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期腹股沟疝修补术中围手术期继续使用或停用抗凝药物的比较：一项系统评价与荟萃分析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rgery》：Comparison of perioperative continuation or discontinuation of antithrombotic drugs in elective inguinal hernia repair surger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目标：本文旨在总结近期最全面的相关荟萃分析及证据更新，以研究与分析在择期腹股沟疝修补术围手术期持续使用抗凝药物的疗效与安全性。研究设计：系统评价与荟萃分析。数据来源：截至2025年1月，我们通过PubMed、Embase和Web of Science进行了系统性文献检索，比较了择期腹股沟疝修补术围手术期继续使用或停用抗凝药物的安全性与疗效。研究结局包括手术时间、术后疼痛评分、术中出血量、死亡病例数、住院时间、再次手术率、再入院率、心血管相关事件、恢复正常活动的时间、下肢静脉血栓形成、尿潴留、伤口感染以及血清肿。研究结果：共有14项研究被纳入分析，涉及4096名患者（其中1172名患者继续使用抗凝药物，2924名患者停止使用）。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疝缺损大小以及单侧或双侧疝方面无统计学显著差异，但继续使用抗凝药物组的美国麻醉医师协会评分、体重指数及心血管疾病发生率更高。综合分析显示，两组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死亡人数、住院时间、再次手术率、再入院率、心血管相关事件、下肢静脉血栓形成、尿潴留及伤口感染方面均无显著差异，不过继续使用抗凝药物组的术后恢复时间更长，术后血清肿发生率也更高。结论：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当前围手术期管理理念下，经过充分评估患者的出血风险后，无需在择期腹股沟疝修补术围手术期停用抗凝药物。这些建议仅为参考，个别患者的情况可能需要采取不同处理方式。当然，这些结论主要基于观察性数据，未来还需通过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随机对照研究加以验证。要点：我们纳入了最完整且最新的抗凝药物相关数据，以便更贴近临床医生面临的决策需求；本研究涉及更多患者数据，同时分析了汇总结果中的异质性及发表偏倚，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我们还对手术入路及抗凝药物类型进行了亚组分析，以探讨这些因素的预后影响，为临床医生的决策提供更全面的依据。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充分评估患者出血风险后，根据当前的围手术期管理理念，择期腹股沟疝修补术围手术期继续使用抗凝药物似乎是安全的，而且这也意味着择期腹腔镜治疗可能更具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临床医生在出血风险与血栓形成风险之间的两难选择。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现在及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腹股沟疝患者需要同时接受抗凝治疗，我们的研究将有助于这类患者的治疗。目前，对于腹股沟疝患者围手术期抗凝药物的使用方案，并未在平衡出血风险与抗凝治疗方面形成统一标准。我们的研究将为腹股沟疝领域治疗指南的更新做出积极贡献。引言：全球每年有超过2000万患者接受择期腹股沟疝修补术，该手术是普通外科医生最常开展的手术之一[1]。接受腹股沟疝修补术的患者多为患有合并症（如心血管疾病）的老年人。随着老龄化人口的不断增加，目前及未来需要接受抗凝治疗的患者并不少见[2]。抗凝药物会导致出血时间延长，从而增加术后出血的风险。如果能够暂停使用抗凝药物，那么进行腹股沟疝手术时就不必担心会增加术后出血风险[3,4]。