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息地面积与通道连通性对种群生存能力及遗传多样性的尺度依赖效应:基于个体的模拟视角探讨面积-连通性之争

《Ecological Modelling》:Scale-dependent effects of habitat area and corridor connectivity on population viability and genetic diversity: an individual-based simulation perspective on the area–connectivity debate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11日 来源:Ecological Modelling 3.5

编辑推荐:

  摘要在景观生态学与保护规划中,栖息地面积与栖息地连通性对种群存活及遗传多样性而言,究竟哪一方更为重要,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近期有一项以婆罗洲的苏达云豹为研究对象的模拟研究表明,栖息地面积才是决定种群规模和遗传多样性的关键因素,而走廊带来的好处极为有限,只有在物种扩散能力较强

  

摘要

在景观生态学与保护规划中,栖息地面积与栖息地连通性对种群存活及遗传多样性而言,究竟哪一方更为重要,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近期有一项以婆罗洲的苏达云豹为研究对象的模拟研究表明,栖息地面积才是决定种群规模和遗传多样性的关键因素,而走廊带来的好处极为有限,只有在物种扩散能力较强的情况下才有作用。在此,我提出了一项基于个体的、具有空间明确性的模拟实验,该实验刻意选择了不同的“面积-扩散-破碎化”参数组合范围。我采用了全因子设计,设置5个斑块面积等级(占景观面积的10%至50%)、5个栖息地聚集程度等级(高斯平滑值s为3.00至7.00,对应从高度破碎到高度聚集的不同景观类型)、3个扩散阈值(50、100、150成本单位)以及2种连通性处理方式(常规连接与面积平衡连接——后者通过侵蚀斑块边缘来保持总栖息地面积不变,同时让走廊连接最近的斑块)。由此产生的150种参数组合在CDPOP软件中各重复运行10次,共200代非重叠世代,最终完成了1,500次模拟。通过对第199代种群规模、观测到的杂合度以及等位基因丰富度进行四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走廊连通性对种群规模有着极其显著的影响(F=933.8,p<2×10?1?),对杂合度也有显著影响(F=74.0,p<2×10?16),而对等位基因丰富度的影晌虽小但同样显著(F=5.6,p=0.018)。此外,面积与连通性、聚集程度与连通性、以及面积、聚集程度、连通性与扩散能力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交互作用。当斑块较小、景观高度破碎且物种扩散能力受限时,走廊的作用最为显著——而这正是局部种群最容易受到人口统计与遗传随机性影响的情形。我通过尺度依赖性论证,将这些看似矛盾的结论与Macdonald等人(2025年)的研究结果相协调:当斑块足够大,能够容纳数百只个体,且走廊长度相对于物种的每代扩散距离而言足够长时,新增的走廊所带来的栖息地优势远不如扩大核心栖息地面积那么显著。而当斑块较小,仅包含数十到几百只个体时,即便通过较短走廊进行的有效扩散频率不高,也能为种群带来显著的人口统计与遗传改善。再者,当走廊长度相对斑块大小及物种扩散能力而言较短时,物种通过走廊移动的频率足够高,同样能产生显著的人口统计与遗传效应。这两项研究在各自的尺度范围内都是正确的;分歧并不在于走廊是否有效,而在于其在何种情况下有效。这一发现对保护规划具有直接意义,规划时应根据物种特征、其扩散能力以及剩余种群的分布情况来调整尺度。

