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生产力最高的森林生态系统之一,红树林在蓝碳储存、碳封存、气候调节、养分循环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Alongi, 2020; Donato et al., 2011; Hu et al., 2024)。尽管具有如此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红树林湿地却日益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尤其是快速发展的沿海水产养殖业带来的污染。靠近红树林的集约化海水养殖是抗生素残留的重要来源,这些残留物可通过水产养殖废水排放以及随后的水文传输进入附近的红树林生态系统(Han et al., 2022; Sun et al., 2024; Van Boeckel et al., 2014)。因此,在中国南部的红树林水域和沉积物中经常检测到磺胺类和氟喹诺酮类等抗生素,其浓度在水质样本中介于纳克/升到微克/升之间(Liu et al., 2016; Liu et al., 2020)。
作为一种具有生物活性的污染物,抗生素能够抑制氨氧化菌等关键微生物群体,从而扰乱养分循环,削弱湿地生态系统的自然净化能力(Lu et al., 2023)。此外,抗生素还可能通过影响反硝化和甲烷氧化等微生物过程来改变温室气体排放情况(Chen et al., 2022; Zhao et al., 2022)。除了对微生物的影响外,抗生素还可能通过抑制光合作用和生长来损害植物的生理机能(Xu et al., 2023)。虽然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了抗生素在淡水湿地中的生态影响,但这些结论是否适用于红树林生态系统尚不清楚。与淡水湿地相比,红树林具有独特的潮汐水文特征、盐分较高的沉积物以及高度紧密的植物-微生物相互作用,这些因素都会显著影响养分循环和温室气体的产生(Lin et al., 2025)。这些独特特性可能会大幅改变生态系统对抗生素暴露的反应。因此,抗生素对红树林生态系统中的水体净化、微生物生态过程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目前仍不明确。
底栖动物在调节红树林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的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通过挖掘、取食、排泄、生物扰动以及生物灌溉等行为,底栖动物能够改变沉积物结构、氧化还原条件以及有机物的分布,进而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Booth et al., 2019; Yang et al., 2025)。生物扰动能够将氧气引入深层缺氧的沉积物中,改善根际环境,并形成多样的微生境,进而调控微生物群落组成以及碳、氮等关键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Fusi et al., 2022; Stief, 2013)。先前的研究表明,大型底栖动物,尤其是螃蟹,不仅可作为重要的消费者,还能促进根际环境的改善和有机物的分解,进而助力红树林植物的生长(Smith et al., 2009)。同时,底栖动物还可能通过改变沉积物的物理化学性质以及微生物过程来影响温室气体排放。例如,沉积物氧含量的增加可能促进甲烷氧化并降低CH4的排放,而有机物分解和反硝化的加剧则可能提高CO2和N2O的排放量(Otero et al., 2020; Qin et al., 2024)。不过,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螃蟹以及其他少数几类生物。由于不同底栖生物的生命周期策略和生物扰动强度存在差异,它们的生态效应也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在抗生素污染背景下,有必要研究其他类别的底栖动物是否会对红树林生态系统的水质和温室气体排放产生类似或不同的影响。
本研究建立了18个红树林(Kandelia obovata)微宇宙系统,通过控制抗生素暴露程度和的密度,开展了二维因子实验。研究测量了多种关键响应变量,包括出水中氮和磷的浓度、CH4、N2O和CO2的通量、沉积物特性(氮和磷含量、酶活性以及微生物群落结构),还有温度、电导率和pH值等环境参数。具体而言,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抗生素暴露和的密度如何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的水质和温室气体排放?(2)这些影响在多大程度上与沉积物中酶活性的变化以及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相关?(3)在抗生素存在的条件下,哪种密度能在养分去除和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实现最佳平衡?通过解答这些问题,本研究旨在为应对新兴污染物压力下的红树林湿地生态修复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