然而，这类患者本身发生凝血及血栓栓塞事件的风险也更高[5]。这就给外科医生带来了巨大挑战——既要避免血栓栓塞并发症，又要防止严重的出血问题。尽管有一些指南和共识存在，比如美国胸科医师学会制定的临床实践指南，也为抗凝药物围手术期管理提供了建议[6]，但对于择期腹股沟疝患者是否应继续使用或停用抗凝药物，仍存在争议。即便在同一所大型三级医院，不同外科医生采用的方案也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评估这类患者围手术期继续使用或停用抗凝药物的风险与益处。本研究的文献检索及论文撰写过程中均未使用人工智能技术[7]。材料与方法：文献检索：本研究遵循2020年PRISMA（系统评价与荟萃分析首选报告项目）指南进行[8]。PRISMA 2020检查表详见补充数字内容表S1，链接为：https://links.lww.com/JS9/H591。截至2024年10月，我们通过PubMed、Embase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了电子检索，筛选出适合纳入本研究的相关文章，仅考虑英文发表且配有全文的文章。在2025年2月撰写本文时，我们又于2025年6月进行了再次检索，未发现符合纳入标准的新增研究。我们使用的检索词包括“腹股沟疝”“华法林”“抗血小板药”“抗凝药”“阿司匹林”“氯吡格雷”以及“抗凝药物”。详细的检索策略可见补充数字内容表S2，链接为：https://links.lww.com/JS9/H592。纳入标准为仅考虑英文发表且配有全文的文章，同时还会手动查阅所有符合条件研究的参考文献列表。两名研究人员独立进行检索并评估纳入的研究，若在文献检索过程中出现分歧，则通过协商解决。本研究无需获得当地机构的伦理审批。纳入与排除标准：符合以下标准的研究将被纳入分析：研究设计为随机对照试验、队列研究或病例对照研究；研究对象为成年腹股沟疝患者；研究对比了继续使用抗凝药物与停止使用抗凝药物的患者；研究至少评估了一个术后结局指标。符合以下排除标准的研究将被排除：综述、来信、社论评论、病例报告、会议摘要、未发表的文章以及非英文文章；无法获取全文的研究；接受紧急腹股沟疝修补术的患者；仅研究停用抗凝药物后使用低分子肝素作为过渡治疗的情况；长期术前使用双抗血小板药物的研究。关于第四条排除标准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大多数外科医生认可在停用抗凝药物（尤其是华法林等抗凝剂）后使用低分子肝素来预防血栓形成，但其预防血栓的效果仍不明确[9]，而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是否可以继续使用患者原有的抗凝药物，从而在确保其疗效的前提下降低这类患者的血栓形成风险，因此我们将此类文章排除在外。围手术期继续使用抗凝药物定义为从术前一直持续使用抗凝药物直至手术当天；而围手术期停止使用抗凝药物则定义为术前一天不再使用任何抗凝药物、预防剂量抗凝治疗或完全停用抗凝药物。需明确的是，本文中的抗凝药物主要指常用的抗血小板药物（主要是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以及常用的抗凝剂（主要是华法林）。结局指标：研究计划中预先规定了主要终点和次要终点。主要结局指标包括：围手术期出血事件的发病率，具体表现为术中出血、血肿/血清肿/阴囊水肿以及输血情况；术后血栓相关事件的发病率，具体为下肢静脉血栓形成及心血管相关事件。次要结局指标包括恢复正常活动的时间、尿潴留、伤口感染、手术时间、术后疼痛评分、再入院率、再次手术率以及住院时间。所有结局指标均分别对继续使用抗凝药物组与停止使用抗凝药物组的患者进行评估和统计。数据提取：数据提取工作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完成，若出现分歧，则由第三名评审员裁决。我们从纳入的研究中提取了以下数据：第一作者、发表年份、研究国家、研究时间段、研究设计、样本量、手术类型、抗凝药物类型、随访时长、患者年龄、体重指数、性别、美国麻醉医师协会评分、疝的类型（单侧或双侧）、疝缺损大小、患者的心血管疾病状况、手术时间、术后疼痛评分、术中出血量、死亡病例数、住院时间、再次手术率、再入院率、心血管相关事件发生率、恢复正常活动的时间、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情况、尿潴留、伤口感染以及血清肿情况。