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良好背后的危险：城市高温极端环境下配送员的主客观体温差异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The Danger of Feeling Fine: Objective–Subjective Thermal Mismatch in Delivery Workers under Urban Heat Extremes

　　

摘要

全球变暖使得极端高温事件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给户外工作者带来日益严重的健康风险。在各类户外职业中，送餐员这一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且更为脆弱。由于工作流动性强、时间压力大，送餐员容易遭受严重的高温压力。然而，目前将他们的生理负担与环境暴露联系起来的实证研究还十分匮乏。为填补这一空白，我们构建了一个同步的实地监测框架，用于分析环境暴露、生理负担与主观热感受之间的关联。在三个正午高温波期间，我们对15名送餐员进行了实地观察，获得了316组有效的耳道温度数据以及相关主观反馈。我们通过多种热指数和生物气象指标来评估热量暴露情况。观察结果显示，这些工作者持续处于中度到重度的高温压力之下，环境参数始终处于危险水平。生理监测显示存在明显的热应激现象，有15.5%的耳道温度数据超过了风险筛查阈值。重要的是，研究表明客观状况与主观感受之间存在差异：尽管客观上的环境和生理指标都处于危险状态，但仍有很大比例的受试者认为自己的舒适度“可以接受”。这种差异表明，仅依靠主观自我评估可能无法准确识别送餐员的高温健康风险，这就凸显出有必要采取针对性的职业高温健康防护措施，以保护在日益恶劣的城市气候条件下工作的户外劳动者。

引言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极端高温和热浪事件的频率与强度不断上升，给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公众健康带来了重大气候风险。一项全球多国研究估计，2000年至2019年间，每年约有508万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的因素，其中0.91%的死亡病例是由高温直接导致的（Zhao等人，2021年）。仅在中国，2019年因高温导致的死亡人数就约为593,900人，其中包括13,900例高温死亡病例（Liu等人，2022年）。由于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中且需要持续进行体力活动，户外工作者尤其容易受到极端高温的影响。在城市中，这种高温暴露情况分布不均，且深受街道微气候的影响。不透水的地面、密集的城市建筑以及不良的通风条件会进一步加剧城市街道上的局部热应力（Ren等人，2025年；Somvanshi等人，2025年）。这类细微的热环境变化会提升健康风险，增加与高温相关的社会和经济损失（Tuholske等人，2021年；Hsu等人，2021年；Li等人，2024年；Gao等人，2024年）。因此，迫切需要对街道微气候以及个体暴露风险进行细致评估，以便制定针对性的高温缓解策略。

在此背景下，城市高温健康研究中对户外工作者的关注仍显不足。户外工作意味着人们要面对高温、高湿度、强烈的太阳辐射以及低空气流动，再加上体力活动产生的代谢热，这些因素共同破坏了人体的热量平衡，增加了热应激风险。职业性热应激会降低工作效率，增加与高温相关的疾病发生率，还会因疲劳和表现下降而影响劳动生产率（Flouris等人，2018年；Dasgupta等人，2021年；Ioannou等人，2022年；Habibi等人，2021年；Zhao等人，2025年）。与此同时，基于平台的服务以及按需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户外送餐工作成为城市劳动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线上食品配送市场规模位居世界首位，占全球该行业收入的近60%（Zhang和Wen，2022年）。从全球范围来看，户外劳动者队伍也在迅速扩张，这更加凸显出有必要研究平台驱动型工作中的高温相关风险（世界银行，2023年；NITI Aayog，2022年）。极端高温对户外工作者的影响不仅限于个人健康层面，还包括生产力损失、服务系统的不稳定性，以及由于不同职业间的风险转移所引发的更广泛的健康公平问题。

送餐员是一个尤为重要的群体，因为他们的工作环境具有流动性、分散性，且依赖于平台调度。他们的送餐路线会经过街道峡谷、商业区、交叉路口、建筑物入口以及通风不良的等候区域，这些地方的高温压力可能会发生剧烈变化。此外，他们所承受的高温风险还受到城市服务链中风险传递的影响：虽然送餐服务可以减少消费者在户外的高温暴露，但大约45.8%的原本由消费者承担的高温风险会转移到送餐员身上，相当于每位送餐员每年要多在35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中工作6.7天（Zhang等人，2025年）。高流动性、送餐时间压力、正午时段的高工作负荷、算法驱动的派单方式以及有限的休息机会，都使得送餐员特别容易受到城市高温的影响。正是这些特点，使得送餐员成为研究中较为容易获取数据的最后一公里配送工作者代表，其他这类工作者还包括包裹配送员、杂货配送员和药品配送员。

