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平台开放性与企业漂绿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

《Frontiers in Sustainability》：Data platform openness and corporate greenwashing: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在全球低碳转型背景下，ESG实践的快速扩散伴随着对企业漂绿行为及可持续披露可信度的日益关注。本研究考察公共政府数据平台开放性是否约束了可测度的企业漂绿行为。研究人员利用中国城市级平台的分阶段推出，构建了2009年至2023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设计结合了双向固定效应与事件研究诊断、Borusyak-Jaravel-Spiess插补估计量、堆叠事件研究估计量、安慰剂检验、替代性漂绿测度、匹配、城市特定趋势以及同期政策控制。尽管在饱和的省份-年份和行业-年份固定效应下系数精度有所下降，但在基线和最稳健的设定中估计值始终为负。因此，证据支持在识别假设条件下的治理效应，而非无条件的政策外生性。理论分析将个体层面的舞弊三角理论桥接至组织披露策略。管理层将压力、机会和合理化转化为企业层面的报告惯例，而公共数据提高了检测风险、改进了交叉可验证性，并削弱了象征性披露的共享合理化依据。在政府协调、数据基础设施和监管条件更为发达的情况下，渠道一致的异质性更强。然而，这些子群模式不被解释为正式的中介效应。附加检验显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无实质性差异，且效应集中于非资源型城市。本研究提供了公共数据透明度补充环境治理并提高企业可持续声明可信度的证据。

**数据平台开放性与企业漂绿行为的治理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全球低碳转型与气候议题日益受到关注的背景下，ESG投资已成为企业构建长期能力、提升品牌价值与增强韧性的关键战略。然而，长期投资周期与不确定的回报前景可能导致企业为迎合利益相关者预期而夸大或扭曲ESG表现，而非从事实质性的可持续发展实践。2015年大众汽车排放数据造假事件、2021年雀巢公司可持续宣传与地下水枯竭及塑料污染的争议等案例，均揭示了传统监管框架的弊端——依赖行政检查、事后评估或媒体监督的体系受制于执法滞后、信息不对称与监管能力有限，难以适时发现并应对漂绿行为。鉴于公共数据的广泛覆盖性、时效性与流动性，政府如何利用此类数据增强透明度与社会监督成为一个关键的政策问题。通过提升信息的可获取性与可验证性，公共数据能够强化外部监督、降低信息不对称，进而约束机会主义披露行为。

在中国语境下，ESG话语的扩展与绿色发展战略及全球治理趋势相契合，但执行层面仍面临多重制度缺陷：现有ESG披露框架缺乏全面的强制性监管基础设施，披露多为自愿性、定性化且不一致，缺乏统一的指标框架与标准化的第三方核验流程，监管机构呈现碎片化权威与受限能力的特征。此外，高排放与资源密集型行业企业面临显著声誉压力，促使许多企业实施表面化策略——包括美化ESG报告、选择性披露与同步宣传攻势——以掩盖污染防治、能效提升与社区责任方面的不足。实证研究已证实此类实践的普遍性：中国上市公司CSR评级与环境评级之间的交叉检验揭示了ESG宣传与实际环境表现之间的广泛错配。因此，本研究旨在考察公共数据开放性能否约束企业漂绿行为，利用中国各城市公共数据平台的分阶段实施构建准自然实验环境。

**二、研究方法与样本设计**

本研究以2009年至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金融与房地产企业、ST/PT企业、当年上市企业及关键变量缺失的观测值，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进行缩尾处理，最终获得11,595个企业-年度观测值。漂绿测度采用披露-绩效脱钩方法，结合Bloomberg ESG披露评分与华证ESG履行评级，按行业标准化后计算差值。公共数据平台开放性（PD）为城市-年度虚拟变量，平台启动年份编码依据《中国地方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报告》并经市政平台页面或政府公告核验。实证策略采用交错双重差分（DID）模型，包含基准回归、事件研究诊断、Borusyak-Jaravel-Spiess插补估计量、堆叠事件研究估计量、安慰剂检验、替代性漂绿测度、倾向得分匹配、城市特定趋势及饱和固定效应设定。样本期间内138个城市为处理组，124个城市为从未处理组。

