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Practice》：Data, politics, and funding cause uncertainty for conservation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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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物多样性需在选择管理行动时于复杂性中保持决断力。为识别有效保护的障碍，研究人员调查了逾150名服务于加拿大联邦及省/地区政府、非政府组织与私营行业的保护从业者，询问其在决策中遭遇不确定性的体验。通过归纳式主题编码（inductive thematic c
保护生物多样性需在选择管理行动时于复杂性中保持决断力。为识别有效保护的障碍，研究人员调查了逾150名服务于加拿大联邦及省/地区政府、非政府组织与私营行业的保护从业者，询问其在决策中遭遇不确定性的体验。通过归纳式主题编码（inductive thematic coding），研究人员识别出“数据（data）”、“资源（resources）”与“治理（governance）”为受访者最主要的不确定性来源。从业者同时提出可削减不确定性的方案，包括改进资金流程、加强协作、变革治理过程，以及在决策中运用数据与证据（evidence）。保护从业者持续提及超出其直接控制范围的不确定性要素，表明保护决策中的实质性不确定性源于治理与社会更广义的动态。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有效保护要求一线从业者在生态、社会与经济交织的复杂界面中作出决策，而既有文献多聚焦认知性（epistemic）或知识性不确定性，如测量误差、种群自然波动、模型不确定性等，并通过定量途径加以管理。然而保护实践还深陷语言概念模糊、社会目标冲突、资金约束、组织授权与内部挑战等社会经济源不确定性之中。加拿大因分层治理、殖民历史、公私部门角色交错及逆转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国家承诺，使从业者面临的不确定性尤为剧烈。既有研究虽提出量化认知不确定性的方法，却鲜少回答“对从业者而言哪些不确定性来源最相关”这一缺口。为此，研究人员以加拿大为案例，调查从业者决策不确定性的真实体验，并探寻可管理的减负路径。
研究概况与结论要义
研究人员于2022年12月10日至2023年5月1日通过Qualtrics?发放双语（英/法）问卷，采用定向、广播与滚雪球抽样获取非概率样本，最终145人完成全卷。归纳式主题编码显示，数据、资源、治理位列不确定性来源前三；从业者建议以资源供给、清晰优先级、治理质量、协作参与及证据运用的交叉方案减负。结论指出，大量不确定性位于从业者直接控制之外，属Ostrom制度分析中的“外部变量（external variables）”或经济学“外部性（externality）”，须将之纳入保护决策框架。
关键技术方法（≤250字）
研究人员采用混合开放与封闭题项的问卷调查，明确定义确定性（certain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与保护决策（conservation decision-making）；样本来自加拿大联邦/省/地区政府、NGO、保护局、私营、市政及原住民政府等机构（n=145有效完卷，覆盖全部省区）。开放性题项Q1让受访者列述至多5项不确定性来源并排序，Q7征集减负建议。两题答案由三名作者依Braun & Clarke范式做归纳式主题编码：通读—建码本—归并总主题三轮，独立编码至完全一致；封闭题项用Likert量表测自主权、不确定性普遍度与影响度。
研究结果
3.1 不确定性来源
对Q1的708条编码归为七主题：Data（160）、Resources（129）、Governance（127）、Evidence（106）、Public support（60）、Social complexity（59）、Ecological complexity（51）。联邦/省区政府者首推Data；NGO首推Resources；安省保护局与省区政者首推Governance。Data短板含物种基数缺失与长期数据集匮乏；Resources中60%涉资金竞争、到账迟滞与缺长期款；Governance中57%涉政治意愿摇摆、立法解释不一及与原住民权利协调框架缺失。
3.2 从业者决策自主权与感知
自主权中位数3（43%选3，31%选4）；66%受访在>3年长期决策中“多数时候/总是”不确定，高于短期决策的35%；跨组织决策不确定略大于组织内。
3.3 不确定性普遍度与影响
Likert反馈中“当选官员（elected leaders）”62%、“资金（funding）”59%达“总是/多数时候”不确定；同事与内部领导影响最低但仍50%认同有影响。影响度排序与频率排序重合：资金、当选官员、证据居前。
3.4 管理或削减不确定性
Q7的八主题中Resources（81次）居首，次为Priorities（45）、Data and evidence（43）、Use of data and evidence（35）、Quality of governance process（40）、Collaboration and engagement（38）。具体诉求含明确资金目标、长周期拨款、标准数据集共建、证据驱动决策、透明且低政治干预的治理、跨界数据共享与原住民共治支持。
讨论浓缩
数据不确定性根植于认知缺口与“知—行鸿沟（knowing-doing gap）”：付费墙、术语壁垒使94%美/87%加受胁种缺乏可检测性研究，从业者退依个人经验。治理不确定性凸显北美环保政策选举周期化，安省自2019年削保局（Conservation Authorities）职权即典型；资本逻辑下偏移补偿（offset）、殖民动态未被消解加剧不确定。资金不确定反映加国年缺口150–200亿美元，竞争制短款无评估尾款。证据运用下滑需靠嵌入式科学家与责任透明逆转。部分从业者主张接受不可约不确定性（irreducible uncertainty），以自适应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与文件化不确定纳入决策。殖民性本身成源：公园建制曾夺原住民地权，今须在民族间主权张力中重思加拿大土地权威假设。
结论译述
研究人员发现从业者持续指认超出其可控力之事为不确定源——政府、资金可得性与优先级、组织支持、法律等，恰对应Ostrom之外部变量与经济学外部性。美国联邦生物多样性资金骤砍即为极端例；任一辖区皆不免资金优先级迁移。故无论辖域，保护决策应更频讨论外部变量，并将其与认知不确定性并列。仅盯直接不确定性的路径恐失焦，因外部因素（如突取消款）可灾变成果。跨学科与社会科学工具、自适应共管（adaptive co-management）及社区科学可部分对冲，但无法消除外部性拆台可能。学界与证据实践本身亦能促公众行动改外部性。从业者身份与边缘化体验未在本研究采集，然为未来关键向路。理解不确定性源须把外部因素按决策者真实经验织入，本研究彰显保护决策现实须与更广社政语境对齐；虽多不确定非从业者能控，其建言已标出组织与他方可行干预带。
（载于《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Prac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