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Frontiers of Architectural Research》：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Area

　　

摘要：本研究利用GIS和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模型，分析了黄河流域245项国家级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的空间分布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最邻近比率为0.415，Z值为?17.52，空间格局呈现"双核主导、定向延伸、上游集聚、中下游稀疏分布"的明显特征。（2）自然环境因素是影响其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其中海拔（q = 0.523）、年均气温（q = 0.469）和年均降水量（q = 0.208）具有相对较强的解释力。社会经济与历史文化因素的独立解释力相对较弱，但与自然因素叠加后表现出显著的增强效应。最终，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空间格局是由自然、社会经济和历史背景的综合作用塑造的。基于上述发现，研究提出了针对性的保护策略，包括分区保护和适应性传承。

本文解读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价值观念与审美取向，其保护与传承对于维护文化多样性和增强民族认同具有重要意义。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多民族聚居和文化交融的核心区域，孕育了丰富多样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随着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许多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传承人老龄化、保护方式单一、缺乏科学保护手段等现实困境。在此背景下，系统揭示黄河流域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制，对于制定科学有效的分区保护策略、促进文化遗产与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目前，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区域或个案分析，缺乏从大尺度空间视角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量化研究，特别是针对黄河流域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异规律及其多因素交互作用机制的探讨仍较为薄弱。

研究人员以黄河流域为整体研究区域，以地级行政区为基本空间分析单元，选取该流域内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九省（自治区）的55个地级市（州、盟）为研究对象。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公布的全国第一至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含扩展项目）及流域内九省（自治区）文旅部门官方网站，通过筛选与"少数民族"明确相关的项目，构建了共计245项国家级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据集。研究人员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平均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和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技术（因子探测、交互作用探测），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三个维度选取九项指标，系统探究了黄河流域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驱动机制。

在空间分布特征方面，研究通过平均最邻近指数分析发现，黄河流域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邻近比率为0.415，Z值为?17.52，p值趋近于零，表明其空间分布呈现高度显著的集聚特征而非随机分布。核密度估计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空间分布的热点区域：核心高密度区主要集中于青海省东部及甘南—川西北交界地带，特别是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交界处，核密度值达3.924–4.358；次级密集区包括四川西部、宁夏中南部及陕甘交界地带、内蒙古中南部和晋北少数民族聚居带。标准差椭圆分析表明，两大核心区连线形成东北—西南向空间延伸轴，与黄河上游流向趋势基本吻合。总体而言，黄河流域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双核主导、定向延伸、上游集聚、中下游稀疏"的空间格局，上游地区（青海、甘肃、内蒙古）集中了91.2%的项目，而中下游地区（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合计仅占8.8%。

在影响因素分析方面，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结果显示，自然环境因素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解释力最强：海拔（q = 0.523）、年均气温（q = 0.469）、年均降水量（q = 0.208）均通过显著性检验（p < 0.05），构成空间分异的主导驱动因子。高海拔地区由于地理约束性强、文化扩散速度慢，有利于传统文化的连续性保存；气候条件的分异塑造了不同的生计方式，进而衍生出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经济因素（GDP q = 0.172，人口 q = 0.120）和历史文化因素（历史文化名城 q = 0.018，博物馆 q = 0.0499，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q = 0.061）的独立解释力相对较弱，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反映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经济中心及城市型文化设施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脱耦。交互作用探测揭示了显著的非线性增强效应：海拔∩GDP（q = 0.820）、海拔∩人口（q = 0.753）、坡度∩年均气温（q = 0.734）、海拔∩文物保护单位（q = 0.704）等因子组合表现出强大的协同解释力，表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格局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而是自然地理背景与社会经济条件耦合作用的结果。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将本研究结果与已有文献进行了系统比较。与以往关于黄河流域整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多强调社会经济因素主导不同，本研究发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表现出更强的自然地理依赖性，这一差异揭示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相较于整体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深地受制于地形、气候等基础地理条件。此外，研究人员也客观指出了研究的局限性：数据仅涵盖国家级非遗项目，可能对地方性和草根性文化实践覆盖不足；以地级市为分析单元难以捕捉县级或村级尺度的空间细节；历史文化因素指标选取存在城市导向偏差，可能低估了历史文化维度的解释力；缺乏田野调查等质性研究方法的补充。未来研究可引入传统村落、民族乡镇、少数民族人口集聚度等更具乡村和社区属性的指标，并融合实地调研与民族志材料，以更精准地识别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基础。

在研究结论部分，研究人员基于空间分异特征和多因素交互作用机制，提出了针对性的保护策略：（1）实施差异化的分区保护策略——对甘青川交界及宁甘蒙交界等非遗高密度集聚区，构建连续的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强化非遗项目、传统聚落、仪式场所与自然环境的整体性保护；对中下游稀疏分布区，通过数字化记录、展示传播、重点项目扶持和教育转化等途径提升非遗的可见度和延续性。（2）加强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协同背景下的适应性保护——在高海拔少数民族聚居区，将非遗保护与基础设施建设、传承人扶持、文化空间修复和社区发展相结合，避免过度旅游化开发、标准化改造或功能替代削弱非遗赖以传承的本地环境。（3）针对西部高密度核心区提出更具空间针对性的规划措施——优先设立"民族文化景观保护区"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廊道"，将传统村落、宗教仪式场所、手工艺生产空间及其周边山地河谷生态环境纳入一体化空间管控体系。研究人员特别提出了"垂直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廊道"的概念，即沿海拔梯度构建的空间框架，以反映高海拔地区文化实践与环境约束之间的适应性互动关系。这一保护模式适用于甘南、阿坝、玉树等具有文化景观连续性和空间集聚基础的西部核心区，而对于中下游低密度城市，因非遗分布相对分散、文化空间连续性基础薄弱，上述保护区与廊道模式不具备相同的适用条件。本研究为黄河流域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认知与保护实践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区域文化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