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Between reluctance and resistance: LGBTQ+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nd their experiences in the work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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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文献显示，医疗保健领域中对LGBTQ+人群的污名化（stigma）既影响专业人员也影响患者。研究表明，歧视贯穿所有医疗保健职业；等级制度和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ity）导致与同事和患者的可见性（visibility）困难。目标：本研究旨
背景：文献显示，医疗保健领域中对LGBTQ+人群的污名化（stigma）既影响专业人员也影响患者。研究表明，歧视贯穿所有医疗保健职业；等级制度和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ity）导致与同事和患者的可见性（visibility）困难。目标：本研究旨在探索LGBTQ+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在工作场所的经历，分析其（不可）可见性实践、歧视经历以及与患者的关系。方法：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数据，研究对象为17名在葡萄牙公共医疗保健部门工作且自认为LGBTQ+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数据通过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处理。结果：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报告了在工作场所管理可见性所面临的挑战，以及言语虐待（verbal abuse）在跨专业关系中的重要性。他们在公开承认身份的犹豫与对抗歧视的微观抵抗实践（micro-practices of resistance）之间摇摆。局限性与未来方向：研究结果强调了微观实践在定义LGBTQ+友好医疗保健环境中的重要性，以及进一步研究医疗保健工作场所可见性的必要性。
**研究背景与问题**
现有文献表明，医疗保健领域对LGBTQ+群体的污名化不仅影响患者，也影响专业人员。然而，大多数研究聚焦于LGBTQ+患者，较少关注LGBTQ+医疗保健提供者（Healthcare Providers, HPs）。研究显示，针对LGBTQ+专业人员的歧视贯穿所有医疗保健职业，如放射治疗师、儿科医生和护士等。这些专业人员普遍面临污名、歧视和工作中的额外障碍，尤其是有种族化、残疾、慢性病或低阶层背景者更易遭受多重歧视。同事和患者的负面反应，以及对人身安全的恐惧，导致更高的歧视风险和较差的心理健康。尽管一些机构在过去几十年采用了非歧视政策，并在医学院校增加了LGBTQ+课程，但这些措施主要针对改善患者待遇，而忽视了医疗保健工作者的经历。这种空白强化了沉默螺旋，并延续了所有HPs均为顺性别/异性恋的假设。医疗保健环境以权力等级和异性恋规范动态为特征，出柜（coming out）前需评估多种因素，如缺乏LGBTQ+知识、同事的宗教或政治理想及骚扰风险。出柜被视为潜在颠覆性行为，可能威胁专业性和声誉。然而，HPs也认识到身份披露可能改善工作环境，使LGBTQ+人群（包括患者）感到更受欢迎。工作压力导致LGBTQ+ HPs出现更差健康结局、物质滥用、心理健康问题和倦怠。COVID-19疫情加剧了工作不稳定性和压力因素。近年来，欧洲医疗保健系统鼓励多样性、平等与包容（Diversity, Equality, and Inclusion, DEI）政策，但DEI项目受到极右翼和反科学运动攻击，针对LGBTQ+人群和移民的敌对叙事阻碍了结构性不平等的承认。在葡萄牙，关于LGBTQ+医疗保健的研究主要关注患者视角，对专业人员经历的研究较少。2019年卫生部发布了首个国家LGBT健康战略，但未提及LGBTQ+医疗保健工作者。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LGBTQ+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在工作场所的经历，分析其可见性实践、歧视经历及与患者的关系。