引言

在景观生态学与保护科学领域,几乎没有哪个问题像栖息地面积与栖息地结构——尤其是连通性——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相对重要性那样,长期存在且争议不断(MacArthur和Wilson,1967年;Fahrig,2003年、2013年、2017年;Fletcher等人,2018年;Riva等人,2024年)。岛屿生物地理学传统更侧重于基于斑块的预测因素(如斑块大小、隔离程度),而栖息地数量假说(Fahrig,2013年)及其后续综述(Fahrig,2017年)则认为,栖息地面积效应能够解释大多数看似由破碎化带来的影响,而且栖息地破碎化本身通常会对物种丰富度产生较弱甚至正面的影响。也有学者为破碎化效应的独特性以及往往为负面的影响提供了依据(Fletcher等人,2018年;Gon?alves-Souza等人,2025年;Saura,2020年)。与此同时,全球政策也在不断推进:《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目标3要求各国在2030年前将30%的陆地和海洋区域作为相互连通的系统加以保护(CBD,2022年),这使得走廊的实际作用成为一个亟需通过实证研究的课题(Ward等人,2020年;Brodie等人,2025年)。
由于观测数据无法清晰区分面积、结构与连通性,因此模拟已成为研究这一问题的主要方法(McGarigal和Cushman,2002年;Cushman等人,2012年;Fletcher等人,2023年;Macdonald等人,2025年)。基于个体的、具有空间明确性的种群与遗传模拟工具,如CDPOP(Landguth和Cushman,2010年)和CDMetaPOP(Landguth等人,2017年),能够独立调整栖息地数量、结构以及扩散参数,同时追踪人口统计指标(如种群规模)与遗传指标(如杂合度、等位基因丰富度)的变化。这类模型已表明,栖息地破碎化的影响取决于栖息地数量、景观阻力、种群规模以及物种扩散能力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Cushman等人,2010年、2012年;Atzeni等人,2024年),而走廊带来的益处则与物种的扩散能力以及相连种群的规模和隔离程度相关(Cushman等人,2010年;Christie和Knowles,2015年;Macdonald等人,2025年)。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Macdonald等人(2025年)使用CDPOP针对婆罗洲的苏达云豹设计了28种假设的景观情景,这些情景涵盖了三种核心栖息地区域与四种走廊组合的可能情况。他们的核心栖息地面积都很大(每个区域至少能容纳100只个体,且这些区域加起来可占据岛上预计云豹种群规模的相当大一部分),而走廊则是连接这些区域的最短路径,其中有些走廊的长度远远超过了所测试的物种扩散阈值。他们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栖息地面积是决定种群规模和遗传多样性变化的主要因素;(2)走廊带来的改善效果较为有限,一旦控制了栖息地面积,这种改善效果就会消失(即按面积加权后的结果);(3)走廊的益处会随着物种扩散能力的提升而增加;(4)相比那些由狭长斑块构成的同等面积的栖息地,更为紧凑、较少分割且形状不那么细长的栖息地能带来更好的生态效果。他们将这一结果视为证据,认为“应优先扩大核心栖息地面积,而走廊建设则应针对特定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Macdonald等人,2025年)。
这些结论非常重要,且论证严谨,与其他在该参数范围内的研究结果也一致(例如Hearn等人,2019年;Macdonald等人,2018年;Fahrig,2017年)。然而,这些结论与大量类似的模拟研究和实证研究结果却存在矛盾,后者表明走廊对种群存活和遗传多样性有着显著的影响(例如Gilbert-Norton等人,2010年;Christie和Knowles,2015年;Fontoura等人,2022年),同时也有关于人口统计与遗传救援的经典理论支持这一观点(Brown和Kodric-Brown,1977年;Richards,2000年;Whiteley等人,2015年;Bell等人,2019年)。为何走廊的效果会因研究者的不同而出现差异呢?
我的核心假设是,这种表面上的矛盾主要是由尺度差异造成的。具体来说,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条件决定了走廊对某一模拟物种是否具有重要作用:(1)每个斑块内局部种群的规模,这一因素决定了人口统计与遗传随机性及漂变的强度;(2)走廊长度与物种每代扩散能力的比值,这一因素决定了每代中有多少个体能够通过走廊迁移;(3)走廊所增加或保留的栖息地面积与核心栖息地面积的比值,这一因素决定了走廊带来的效应是否会与栖息地面积本身的效应相混淆。Macdonald等人(2025年)的研究对象是那些核心栖息地已容纳数百只个体、走廊长度超过物种扩散能力、且走廊面积远小于核心栖息地面积的景观。在这种条件下,走廊带来的益处应当十分有限,因为栖息地面积的作用更为突出。而在另一端,当种群规模较小,容易受到较大的随机性及漂变影响,走廊长度适中,使得每代都有多个个体能够通过走廊迁移,且景观以众多小型斑块为主而非少数大型斑块时,走廊就应该且确实会产生非常显著的效果。
在此,我提出了一种基于因子的个体模拟方法,专门用于研究这一互补的尺度范围。我使用了多种中性景观模型,这些模型的栖息地面积在10%至50%之间变化,栖息地聚集程度则通过高斯平滑值s为3.00至7.00来设定,从而形成从高度破碎到高度聚集的不同景观类型。此外,我还设置了一种连通性处理方式:用宽度为3像素的走廊将所有斑块与其最近的邻居连接起来,然后通过侵蚀斑块边缘来保持总栖息地面积不变。这样就能避免将走廊的存在与栖息地面积的增加混为一谈,而这正是Macdonald等人(2025年)批评的重点。我在三种不同的扩散阈值(50、100、150成本单位)下进行了200代CDPOP模拟,每种阈值下又进行了10次蒙特卡洛重复实验,共计1,500次模拟。随后,我使用四因素方差分析来评估面积、栖息地聚集程度、连通性以及扩散能力对种群规模、观测到的杂合度及等位基因丰富度的影响。我的明确目标是:(1)在保持总栖息地面积不变的前提下,量化走廊对规模较小、结构明确的种群以及短走廊的影响;(2)分析走廊效应与斑块面积、斑块聚集程度以及物种扩散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3)通过一种统一的、基于尺度差异的解释方式,将上述研究结果与Macdonald等人(2025年)的结论相协调。