若研究中的基线数据或结局数据缺失、未报告，或无均值±标准差数值，则不予纳入分析。质量评估：对于队列研究，两名评审员使用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来评估纳入研究的质量[10]，得分在7–9分的研究被视为高质量研究[11]。对于随机对照试验，则使用Cochrane协作组织制定的偏倚风险评估工具，从随机序列生成、分配隐藏、研究参与者、医疗护理人员及结局评估人员的盲法设置、结局数据不完整以及其他潜在偏倚源七个方面独立评估偏倚风险[12]。每个评估维度会被判定为低偏倚风险、不确定偏倚风险或高偏倚风险。若所有维度的偏倚风险均为低水平，则该试验的偏倚风险也被判定为低水平；反之，若有一个或多个维度的偏倚风险为不确定或高水平，则该试验的偏倚风险被判定为高水平。此外，我们还根据牛津循证医学中心证据等级工作组的标准，评估每项研究的证据等级[13]。两名研究人员独立对符合条件研究的 quality及证据等级进行评估，若在偏倚风险评估中出现分歧，则通过讨论解决。本研究遵循AMSTAR（系统评价方法学质量评估）指南进行报告[14]，详细内容可见补充数字内容表S3，链接为：https://links.lww.com/JS9/H593。统计分析：我们使用RevMan 5.4版本（丹麦哥本哈根北欧Cochrane中心）进行证据整合分析。连续型变量与二分类变量分别采用均数差和比值比进行比较，所有报告的指标均附带95%置信区间。通过卡方检验（Cochran’s Q）和不一致指数（I2）来评估研究间的异质性[15]，若卡方P值<0.05或I2>50%，则认为存在显著异质性。当检测到显著异质性时，会在元分析中结合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值与均数差或比值比（卡方P值<0.05或I2>50%），同时也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于存在显著异质性且结局指标受研究纳入情况影响的情形，我们进行了单因素敏感性分析。还绘制了漏斗图，并使用Stata 17.0版本进行了Egger回归检验[16]。通过展示10篇及以上纳入研究的结果来评估发表偏倚，若P值<0.05，则认为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发表偏倚。对于存在显著发表偏倚的情况，我们使用Stata 17.0版本的切补法来评估整合结果的稳定性。研究结果：文献检索与研究过程：图1展示了系统检索与筛选过程的流程图。通过系统性文献检索，我们从PubMed（599篇）、Embase（1092篇）和Web of Science（329篇）中找到了2020篇相关文章，去除重复文章后，共对885篇文章的标题和摘要进行了审核，最终有34篇全文文章被完整阅读。共有14项研究符合纳入标准，被纳入本次荟萃分析。研究特征：我们对这14项纳入研究进行了荟萃分析，涉及4096名患者（1172名患者继续使用抗凝药物，2924名患者停止使用抗凝药物）[17–30]，其中11项为队列研究[17–27]，3项为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28–30]。表1列出了每项纳入研究的特点、证据等级以及证据质量评分，这些研究的基线质量评分中位数为6分[31]。我们将评分高于6的分视为高质量研究，共有10项队列研究和1项随机对照研究被认定为高质量[17–26,30]。所有符合条件研究的质量评估详情可见补充数字内容表S4，链接为：https://links.lww.com/JS9/H594；补充数字内容图S1则位于：https://links.lww.com/JS9/H590。表2列出了患者使用抗凝药物的主要适应症。表1则包含了各项研究的基线特征及方法学评估信息。

作者　年份　国家　研究周期　研究类型　患者数量（继续/停止使用）　手术类型　用药类型　随访时间　证据等级
NOS/Cochrane　Yan等人[17]　2019年　中国　2017–2019年　队列研究　152/749　腹腔镜手术　抗血小板药物　1.2 ± 0.6个月　2b8
Ong等人[18]　2016年　新加坡　2008–2015年　队列研究　60/82　腹腔镜手术＋开放手术　抗血小板药物　3–6个月　2b8