**研究开展与结论**
研究人员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数据，招募了17名在葡萄牙公共医疗保健部门工作且自认为LGBTQ+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包括医生、住院医生和护士。数据通过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处理，采用Braun和Clarke的六步法，最终生成19个编码并归纳为五个主题，本文重点分析前三个主题：歧视经历、可见性实践、与患者的关系。研究得出以下结论：LGBTQ+ HPs在工作场所面临广泛的歧视，包括直接歧视（如贬损评论、欺凌）和间接歧视（如谣言、背后议论）。可见性决策受到等级制度和职业阶段影响，年轻HPs更倾向于隐藏身份，而资深HPs则更可能公开。与患者的关系中，HPs普遍选择不可见性以维持临床关系的客观性，但对LGBTQ+患者表现出额外的同理心。研究揭示了HPs在犹豫公开身份与微观抵抗实践之间的摇摆，强调了微观实践在定义LGBTQ+友好医疗环境中的重要性。论文发表在《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于一项为期18个月的研究项目的第二阶段，该研究项目已通过科英布拉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主要技术方法包括：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访谈脚本包含三个主题的开放式问题；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遵循Braun和Clarke的六步法，使用MaxQda软件进行编码和主题归纳。样本来源为葡萄牙公共医疗保健部门的17名自认为LGBTQ+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包括医生（n=9）、住院医生（n=3）和护士（n=5），年龄集中在25-34岁，地理分布较均匀，主要来自波尔图和里斯本等城市。
**研究结果**
**主题1：歧视经历**
通过访谈分析，研究人员发现LGBTQ+ HPs经历并见证了多种歧视实践。直接歧视常表现为来自同事的贬损评论和攻击性行为，尤其当等级差异存在时。例如，一名护士（Maria）报告了因被怀疑有恋爱关系而遭受欺凌，包括工作被质疑、个人物品被破坏及负面绩效评估。绩效评估环节被提及为管理者利用性取向进行歧视的典型时刻，可能对职业早期HPs产生严重影响。此外，出柜（outing）也是一种常见实践，常伴随贬损性评论，尤其针对不符合性别表达规范者。最常报告的歧视形式是言语虐待，如侮辱、负面笑话或攻击性言辞，多在非正式场合（如休息时间）发生。研究人员发现，HPs对这类言论的反应不一，有的会公开对抗，有的则保持沉默。例如，Laura在与同事争论同性恋话题时未透露自己的性取向，体现了间接抵抗。HPs还报告了直接互动与背后言论的不一致，导致信任缺失。日常工作中的随意同性恋/跨性别恐惧言论被视为“更衣室谈话”，HPs通常不采取行动，除非歧视是明显、持续且可证明的，才会诉诸正式投诉或法律行动。
**主题2：可见性实践**
通过访谈，研究人员发现出柜在工作场所是一个过程性学习，受等级关系和职业不稳定性影响。年轻HPs（如住院医生）更担心出柜影响职业生涯，倾向于保持沉默或只对少数同事出柜。随着职业晋升，HPs获得更多自主权和安全感，出柜变得更加自然。等级差异与代际差距相关，年长同事常被认为更保守。个人生活变化（如购房、育儿）成为出柜的推动因素，建立与少数同事的友谊也是重要步骤。部分HPs通过自然化方式出柜，即在日常对话中随意提及，以减少秘密感。然而，HPs意识到信息会传播，间接歧视（如谣言、玩笑）普遍存在。幽默被用作抵抗歧视的工具。大多数HPs表示知道少数其他LGBTQ+同事，但很少讨论歧视或困难。少数HPs在求职时会咨询其他LGBTQ+同事，选择无歧视记录的医院。
**主题3：与患者的关系**
通过访谈，研究人员发现HPs倾向于对患者保持不可见性，以维护临床关系的客观性。多数HPs认为分享个人生活不符合专业伦理，例如Sara护士强调无需透露身份即可创造安全空间。少数HPs在识别出LGBTQ+患者时会选择出柜，以提供同理心和正面榜样，尤其针对青少年患者。不可见性也源于患者的异性恋假设，如女性HPs常被问及丈夫或孩子。尽管出柜经历罕见且通常是积极的，但HPs普遍认为工作环境对LGBTQ+患者是安全的，同事遵循非歧视原则。直接歧视患者的情况很少见，但间接形式（如背后贬损称呼、玩笑）更常见，例如使用“dyke”等贬损术语。HPs报告了来自患者或家属的歧视，如一名护士（Filipe）遇到患者播放极端主义宣传并辱骂同性恋者，仍需提供同等护理。多数HPs承认对LGBTQ+患者有额外关注，通过语言（如询问代词）等细微方式表达同理心，以补偿可能遭受的歧视。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了可见性在病房中的复杂性。研究人员指出，LGBTQ+ HPs的可见性决策与他们在等级组织中的权力水平密切相关。职业早期，HPs因害怕负面评价和歧视而推迟出柜；职业后期，随着权力和安全感增加，出柜更常见。代际差距与等级差距重叠，导致可见性差异。对患者的可见性则遵循不同路径，主要受专业客观性价值观驱动，但HPs意识到医疗环境中的异性恋假设，并通过额外同理心进行补偿。研究揭示了LGBTQ+ HPs在犹豫公开身份与微观抵抗实践之间的摇摆：一方面，大多数人对担任可见的平等大使表现出犹豫，缺乏集体层面的讨论，且很少使用投诉机制；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日常微观实践（如建立情感支持网络、提供隐形关怀）对抗压力。这些微观实践虽不产生大规模可测量差异，但反映了高水平的意识。研究结论强调，在促进LGBTQ+包容性医疗空间时，必须考虑微观层面上的不可见协商。
研究结论部分原文翻译如下：
“分析整体表明，除了医疗保健中跨专业关系和等级制度的宏观层面外，幸福、可见性和关怀的协商是在微观层面进行的，在一个更小、更不可见、更难以捉摸的领域内：在寻求为LGBTQ+人群创造更包容和可及的健康医疗空间时，这一难以捉摸的元素必须被视为关键，同时考虑到它给研究和政策制定带来的所有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