近年来，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重视食品配送员的问题，但目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工作负荷、算法管理、心理压力以及一般的职业健康方面。Useche等人（2025年）指出，关于最后一公里配送工作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交通安全和心理社会状况上，显然缺乏针对高温相关风险的系统性研究。同样，最近的国际研究也揭示了从事平台配送工作的劳动者面临健康问题，且缺乏足够的保护措施，他们要应对复杂的职业危害（Boniardi等人，2024年；Mao等人，2025年；Kwangsukstith等人，2025年）。直到最近，才有研究开始明确探讨高温暴露与送餐员风险之间的关联。Jiang等人（2024年）对南京的送餐员在街道上的高温应力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遮荫条件和街道走向是减轻高温压力的重要因素。Zhang等人（2025年）则提出了“热负荷转移”这一概念。还有研究将炎热天气与冒险的骑行行为（Hsu，2025年）、疲劳和负面情绪（Rodrigues和Cruz，2025年）联系起来，同时也有研究指出，除了气象站记录之外的因素，也会导致流动工作者面临更高的微观尺度高温暴露（Usmani等人，2024年）。

然而，目前针对送餐员的研究中，将街道层面的热暴露、生理负担与主观感知联系起来的完整证据链仍然十分有限。如表1所示，大多数现有研究仅研究了送餐员高温风险的其中一个或两个方面，比如微气候暴露、生理反应或自我报告的主观感知。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它不再局限于单一维度的评估，而是试图验证一个基于机制的假设：在高强度、高流动性的送餐工作中，主观热感知是否无法准确反映实际的热应激程度。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在南京人口密集的商业区，选择了三个正午高温波时段，对15名食品配送员进行了实地测量。通过结合街道微气候监测、可穿戴设备采集的生理数据以及反复进行的温度感知调查，本研究建立了一个综合的实证框架，用于在真实的高温波条件下评估平台驱动型流动劳动群体的高温风险。具体而言，本研究提供了基于实地的证据，展现了送餐员实际承受的高温负荷，而这些数据并非来自模型分析或固定站点监测。研究结果表明存在客观状况与主观感受的差异，仅靠主观热感觉无法准确反映实际的高温压力和生理负担。送餐员所面临的高温暴露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由街道微气候、工作强度以及平台劳动组织模式共同作用而成的、具有转移性质的复合型气候健康风险。

章节节选

方法

为了了解送餐员在正午高温时段的实际高温暴露程度及生理反应特征，本研究采用了实地监测方法，同时收集街道微气候数据、可穿戴设备的生理数据以及主观热感受信息，然后通过多源数据的描述性和探索性分析来进行综合研究。见图1。

参与者特征与调查结果（主观部分）

我们对15名送餐员（14名男性，1名女性）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见表7、表8）。这些送餐员年龄相对较轻，平均年龄为33岁，工作年限较短，平均仅为8.4个月。他们反映工作强度较大，平均每周工作6.9天，每天工作10.3小时。在正午4小时的工作时间内，他们的饮水量差异很大，从500毫升到3000毫升不等。此外，87%的送餐员表示在夏季正午工作时感受到较大的工作压力，67%的人表示

讨论

送餐员是一支规模正在扩大，但保护措施却相对不足的户外劳动者群体。在南京的正午高温波期间，通过微气候、生理指标和主观感知的综合监测，我们发现这些送餐员持续处于中度到重度的高温压力之下，有15.5%的耳道温度数据超过了风险筛查阈值。大量“可以接受”这一主观评价的出现，表明客观的高温风险与人们的主观耐受度之间存在差异，这就需要从空间规划、平台管理以及健康公平等多个层面采取综合措施。

结论

通过结合街道微气候数据、个体的生理反应以及主观热感受信息，本研究为了解送餐员在真实高温波条件下的高温负担提供了基于实地的证据。在南京三个正午高温波时段的同步观测中，我们共获得了316组有效的耳道温度数据，据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
  送餐员在正午时段持续面临严重的高温压力。从10:00开始

未引用参考文献

ASHRAE 2023

CRediT作者贡献说明

余汉辉：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初稿，可视化，验证，方法论，研究设计，正式分析，概念构建。杨森：撰写——审阅与编辑，正式分析。刘赛：撰写——审阅与编辑，正式分析。江兰飞：撰写——初稿，方法论，研究设计。钟晨：撰写——审阅与编辑，概念构建。王俊奇：撰写——审阅与编辑，验证，项目监督，方法论。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他们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本文研究结果的已知财务利益关系或个人关系。

致谢

作者感谢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52422006；W2412157）以及东南大学“致善学者计划”的支持。

Hanhui Yu|Shen Yang|Sai Liu|Lanfei Jiang|Chen Zhong|Junqi Wang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中国南京市四牌楼2号，邮编21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