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vel Behaviour and Society》：Travel socialization within household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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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交通研究已表明个体态度和主观规范影响出行行为，但大多数研究忽视了家庭层面的出行社会化过程（即态度和行为如何在成员之间传递）如何随时间影响这些模式。本研究考察了两种家庭类型——伴侣家庭和核心家庭——中的社会化过程，重点关注父亲（或男性伴侣）、母亲（或女性伴侣
尽管交通研究已表明个体态度和主观规范影响出行行为，但大多数研究忽视了家庭层面的出行社会化过程（即态度和行为如何在成员之间传递）如何随时间影响这些模式。本研究考察了两种家庭类型——伴侣家庭和核心家庭——中的社会化过程，重点关注父亲（或男性伴侣）、母亲（或女性伴侣）和子女如何随时间相互影响彼此的出行态度和行为。研究人员利用荷兰出行面板数据（Netherlands Mobility Panel）构建两波跨滞后面板模型（cross-lagged panel model, CLPM），检验这些效应的方向性。结果表明：（i）在伴侣家庭中，可持续出行方式在伴侣之间表现出更强的双向效应，但火车使用仍呈不对称性；（ii）在核心家庭中，社会化过程主要由父母驱动，母亲在影响子女和伴侣的可持续出行态度/行为方面发挥核心作用；（iii）汽车使用在子女与父母之间呈现双向效应；（iv）在两种家庭类型中，个体出行行为随时间高度稳定，表明除社会化过程外，行为一致性同样重要。针对有影响力的家庭成员制定出行方式特定策略——母亲针对骑行、父母针对火车使用、子女针对汽车减排——可更有效地促进可持续出行。
**家庭内部的出行社会化：一项基于纵向数据的实证研究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在出行行为研究领域，个体传统上被视为自身行为的主要决策者（de Dios Ortúzar and Willumsen, 2024）。基于Ajzen（1991）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的横断面研究普遍假设态度影响出行行为，而纵向研究则揭示了态度与行为之间存在双向效应，且行为对态度的影响往往强于反向效应（Chorus and Kroesen, 2014; Kroesen et al., 2017）。然而，这些态度—行为关系的研究均局限于个体层面，忽视了家庭层面的出行社会化（travel socialization）过程——即态度和行为如何在家庭成员之间传递。已有研究表明，个体的出行行为高度依赖其他家庭成员（Ho and Mulley, 2015; Hu et al., 2023），但态度—行为效应在家庭成员间的传递机制仍未被充分探索。
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多数研究聚焦于单向效应（如父母对子女的影响），鲜有研究比较不同家庭类型（伴侣家庭与核心家庭）中社会化过程的差异；其二，尚无研究在多成员家庭中同时探讨态度和行为随时间的变化及其相互影响；其三，研究者倾向于依赖主观规范感知而非家庭成员间的实际社会化过程。Hu等（2023）的系统综述呼吁开展更多纵向研究，以考察社会规范如何传递以及出行态度和行为变化如何在不同生命阶段相互关联。
基于上述研究空白，本研究旨在解决三个核心问题：（1）考察不同出行方式下，家庭成员间出行态度和行为的传递（及稳定性）随时间的变化；（2）探索出行态度与家庭内部出行决策之间的双向关系；（3）识别不同家庭类型中哪些成员在塑造出行行为和态度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二、研究内容与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纵向研究设计，使用荷兰出行面板（Netherlands Mobility Panel, MPN）数据，选取2014年和2016年两波调查数据（COVID-19疫情前时期），覆盖汽车、自行车和火车三种出行方式。样本包括779户伴侣家庭和337户核心家庭（含随机抽取的一名子女）。研究人员构建两波跨滞后面板模型（Cross-Lagged Panel Model, CLPM），采用结构方程建模（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方法，分别估计三种出行方式下家庭成员间的自回归效应（stability effects）和交叉滞后效应（cross-lagged effects）。模型控制了个体平均年龄、收入水平、居住地城市化程度等协变量。态度测量采用六条目五级Likert量表，行为测量采用七级频率量表。
**三、研究结果**
**3.1 伴侣家庭中的出行社会化**
在汽车出行方面，男性伴侣的汽车使用稳定性最高（β=0.56），其汽车使用显著影响女性伴侣的汽车使用（β=0.15），而女性伴侣对男性伴侣的影响仅限于态度层面（β=0.15），未显著影响其行为。在自行车出行方面，伴侣间呈现更均衡的双向影响模式，且行为对态度的影响强度约为反向效应的两倍。女性伴侣的自行车态度影响男性伴侣的态度，但反向效应不显著。在火车出行方面，男性伴侣的火车使用影响自身态度（β=0.09）和女性伴侣的火车使用（β=0.08）；女性伴侣的态度和行为分别影响男性伴侣的态度（β=0.09）和火车使用（β=0.13），表明女性伴侣在火车出行方面具有更广泛的影响效应。
**3.2 核心家庭中的出行社会化**
在汽车出行方面，母亲在影响子女汽车使用中发挥核心作用：母亲的态度负向影响子女的汽车使用（β=-0.14），而其实际汽车使用正向影响子女的汽车使用（β=0.12）。子女对父母的影响呈双向性：子女的汽车态度显著影响父亲的汽车态度（β=0.20）和汽车使用（β=0.13），也影响母亲的汽车态度（β=0.14）。在自行车出行方面，母亲是最具影响力的角色：其自行车态度正向影响所有家庭成员的态度，自行车行为正向影响子女的自行车行为。父亲的行为强烈影响自身态度（β=0.30），但态度对行为的影响较弱（β=0.10）。子女的自行车态度单向影响自身行为。在火车出行方面，父母的火车态度正向影响子女的态度（父亲β=0.17，母亲β=0.17），母亲的火车使用正向影响子女的火车使用，而子女对父母的影响极其有限。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内部确实存在出行社会化过程。在伴侣家庭中，可持续出行方式（自行车和火车）呈现更强的伴侣间双向影响，但火车使用仍存在不对称性——女性伴侣具有更广泛的影响效应。汽车使用则反映更传统的模式：男性伴侣驱动行为结果，女性伴侣影响态度。在核心家庭中，影响过程主要由父母驱动：母亲在影响子女和伴侣的可持续出行行为中发挥核心作用，父亲则更多影响态度而非行为。子女仅在汽车使用方面对父母产生显著影响，且呈双向效应。
研究还发现，个体的出行态度和行为随时间高度稳定，过去行为（尤其是汽车、自行车和火车使用）是未来行为的强预测因子。这一发现强调了行为一致性（即既有习惯的持续性）在社会化过程之外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行为对态度的影响在自行车和火车出行中尤为显著，支持了体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的假设——即实际参与某种出行方式可通过经验积累增强对该方式的积极感知。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1）将态度—行为框架从个体层面拓展至家庭层面，将家庭成员的态度和行为视为出行决策形成的规范环境组成部分；（2）通过比较两种理论上有区别的家庭类型，揭示了不同社会影响结构下社会化过程的差异；（3）采用纵向跨滞后面板模型，提供了关于不同家庭角色中出行态度和行为时间稳定性与变化的深入见解。
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促进骑行的干预措施应重点面向母亲——她们是子女和伴侣骑行行为的最强影响者；鼓励火车使用的策略应聚焦于塑造父母的态度——他们在决定家庭公共交通认知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减少学龄儿童汽车使用的策略可通过学校助推措施（nudging strategies）及提升父母对可持续出行方式的使用和态度来有效实现。该研究成果发表于《Travel Behaviour and Socie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