Hill等人[19]　2019年　美国　2016–2017年　队列研究　157/385　开放手术　抗血小板药物　7–10天　2b7
Hada等人[20]　2021年　中国　2018–2019年　队列研究　60/60　开放手术　抗凝药物　60天　2b8
Poudel等人[21]　2020年　日本　2008–2019年　队列研究　523/523　开放手术　抗凝药物　1个月　2b9
Stucky等人[22]　2015年　美国　2000–2010年　队列研究　40/40　开放手术　抗凝药物　4–6周　2b9
McLemore等人[23]　2006年　美国　2001–2004年　队列研究　19/19　开放手术　抗凝药物　30天　2b8
Mita等人[24]　2020年　日本　2013–2017年　队列研究　66/330　腹腔镜手术　抗凝药物　30天　2b8
Ho等人[25]　2019年　中国　2015–2016年　队列研究　17/98　腹腔镜手术　抗凝药物　6个月　2b9
Wakasugi等人[26]　2017年　日本　2011–2015年　队列研究　3/53　开放手术　抗凝药物　8 ± 3个月　2b8
Lee等人[27]　2018年　德国　2006–2013年　队列研究　29/532　开放手术/抗血小板药物　2b6
Chu等人[28]　2016年　美国　2011–2013年　随机对照试验　4/7　腹腔镜手术＋开放手术　抗血小板药物　90天　1b　存在较高偏倚风险
Antolovic等人[29]　2012年　德国　2009–2010年　随机对照试验　12/11　腹腔镜手术　抗血小板药物　3个月　1b　存在较高偏倚风险
Yeow等人[30]　2025年　新加坡　2016–2023年　随机对照试验　30/35　腹腔镜手术　抗血小板药物　190.9天　1b　偏倚风险较低

表2　纳入患者使用抗凝药物治疗的主要适应症。
心房颤动、机械心脏瓣膜、脑梗死、冠状动脉疾病、高血压、血栓形成、心律失常、动脉狭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289　68　244　284　194　232　229　287
缩写：MHV，机械心脏瓣膜；CI，脑梗死；CAD，冠状动脉疾病；TIA，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患者基线信息
两组在年龄、性别、疝气类型（单侧和双侧）以及疝气缺损大小方面无显著差异，但在BMI、ASA评分以及心血管疾病患病率方面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出现这种差异是意料之中的，因为继续使用抗凝药物组的患者中大部分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这类患者的ASA评分往往更高；而停止使用抗凝药物组则包括那些从未使用过抗凝药物、没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除少数随机对照试验外，他们很可能并非因心血管疾病而被纳入研究。正在服用抗凝药物的患者被归入继续使用抗凝药物组，而因其他原因服用抗凝药物的患者则被归入停止使用药物组（见表3）。

表3　纳入研究的人口统计学和临床特征。
基本数据　研究数　患者数量　WMD或OR值　95%置信区间　p值　异质性程度　继续/停止使用
卡方值　自由度　p值　I2(%)　年龄（岁）　8　18/124　0.88　[-3.81,7.57]　0.525　48.188　<0.00001　99
BMI（kg/m2）　39　7/136　5.03　[0.23,0.37]　<0.00001　3.956　0.680　性别（男性）　86　1/156　6.08　[0.62,1.21]　0.391　1.224　0.870　ASA评分　259　9/94　25.60　[1.34,23.40]　0.023　3.203　<0.00001　77
单侧疝气　126　2/99　5.14　[0.76,1.42]　0.810　0.704　0.950　单侧疝气2　262/99　0.74　[0.50,1.08]　0.121　1.004　0.910　疝气缺损大小　77/158　1.19　[0.60,,2.37]　0.620　0.021　0.900　心血管疾病　289/98　91.26　[2.86,129.49]　0.002　59.113　<0.00001　95
恢复正常活动的时间
