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sychology》：Tracing the reconfiguration of performance ecology in Quanfeng Huadeng: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heritage governance, agency, and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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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引言：全丰花灯是江西省修水县的一种小型民间戏曲，历来通过歌唱、舞蹈、灯彩展示、滑稽叙事、当地方言以及密切的观众—表演者互动，嵌入乡村节庆生活。自2006年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花灯日益从灵活的村落表演情境转向经过策划的、舞台化的、由机构组
摘要：引言：全丰花灯是江西省修水县的一种小型民间戏曲，历来通过歌唱、舞蹈、灯彩展示、滑稽叙事、当地方言以及密切的观众—表演者互动，嵌入乡村节庆生活。自2006年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花灯日益从灵活的村落表演情境转向经过策划的、舞台化的、由机构组织的文化呈现形式。本研究考察了这一转变如何重构其表演生态——即时间节奏、空间安排、表演者构成、审美取向与参与关系所构成的相互依存系统，表演通过该系统而获得社会意义。方法：本研究于2021年至2026年间在全丰镇进行了分阶段民族志调查，主要证据来自2025年开展的正式博士田野工作。数据包括参与式观察、对21位核心参与者的半结构化访谈、约30次简短的观众访谈、小组对话与即时观众反馈记录、文献资料、视觉证据以及音像记录。分析采用迭代主题编码，并对访谈、田野笔记、政策与档案材料、照片和表演录音进行三角验证。结果：研究结果围绕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展开：节奏、空间形式、表演者构成和审美取向。遗产治理带来了可见性、资源与新的传承机会，但也引入了固定的表演时长、舞台化的空间区隔、被管理的表演者组织以及以视觉为导向的审美标准。这些转变重组了即兴表演、社区知识、观众互动、情境投入与实践者能动性得以施展的条件。讨论：通过将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与文化心理学和生态心理学进行对话，本研究将表演生态转型概念化为一种基于案例的分析工具，用以考察制度规则与资源如何在活态表演实践中被协商。可持续的保护不仅应保护剧目与可见形式，还应保护那些使活态遗产在当地保持意义的社会、空间、时间与参与条件。
论文解读：全丰花灯表演生态的重构——遗产治理、能动性与参与的民族志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丰花灯（Quanfeng Huadeng）是源自江西省修水县全丰镇及其周边村落的一种小型民间戏曲，融合了歌唱、舞蹈、灯彩展示、滑稽叙事、当地方言与情境幽默。历史上，它作为灵活的、扎根于社区的表演传统，嵌入乡村节庆生活的节奏之中，通常在春节和农历新年期间，由村民自发组织，在堂前、村口、院落和公共广场等开放社会空间演出。观众多为邻里、亲属和长期相识者。在此情境中，表演不仅是娱乐形式，更是地方认同、人际纽带与共同社区记忆得以展演和更新的社会场合。全丰花灯的独特性在于其表演形式与地方社会知识紧密相连，剧目取材于道德故事、婚俗、乡村生活、农业经验与人际关系，语言平实、叙事诙谐，且高度依赖即兴“讲白”（jiangbai），观众能够从中辨识熟悉的人物、问题与价值观。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化、乡村人口结构变化、表演者老龄化以及媒介消费方式的转变，削弱了社区性花灯实践的日常社会基础。2006年，全丰花灯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重大转折带来了新的资源、公共可见性、培训机会与官方合法性，但同时也将其重新定位在由文化政策、公共展示、行政评估、旅游推广和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所构成的更广泛的遗产治理框架之中。花灯日益从灵活的村落表演转向经过策划的文化展示、舞台化节目、宣传性演出和旅游导向的呈现。现有研究多关注其艺术特征、剧目与文化意义，但对花灯在从村落社会情境进入遗产治理与机构化舞台后，其活态表演生态如何变化关注不足。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考察遗产治理如何重构全丰花灯的表演生态，并回答三个研究问题：遗产治理如何重塑花灯表演的时间、空间、组织与审美条件？表演者、观众、学徒与文化官员如何阐释和协商这些变化？这些转变如何影响参与、即兴、能动性与投入在表演实践中的施展条件？
