向于信任非功利主义者。然而，以往关于功利主义后果的研究主要关注工具性伤害（instrumental harm, IH），往往忽视了公正善行（impartial beneficence, IB）这一方面。本研究通过三个递进实验探讨了公正善行对旁观者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边界条件。结果表明：(1) 与偏私判断相比，公正判断减少了旁观者合作行为；(2) 场景类型（scenarios type）和亲缘距离（kinship distance）的调节作用均显著。在涉及近亲的生死场景中，公正判断减少旁观者合作。相反，在涉及远亲的日常场景中，公正判断增强旁观者合作。研究人员的发现表明，公正善行对旁观者合作行为的影响取决于亲缘距离和场景类型，且并非总是导致不利结果。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传统上被视为最大化整体福祉的道德哲学，但近年研究将其分为两个独立维度：工具性伤害（instrumental harm, IH）和公正善行（impartial beneficence, IB）。以往关于功利主义后果的研究多聚焦于工具性伤害，发现其与反社会特质、心理病态等负面因素相关，而公正善行这一积极维度却常被忽视。公正善行强调在道德决策中不偏袒特定个体，追求最大化整体利益，这可能与人们普遍持有的关系义务（relational obligations）道德直觉相冲突，例如对亲属的特殊责任。这种冲突如何影响旁观者（bystander）对道德判断者的合作行为，尤其是其边界条件（如亲缘距离和场景类型），尚缺乏系统探讨。本研究基于功利主义二维模型、亲属选择理论（kin selection theory）和道德作为合作理论（morality-as-cooperation theory），提出公正判断可能降低旁观者合作，但该效应受亲缘距离和场景类型调节。研究通过三个递进实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验证这些假设，旨在揭示公正善行并非总是导致负面后果，其影响取决于具体情境。该研究发表在《Acta Psychologica》。
研究人员为开展研究主要使用了三个关键实验方法。第一，采用信任游戏（trust game）测量旁观者合作行为，参与者作为投资者，决定投资给实验伙伴（道德判断代理者）的游戏代币数量（0-10个），投资额越高代表合作倾向越强。第二，通过情境故事操纵道德判断类型（公正代理者 vs. 偏私代理者），以及亲缘距离（近亲：母亲 vs. 远亲：阿姨）和场景类型（生死场景 vs. 日常场景）。第三，参与者均通过Credamo平台（中国专业数据收集服务）招募，样本为中国成人。统计方法上，使用G*Power计算样本量，采用方差分析（ANOVA）和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数据。
实验1：单因素被试间设计（公正代理者 vs. 偏私代理者），在生死场景中（火场救援困境）操纵道德判断。结果表明，在基线信任游戏投资无显著差异的前提下，实验操作后，参与者在信任游戏中向公正代理者投资的代币数（M=4.86）显著低于向偏私代理者投资的代币数（M=6.19），F(1,160)=4.32, p<.05, η2p=0.03。这支持了假设1：公正判断降低旁观者合作行为。
实验2：2（道德判断：公正 vs. 偏私）×2（亲缘距离：近亲 vs. 远亲）被试间设计，在生死场景中操纵亲缘距离（母亲 vs. 阿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主观社会阶层后，双因素方差分析显示道德判断与亲缘距离的交互作用显著，F(1,293)=14.54, p<.001, η2p=0.05。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近亲条件下，参与者向公正代理者投资的代币数（M=4.89）显著低于向偏私代理者投资的代币数（M=6.31），F(1,148)=13.10, p<.001, η2p=0.04；在远亲条件下，两组无显著差异。这支持了假设2：亲缘距离调节效应显著，近亲条件下公正判断降低旁观者合作。
实验3：2（道德判断：公正 vs. 偏私）×2（场景类型：生死 vs. 日常）×2（亲缘距离：近亲 vs. 远亲）被试间设计。日常场景改编自Everett等人（2018）的范式，涉及陪伴亲友与志愿服务的权衡。控制性别、年龄、基线信任游戏投资和主观社会阶层后，三因素方差分析显示道德判断与场景类型、道德判断与亲缘距离的交互作用均显著，F(1,397)=5.81, p<.05, η2p=0.01 和 F(1,397)=10.78, p<.01, η2p=0.03。在生死场景中，近亲条件下公正代理者投资（M=4.82）显著低于偏私代理者（M=6.33），Mann-Whitney U=982, p<.05；远亲条件下无显著差异。在日常场景中，近亲条件下两组无显著差异；远亲条件下公正代理者投资（M=6.51）显著高于偏私代理者（M=4.94），Mann-Whitney U=944.5, p<.05。这支持了假设3：场景类型和亲缘距离共同调节公正判断对合作的影响，即生死场景近亲条件下公正判断降低合作，日常场景远亲条件下公正判断增强合作。
讨论部分总结：本研究系统证实了公正善行对旁观者合作行为的影响具有情境依赖性，并非总是产生负面后果。在近亲关系强烈且涉及生死的情境中，公正判断因违背关系义务而被视为不道德，降低合作意愿；而在远亲关系且日常情境中，公正判断因符合集体利益和公平原则而得到认可，甚至增强合作。这一模式与道德直觉模块化近视假说（modular myopia hypothesis）一致，表明人类认知系统对道德直觉的违反具有选择性。此外，文化背景（如中国集体主义）可能放大日常场景中公正判断的正面效应，因中国文化更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关系义务。研究还指出，关系义务理论（relational regulation theory）和道德作为合作理论可解释这些发现：违反关系规范的行为被视为道德越轨，从而影响合作选择。研究局限性包括：仅采用静态社会困境、未涉及工具性伤害维度、样本仅来自中国，未来研究应探索动态困境、跨文化比较及更纯粹的公正善行形式。
结论部分翻译：本文不仅强调了旁观者在公正善行功利主义后果中的作用，而且确定了这些后果产生的边界条件。尽管违背了关系义务的道德直觉，公正善行功利主义并不总是产生负面的人际后果。具体而言，在涉及近亲的生死情境中，公正善行功利主义判断倾向于减少旁观者合作。相反，在涉及远亲的日常情境中，这种判断增加了旁观者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道德直觉的模块化近视假说，并为未来功利主义后果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