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sychology》：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digital learning inclusion: effects on student wellbeing and social change in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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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尽管社交媒体已成为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有限的研究探讨了其改善学生福祉和社会意识的机制。本研究通过调查数字学习包容是否中介了社交媒体交流与学生成果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路径如何因机构和个体因素而变化，从而填补了这一空白。一项对来自多所大学的650名学
摘要：尽管社交媒体已成为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有限的研究探讨了其改善学生福祉和社会意识的机制。本研究通过调查数字学习包容是否中介了社交媒体交流与学生成果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路径如何因机构和个体因素而变化，从而填补了这一空白。一项对来自多所大学的650名学生进行的横断面调查采用了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来检验直接和间接效应，并辅以多组分析和调节分析。结果显示，社交媒体交流与福祉之间约54%的关联，以及其与社会变革取向之间24%的关联，通过数字学习包容间接发挥作用，并且受到数字素养（38.9%的效应差异）、机构支持（37.5%）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显著调节。这些发现通过强调机制而非技术，并证明机构公平承诺与更有效地利用社交媒体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相关，从而扩展了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和数字包容（Digital Inclusion）框架。该研究为机构实践提供了基于证据的指导，并确定了需要针对性干预的公平差异。
在高等教育领域，社交媒体已成为学生交流与学习的重要工具，但其对提升学生福祉（wellbeing）和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ousness）的内在机制尚不明确。现有研究普遍关注社交媒体的直接效应，却忽视了数字学习包容（digital learning inclusion）作为中介变量的潜在作用，以及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机构支持（institutional support）和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等调节因素的影响。为填补这一空白，研究人员基于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UGT）和数字包容理论（Digital Inclusion Theory），构建了整合模型，旨在探究社交媒体交流（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 SMC）如何通过数字学习包容（DLI）影响学生福祉（SWB）和社会变革取向（social change orientation, SCO），并检验关键调节变量的作用。该研究发表于《Frontiers in Psychology》。
研究人员对来自土耳其六所公立大学的65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了横断面调查，样本涵盖不同年级和家庭收入水平（低、中、高收入各占30%、40%、30%），平均年龄23.76岁，女性占55%。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检验直接和间接效应；使用多组分析（PLS-MGA）比较性别差异；运用重要性-绩效地图分析（IPMA）识别干预优先领域；通过调节分析检验数字素养、机构支持和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所有问卷均采用已验证的5点李克特量表，并在正式调查前进行了预测试，确保信效度达标。
研究结果如下：
**H1: 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 to digital learning inclusion**
通过PLS-SEM路径分析，SMC对DLI的正向直接效应显著（β=0.542，p<0.001，效应量f2=0.415，大效应），表明学生积极参与学术性社交媒体交流可显著提升其对数字学习环境的包容性感知。
**H2: Digital learning inclusion to student wellbeing**
DLI对SWB的正向效应极为显著（β=0.612，p<0.001，f2=0.621，大效应），说明包容性数字学习环境是学生心理健康、学术韧性和社交连接感的最强预测因子。
**H3: 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 to social change orientation**
SMC对SCO的正向效应中等偏大（β=0.501，p<0.001，f2=0.336），表明社交媒体交流有助于培养公民参与、数字行动主义和社会公平承诺。
**H4: Mediation of digital learning inclusion**
中介分析显示，SMC对SWB的总效应为0.618，其中间接效应（通过DLI）为0.331（p<0.001），占总效应的54%；SMC对SCO的总效应为0.663，间接效应为0.162（p<0.001），占总效应的24%。两者均为部分中介，说明DLI是SMC影响SWB和SCO的重要机制，但非唯一路径。
**Digital literacy as moderator**
数字素养显著调节SMC→DLI路径（高数字素养组β=0.618，低数字素养组β=0.445，差异=0.173，p=0.039），效应差异达38.9%，表明高数字素养学生能更好地将社交媒体交流转化为包容性学习体验。
**Institutional support as moderator**
机构支持显著调节DLI→SWB路径（高支持组β=0.704，低支持组β=0.512，差异=0.192，p=0.014），效应差异37.5%，说明强有力的机构支持（技术援助、教师培训、基础设施）能显著放大DLI对福祉的积极影响。
**Multi-group analysis (gender)**
性别多组分析显示，男性与女性学生在SMC→DLI、DLI→SWB、SMC→SCO三条路径上的系数差异均不显著（p>0.05），表明中介机制在不同性别群体中运作一致。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comparisons**
SES差异显著：低收入学生（年收入<3万美元）在SMC、DLI、SWB上的均值分别比高收入学生低0.90、0.93、0.90分，但SCO均值差异较小（低3.95 vs 高3.68），说明社会变革意识相对均匀，但实际参与能力受SES制约。
**Importance-Performance Map Analysis (IPMA)**
对于SWB，情绪健康（Emotional wellbeing）重要性最高（载荷0.876）但表现中等（M=3.45），社交连接感（Social connectedness）重要性中等但表现偏低（M=3.28），均需优先干预；对于SCO，社会意识（Social awareness）重要性最高且表现优秀（M=4.12），应予以维持，同时需将意识转化为行动。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总结指出：本研究证实了数字学习包容是社交媒体交流影响学生福祉和社会变革取向的关键中介机制，这一发现扩展了SCT、UGT和数字包容理论。调节效应进一步表明，数字素养、机构支持和社会经济地位是决定这些关系强度的重要条件，而性别差异不显著。研究结论强调，社交媒体的教育价值并非自动实现，而是依赖于包容性学习环境设计、系统性的数字素养培养和公平导向的机构政策。未来需采用纵向或实验设计验证因果方向，并在不同国家、机构类型中进行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