有关恢复正常活动时间的资料来自两项研究，共涉及1016名患者（继续使用药物组169人，停止使用药物组847人）[17,25]。继续使用抗凝药物组的患者恢复正常活动的时间更长（WMD：0.45；95%置信区间：0.03, 0.88；P = 0.04），且不存在显著异质性（I2 = 39%，P = 0.20）（见图2A）。另一个差异是，在RCT亚组中，LOS与对照组相比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与最初的总体综合评估以及队列研究亚组的结果不一致。讨论关键发现总结K?ckerlin等人[34]的研究表明，接受腹股沟疝手术的患者如果在服用抗凝药物或存在凝血障碍的情况下进行手术，其术后二次出血的风险是不具备这些风险的患者的四倍。基于此，我们进行了最新且规模最大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涵盖了14项关于择期腹股沟疝修复术中抗凝药物围手术期管理的比较研究，共纳入4096名患者，旨在分别评估手术时间、术后疼痛评分、术中失血量、死亡人数、住院时间（LOS）、再次手术率、再入院率、心血管相关事件发生率、恢复正常活动的时间、下肢静脉血栓形成、尿潴留、伤口感染以及血清肿等指标在药物有效性和安全性方面的表现。我们的研究得出了几项重要发现。首先，围手术期结果显示，继续使用抗凝药物组的术后血肿、血清肿或阴囊水肿发生风险更高（OR：1.48；95% CI：1.08，2.04；P = 0.01），这可能是因为抗凝药物会抑制血小板和凝血因子的功能，从而导致患者凝血功能下降。不过，绝大多数患者无需特殊干预，可通过保守治疗治愈，仅有极少数患者需要手术干预（5/754）。相较于术后可能因血栓形成而导致的心血管事件的危险及其严重后果，这一结果对我们来说是可接受的。其次，比较两组患者术后恢复正常活动的时间后发现，继续使用抗凝药物组的患者恢复正常活动的时间更晚（WMD：0.45；95% CI：0.03，0.88；P = 0.04）。这一差异可能是因为继续使用抗凝药物组的患者中，患有不同程度心血管疾病的比例高于停止使用抗凝药物组（WMD：19.26；95% CI：2.86，129.49；P = 0.002），而且这类患者的身体状况通常较差，恢复所需时间更长。第三，我们的荟萃分析显示，两组的再次手术率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继续使用抗凝药物组的再次手术率高于对照组（OR：5.89；95% CI：1.08，32.15；P = 0.04）。我们对那些报告了再次手术结果的研究进行了跟踪，发现继续使用抗凝药物组共有5名患者需要再次手术，均属于开放式手术病例，且均为血肿清除的需要，没有患者需要输血。最后，尽管两组在手术时间、术后疼痛评分、术中失血量、LOS、再入院率、心血管相关事件发生率、下肢静脉血栓形成、尿潴留以及伤口感染等方面存在细微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种差异可能源于继续使用抗凝药物组患者本身的基线状况。两组在BMI、ASA评分以及心血管疾病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继续使用抗凝药物组的患者在完成术前检查方面需要更多时间和精力，且本身更容易出现心血管相关事件、下肢静脉血栓形成、再入院率、伤口感染以及尿潴留等风险，尽管其中一些风险部分也可能源于抗凝药物的使用。亚组分析在临床实践中，经验不足的腹腔镜手术医生在面对正在服用抗凝药物的患者时，通常会选择开放式手术。这可能与腹腔镜手术需要更复杂的解剖操作以及更长的手术时间有关。一项比较开放式手术与内窥镜手术修复效果的荟萃分析指出，内窥镜手术修复后的术后并发症风险更高[35]。然而，K?ckerling等人[34]的研究表明，与开放式手术相比，内窥镜手术修复的术后二次出血风险更低。Balch等人[36]也认为，在服用抗凝药物的情况下进行腹腔镜腹股沟疝修复似乎是安全的。因此，他们建议对有抗凝或抗血小板治疗等风险因素的患者采用内窥镜腹股沟疝修复术。这项研究的结果与我们的亚组分析相似，腹腔镜手术组与对照组的血肿/血清肿/阴囊水肿发生率（OR：1.05；95% CI：0.70，1.57；P = 0.82）以及再次手术率（0）均无显著差异。