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专业人员、家庭成员和普通人群对精神障碍污名的分析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Analysis of stigma toward mental disorders among professionals, families, and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Spain

　　

摘要：针对严重精神障碍（Severe Mental Disorders, SMD）个体的污名仍然是社会包容和康复的主要障碍。尽管已有广泛研究，但较少有研究在控制相关社会人口学变量的同时，比较关键社会主体（专业人员、家庭成员和普通人群）的态度。研究人员采用了一项事后回溯、横断面、描述性比较设计，在西班牙招募了665名参与者：普通人群（n=398）、家庭成员（n=142）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员（n=125）。使用社区对精神疾病态度量表（Community Attitudes toward the Mentally Ill, CAMI）评估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仁慈（Benevolence）、社会限制（Social Restrictiveness）和社区心理健康意识形态（Community Mental Health Ideology）。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皮尔逊相关、韦尔奇t检验（Welch’s t-tests）以及控制年龄和性别的协方差分析（Analysis of Covariance, ANCOVA）。效应量通过Cohen’s d和偏eta方（partial eta squared）计算。年龄较大和自我感知知识较高与所有维度上的更有利态度相关。女性表现出显著低于男性的污名水平。在控制年龄和性别后，角色在所有维度上均显示出显著主效应：普通人群报告最高污名，专业人员最低，家庭成员得分居中。在仁慈维度上，专业人员与家庭成员之间无显著差异。污名受社会人口学和情境变量（尤其是角色、年龄和性别）的影响。专业接触似乎与较少污名化态度相关。专业人员与家庭成员共享的仁慈可能为加强旨在减少污名的社区和教育干预提供基础。临床影响声明：本研究强调，西班牙的心理健康污名在普通人群中最为普遍，在专业人员中最不常见，家庭成员持中间观点。研究发现，较高的知识水平、年龄较大和女性性别与更包容的态度相关。重要的是，专业人员和家庭成员共享一个共同的仁慈基础，表明干预措施应利用这种共情。减少污名需要针对公众的教育计划，并为照顾者提供增强的心理社会支持，以减轻心理健康照护的情感负担。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
污名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涉及标签化、刻板印象、分离、地位丧失和歧视，对严重精神障碍（SMD）患者的社会融入和康复构成重大障碍。尽管已有研究分别考察了不同群体的污名态度，但较少有研究在控制关键社会人口学变量（如年龄和性别）的同时，系统比较专业人员、家庭成员和普通人群这三种关键社会主体的态度。现有文献表明，污名通过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三个社会认知过程发挥作用，并导致心理福祉受损、身份威胁以及人际关系紧张（包括连带污名）。对于SMD（如精神分裂症或精神病），刻板印象（如暴力、不可预测）尤为突出，进一步加剧了歧视和社会排斥。因此，主动对抗污名首先需要理解这些不同群体的态度，这是设计和实施干预措施的关键步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通过控制年龄和性别，分析角色（专业人员、家庭成员、普通人群）对污名态度（威权主义、仁慈、社会限制、社区心理健康意识形态）的影响。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在西班牙招募了665名参与者（普通人群398人，家庭成员142人，心理健康专业人员125人），采用事后回溯、横断面、描述性比较设计，使用社区对精神疾病态度量表（CAMI）评估污名态度。通过描述性统计、皮尔逊相关、韦尔奇t检验和协方差分析（ANCOVA）控制年龄和性别，计算效应量（Cohen’s d和偏η2_p）。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年龄较大和自我感知知识较高与更有利态度相关；女性污名水平显著低于男性；角色在所有维度上均有显著主效应，普通人群污名最高，专业人员最低，家庭成员居中；在仁慈维度上，专业人员与家庭成员无显著差异。研究揭示了污名受社会人口学和情境变量（角色、年龄、性别）的影响，专业接触与较少污名化态度相关，共享的仁慈可为干预提供基础。该论文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事后回溯、横断面、描述性比较设计，样本来自西班牙（n=665），分为普通人群（n=398）、家庭成员（n=142）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员（n=125）。使用CAMI量表（西班牙版）评估四个维度。数据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皮尔逊相关分析、韦尔奇t检验（用于性别比较），以及以角色和性别为自变量、年龄为协变量的协方差分析（ANCOVA）。效应量采用Cohen’s d和偏η2_p，事后比较采用Holm校正。统计软件为Jamovi v2.3（基于R）。

**研究结果**
**相关性**：年龄与威权主义（r=-0.32，p<0.001）和社会限制（r=-0.11，p=0.003）呈负相关，与仁慈（r=0.20，p<0.001）和社区心理健康意识形态（r=0.25，p<0.001）呈正相关。自我感知知识与各维度也呈类似方向的相关（威权主义r=-0.29，仁慈r=0.23，社会限制r=-0.26，社区心理健康意识形态r=0.26，均p<0.001）。
**性别差异**：韦尔奇t检验显示，男性在污名化维度（威权主义、社会限制）上得分显著更高，而女性在仁慈和社区心理健康意识形态上得分更高，效应量从小到中等（d=0.21-0.34）。
**角色差异**：描述性统计显示普通人群在污名化维度上得分最高，专业人员最低。控制年龄和性别后，ANCOVA确认角色在所有四个维度上均有显著主效应：威权主义（F(2,658)=35.18，p<0.001，η2_p=0.10）、仁慈（F(2,658)=19.02，p<0.001，η2_p=0.05）、社会限制（F(2,658)=32.18，p<0.001，η2_p=0.09）、社区心理健康意识形态（F(2,658)=26.21，p<0.001，η2_p=0.07）。Holm校正事后比较显示，普通人群在四个维度上均显著高于家庭成员（t>±3.40，p<0.001，d>0.35）和专业人员（t>±5.50，p<0.001，d>0.80）。专业人员与家庭成员在威权主义（t=4.64，p<0.001，d=0.66）、社会限制（t=7.82，p<0.001，d=0.98）和社区心理健康意识形态（t=-2.73，p=0.006，d=0.39）上差异显著，但在仁慈维度上无显著差异（t=-1.57，p=0.116，d=0.22）。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性别差异与以往研究一致：女性通常表现出更多共情和更少污名。年龄增长与更包容态度相关，可能源于生活经验积累。自我感知知识高与较低污名相关，表明教育和信息可促进更现实的观点。角色差异表明，普通人群因缺乏直接接触和知识而污名最高；家庭成员处于中间位置，可能因照护负担（如症状管理）导致更消极认知；专业人员污名最低，且本研究中许多专业人员工作在社区框架，日常接触更正常化。值得注意的是，仁慈是唯一专业人员与家庭成员无显著差异的维度，表明两者共享共情和慈善取向，可作为减少污名干预的基础。结论部分翻译如下：本研究证实，对SMD个体的污名受社会人口学和情境变量（尤其是性别、年龄、教育和直接接触程度）的影响。女性、年龄较大者、知识较多或经历更接近者表现出更包容的态度。普通人群污名最高，专业人员最低，这强化了社区方法和有意义接触的重要性。此外，亲属与专业人员之间共享的仁慈表明存在共同基础，可在此基础上继续构建意识和敏感性干预。未来应设计针对普通人群的教育项目，促进关于SMD的具体知识，并在正常化环境中鼓励直接接触。同时加强亲属的心理社会支持以减少照护负担。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接触类型、专业经验时长或纵向社区干预的效果，以巩固有效且可持续的减污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