章节节选

实验设计概述

我设计了一项全因子模拟实验,涉及四个相互交叉的因子:(1)栖息地面积,共有5个等级,分别为占景观面积的10%、20%、30%、40%和50%;(2)栖息地聚集程度,也有5个等级,对应于生成中性景观时所使用的高斯平滑核的标准差值,分别为3.00、4.00、5.00、6.00和7.00——数值越大,栖息地越聚集,破碎化程度越低;(3)连通性处理方式,有2种,分别为“常规连接”和“连接型”;(4)扩散阈值,共有3个等级

种群规模

对于第199代实际观测到的种群规模而言,所有四个主要因子以及全部11种交互作用都具有极高的显著性(见表1)。连通性因素的影响极为显著(F1,1341=933.8,p<2×10?16,残差平方和为57,919,相应总平方和为40,333),其影响强度超过了栖息地面积因素(F4,1341=529.6)和扩散能力因素(F2,1341=584.5)的影响,也大于栖息地聚集程度因素的影响(F4,1341=254.4)。连通性因素的作用方向为正:在所有实验设计中,处于连接状态的景观

结论

通过1,500次CDPOP模拟实验可以发现,在保持总栖息地面积完全不变的条件下,若建立相邻斑块间的栖息地走廊,将会显著增加种群规模,同时大幅提升种群的杂合度与等位基因丰富度,但这种效应仅出现在局部种群规模较小、走廊长度相对于物种扩散能力而言较短、且斑块聚集程度较低的参数范围内。随着斑块规模增大、聚集程度提高,这些效应会呈现出系统且可预测的减弱趋势

数据与代码获取方式

用于生成景观的脚本(run_landsim.py)、计算成本距离矩阵的脚本(make_costdistance.py)、运行CDPOP程序的脚本以及用于进行统计分析的脚本(4way_anova_boxplots.r)均可在补充材料中找到。生成的栅格景观数据、CDPOP参数文件以及全部1,500次模拟的结果记录,将在论文被接受后上传至公共数据库中。

CRediT作者贡献说明

Samuel A. Cushman: 方法设计、研究实施、正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构建。
Samuel A. Cushman
南丹麦大学,牛津大学生物学系
相关新闻
生物通微信公众号
微信
新浪微博
  • 搜索
  • 国际
  • 国内
  • 人物
  • 产业
  • 热点
  • 科普

热点排行

    今日动态 | 人才市场 | 新技术专栏 | 中国科学人 | 云展台 | BioHot | 云讲堂直播 | 会展中心 | 特价专栏 | 技术快讯 | 免费试用

    版权所有 生物通

    Copyright© eBiotrad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联系信箱:

    粤ICP备0906349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