相反，开放式手术组与对照组的血肿/血清肿/阴囊水肿发生率（OR：2.80；95% CI：1.61，4.87；P = 0.0003）以及再次手术率（OR：6.70；95% CI：1.26，35.69；P = 0.03）均较高，且这种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亚组分析表明，手术方式可能是重要的影响因子。在继续使用抗凝药物的患者中，开放式手术与更高的出血风险相关，而腹腔镜手术则未显示出风险显著增加。不过，这一差异需谨慎解读。由于不同手术方式的患者选择并非随机进行（例如，复杂或复发性疝气更常采用开放式手术），因此存在明显的指示性偏倚。因此，我们无法将观察到的差异归因于手术方式本身，更不能据此推断某种手术方式的优越性。这一发现仅为探索性结论，仅表明在不同手术背景下，继续使用抗凝策略的风险收益比可能存在差异，为未来针对特定手术方式的研究提供了假设。绝大多数医生都会停用抗血小板药和抗凝药，其中一些人选择用肝素或低分子量肝素作为抗血小板药的替代品，另一些人则选择直接停药而不采取特殊处理。对于抗凝药，大多数外科医生会在不同时间内停用抗凝药，尤其是华法林，然后再使用肝素或低分子量肝素作为过渡。然而，无论是通过停用抗血小板药还是抗凝药来实施肝素过渡治疗，其有效性和安全性都尚未得到充分证实。一项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表明，与不使用肝素过渡治疗相比，肝素过渡治疗会增加重大和轻微出血的风险，但并未降低血栓栓塞性事件或全因死亡率的风险[9]。在不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单独停用华法林[37]和抗血小板药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些患者发生血栓的风险很高，一些研究表明，停用阿司匹林可能导致“阿司匹林撤药综合征”，该综合征可能与血小板过度活跃有关，表现为TXA生成增加而纤溶作用减弱，进而可能使患者出现非致命性心肌梗死或冠状动脉疾病，从而显著增加非致命性心肌梗死或冠心病相关死亡的风险[38–40]。我们的亚组分析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抗血小板药组及混合抗凝药组在伤口感染、手术时间、下肢静脉血栓形成、心血管相关事件、再入院率、再次手术率以及住院时间方面均无显著差异。尽管混合抗凝药组的血肿/血清肿/阴囊水肿发生率较高，但绝大多数患者仅需保守治疗，无需再次手术。补充数字内容表S4可见于：https://links.lww.com/JS9/H594，该表详细列出了各种抗凝药物的情况，显示只有华法林组的住院时间比对照组更长，且这一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维持患者原有的抗凝治疗方案可能比过渡用药或停药更为合理，因为后者可能会增加严重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多项研究建议，如果要继续使用华法林，应监测INR值（一般建议INR <3），这一建议主要基于专家意见和经验[15,37]。然而，一些研究也表明[17]，术前INR值对手术时间、LOS或并发症发生率并无统计学上的显著影响，虽然INR值越高血肿发生率越高，但其临床意义并不显著。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如果继续使用华法林，应将INR值控制在3以下。研究设计类型亚组分析得出了一个重要发现。队列研究一致表明，持续用药组的血肿/阴囊水肿发生率、术后恢复正常活动的时间以及再次手术的时间均显著高于停药组。相比之下，RCT研究并未显示出一致的显著关联。这种不一致性表明“研究设计”是重要的影响因子。对此最合理的解释是指示性偏倚。在队列研究中，血栓风险最高的患者被非随机地分配到“持续用药组”，这使得该组的基线风险本来就较高，从而导致对治疗效果的系统性高估。而RCT研究通过随机分组来平衡这类混杂因素，因此能提供更高水平的证据。尽管队列研究数据存在明显的风险信号，但鉴于目前高质量RCT研究数量有限，本研究未能得出明确结论。最审慎的解释是，继续用药可能会导致相关风险略有上升，但由于潜在的偏倚，这种关联的强度和确定性尚不清楚。这一结果凸显出开展更多大规模RCT研究的紧迫性，同时也提醒临床医生，在做出决策时需注意，现有的观察性证据可能会高估真实风险。