**三、研究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 公共数据平台开放性（PD）系数在所有设定中均显著为负，系数分别为?0.1253（p<0.001）、?0.0905（p<0.001）、?0.0846（p<0.01）和?0.0968（p<0.001），表明公共数据平台启动显著降低了企业漂绿行为。

**平行趋势检验：** 事件研究图显示处理前估计系数围绕零波动且个别不显著，处理后效应随时间逐渐转为负向，表明存在累积响应。

**安慰剂检验：** 500次随机置换检验的安慰剂系数集中于零附近，实际基线估计位于置换分布尾部，排除了纯随机分配的解释。

**异质性处理效应分析：** Goodman-Bacon分解显示传统双向固定效应估计混合了不同比较类型，促使采用现代估计量作为核心证据。Borusyak等插补估计量与堆叠事件研究设计均显示处理前系数围绕零，处理后估计以负值为主，支持负向采纳后效应。

**稳健性检验：** 采用“说-做”指标（GW1）与选择性-象征性披露指数（GW2）作为替代因变量，PD系数分别为?0.0620（p<0.001）与?0.1278（p<0.001）；排除2020年后样本后系数为?0.1208（p<0.01）；在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后系数为?0.0968（p<0.01）。控制绿色信贷、低碳城市与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等同期政策后，系数仍显著为负（?0.0963、?0.0919、?0.0925）。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在1:2近邻、1:3近邻与卡尺匹配下系数分别为?0.1427、?0.1248与?0.1082。

**选择与时机诊断：** 加入省份-年份与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后系数为?0.0708但不显著；加入城市特定线性趋势后系数为?0.0815（p<0.05）。饱和固定效应下的系数衰减表明部分基线精度与更高层级的时间变化冲击相关，因此不能将政策推出视为完全随机。

**渠道一致性异质性分析：** 在政府协调方面，高协作子群中PD系数为?0.2344（p<0.001），低协作子群中不显著；更多部门接入平台时系数为?0.1218（p<0.001）。在数据基础设施方面，区块链平台建设完善子群中系数为?0.1739（p<0.001），ESG数据集丰富子群中为?0.1402（p<0.05）。在监管可信度方面，环境信息披露质量高、处罚披露时滞短、处罚成本高的子群中系数分别为?0.1748（p<0.001）、?0.1760（p<0.05）与?0.1186（p<0.05）。

**企业层面异质性：** 非重污染企业子群中PD系数为?0.1336（p<0.001），重污染企业中不显著（?0.0397）；低数字化转型程度企业子群中系数为?0.1539（p<0.001）；高管绿色意识较弱企业子群中系数为?0.1264（p<0.05）。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组中无显著差异，非资源型城市中系数为?0.0995（p<0.001），资源型城市中不显著。

**维度分解检验：** 环境（E）维度漂绿中PD系数为?0.0633（p<0.01），社会（S）维度为?0.0619（p<0.1），治理（G）维度不显著（0.0176），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性对环境维度漂绿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平台开放性与可测度的企业漂绿行为之间存在稳健的负向关联。基准估计为?0.0968，方向在现代交错DID估计量、安慰剂检验、替代结果测度、匹配、同期政策控制及城市特定趋势设定中均保持一致。然而，当省份-年份与行业-年份固定效应联合吸收时估计精度下降，因此结果支持在识别假设条件下的治理效应，同时将残余采纳内生性视为研究局限。

政策建议方面，公共数据平台开放性应作为实质性治理工具而非象征性透明度倡议加以巩固。政府应持续推进平台建设，增强数据可获取性与可验证性，将透明度转化为有约束力的治理机制。同时，开放性效应的发挥依赖于跨部门协作、可信数据基础设施与监管压力的支撑，因此应强化机构间协调与数据共享体系，建立统一的数据披露与更新标准，提升数据完整性与可追溯性。此外，提高披露质量、缩短处罚披露时滞、维持足够的违规成本，是确保透明度通过可信威慑渠道发挥作用的关键。平台治理应兼顾企业异质性特征，保持广泛覆盖的同时改善已受密集监管行业与城市的环境记录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