本研究的优点与局限性据我们所知，目前这项研究是最全面、最新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它涵盖了所有主流抗凝药物，同时进行了按手术方式及抗凝药物类型进行的亚组分析，并从多个角度探讨了抗凝药物围手术期管理的问题。我们采用了严格的质量评估方法和统计方法，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不过，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纳入的研究涉及的人群特征和随访时间各不相同，这可能导致效应估计不够精确。其次，纳入研究中的外科医生手术熟练程度可能存在差异，而且一些主观指标的测量，如出血情况的评估，可能存在偏差。第三，有些指标的相关研究文章数量较少，在进行汇总分析和亚组分析时需谨慎解读结果。第四，仅纳入了三项RCT研究，其中至少有一项存在较高的偏倚风险。因此，本研究的总体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性研究的数据（属于2b级证据），这降低了证据的总体强度。此外，手术时间、下肢静脉血栓形成以及住院时间等指标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虽然我们进行了敏感性分析以评估结果的稳定性，但某些指标的异质性来源仍不明确。由于本研究的伦理特殊性，我们无法排除基线数据中血管疾病差异、ASA评分以及一些潜在混杂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因此在当前的联合分析中需谨慎解读这些因素。最后，由于现有研究的局限性，目前仍缺乏足够文献支持“DAPT、Xarelto和Eliquis可在腹股沟疝手术的围手术期安全有效地继续使用”这一结论。这无疑会对我们的部分结论产生一定影响，但在现有证据的背景下，这些影响可能并不显著。目前这项研究属于荟萃分析。尽管我们对抗凝药物的类型进行了详细的分层分析，但由于纳入的文章数量有限，导致样本量有所损失。未来可能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来进一步完善这些内容。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我们仍希望强调，本研究提供了高质量的证据。尤其而言，它为改善和规范疝气手术领域的围手术期抗凝药物管理做出了积极贡献。这项研究将为制定腹股沟疝围手术期抗血栓治疗指南提供最有力的证据。与其他研究的比较：此前的一项荟萃分析[31]并未对比选择性腹股沟疝修补术患者所使用的多种抗血栓药物，仅涉及抗血小板药物，且部分纳入的研究在是否持续使用抗血小板药物方面并不一致，同时患者数据量有限，仅有344名患者的资料。另一项系统评价[41]尽管纳入了13项研究，但并未进一步进行荟萃分析，且部分研究在抗血栓药物的持续使用方面也存在不一致之处。我们纳入了最为完整且最新的抗血栓药物数据，并通过荟萃分析来更好地反映外科医生在临床实践中所面临的选择。其次，我们的研究包含了更多的患者数据。第三，我们分析了合并结果的异质性及发表偏倚，以提高结果的可靠性，同时还对手术方式及抗血栓药物类型进行了亚组分析，以探讨这些因素对预后的影响，从而为外科医生的临床决策提供更全面的依据。结论：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当前的围手术期管理理念下，经过充分评估患者的出血风险后，选择性腹股沟疝修补术的围手术期无需停用抗血栓药物。虽然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延长患者的术后恢复时间，增加术后出血及再次手术的风险，但这些风险都在可接受范围内。在预防血栓相关事件方面，继续使用或停用抗血栓药物并无统计学差异，但继续使用抗血栓药物的患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更高。这些建议仅为指导原则，个别患者的情况可能需要不同的处理方法。当然，这些结论主要基于观察性数据，未来还需要通过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随机对照研究来加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