二、研究方法与关键技术
本研究采用定性民族志设计，于2021至2026年间对全丰花灯进行分阶段田野调查，主要证据来自2025年3月开始的为期六个月的正式博士田野工作，并辅以2026年1月的补充田野调查（观察第三届全丰花灯艺术节）。研究地点为江西省修水县全丰镇全丰村。核心数据包括：对21位核心参与者的半结构化访谈（涵盖花灯表演者、资深代表性传承人、戏班负责人、地方文化官员、村民观众及全丰花灯研究会成员）；约30次简要观众访谈、小组对话与即时观众反馈记录；参与式观察覆盖村落节庆表演、家庭演出、行进表演、排练、机构展示、文化宣传活动和旅游导向舞台演出等多种情境；此外还收集了约1000张照片、80余段视频与音频记录、田野笔记、文献资料及非遗申报材料。分析采用迭代主题编码，并通过访谈、田野笔记、政策档案、照片和表演录像的跨材料比较与三角验证来确保解释的可信度。三个关键分析维度——节奏、空间形式、表演者构成与审美取向——通过系统的主题归类形成。翻译与反思性立场贯穿全程，方言材料经过从全丰方言到普通话再到英语的转换，文化特定术语保留原文并加注。
三、研究结果
3.1 节奏：从灵活的村落时间性到程式化的表演时间
村落情境中，花灯表演时间依据节日氛围、主家情境、观众反应和表演者判断灵活组织，表演者可延长或缩短场景、重复片段、停顿等待笑声或调整讲白。机构化表演则日益受节目日程、固定时长、排练要求和主题期待所塑造。P6（生角表演者）指出，村落中一首花灯歌曲可持续逾十分钟，而舞台表演常限制在约八分钟，难以充分表达歌曲情感。P9（表演者兼组织者）提到，专业指导老师介入排练后，要求调整音乐、动作、队形和唱词；而由表演者自行组织时，则更可能保留原词，仅依据情境修改讲白。观察记录证实，舞台表演中歌曲被节选、讲白被压缩、转换按节目要求规划，减少了观众响应式幽默、叙事铺陈和即兴发生的条件。
3.2 空间形式：从共在的社会空间到舞台化的区隔
传统花灯在村口、院落、堂前等共享空间中演出，表演者与观众处于同一物理和社会环境，观众可近距离站立、大笑、评论、纠正唱词、移动或直接回应滑稽讲白。三张照片展示了三种对比性空间构型：图1为村落共在表演空间，表演者与观众共享室内环境，无舞台或固定座位边界，观众环绕表演区，视线与言语交流直接；图2为过渡性家庭空间，更清晰的开放地面与方向性朝向开始区分表演区与观看区；图3为机构化舞台空间，表演者以正式队形排列，面向外部观看位置，强调可见性、对称性与呈现清晰度。田野笔记显示，村落中观众可打断、评论或直接回应，表演者相应调整；舞台中灯光、音响、固定观看位置与观众界限形成表演者与观众间的清晰分工。P7（生/旦表演者）描述村落表演更易适应，因可直接观察观众；舞台表演则需向外投射并遵循预期结构。村落参与更具干预性和关系性，舞台参与更具观察性和旁观性。
3.3 表演者构成：从社区嵌入角色到被管理的参与
早期花灯依赖本地村民、家族网络、共享方言和对地方风俗的长期熟悉。表演者不仅是角色承担者，更是了解主家社会情境、地方笑话、恰当祝福和即兴讲白时机的社区成员。遗产认定后，表演者组织日益正式化。P1（代表性传承人兼文化官员）描述培训、排练和官方演出任务在花灯进入非遗体系后变得更加重要。田野记录显示，全丰村文化中心花灯队主要承担政府组织的演出，而龙泉段花灯队则更贴近有经验的村落演出实践。管理化参与趋势明显：文化官员和戏班组织者协调排练、演出机会、服装、舞台布置和节目主题。P5（表演者兼组织者）描述了将《接状元》改编为儿童版以适应小学生，说明机构与教育情境可创造新的传承路径。但管理化参与也可能削弱村落演出中嵌入的地方知识——技术技能、舞台纪律和服装协调无法自动复现方言幽默、家庭特定指涉和观众敏感的讲白。P6和P9均表示，面向外部任务的演出与面向本地观众的演出在优先事项上存在差异。能动性在村落表演中植根于本地熟悉与即兴权威，而在舞台表演中日益受排练、机构期待、角色分配、节目要求和公共展示所塑造。
3.4 审美取向：从参与式机智到策展式展示
村落花灯重视语言机智、当地方言、灵活讲白、现场锣鼓提示、喜剧时机和即时观众反应，成功不仅取决于视觉呈现，更在于能否激活共享笑声、道德认同、社会记忆和地方熟悉。机构化舞台情境中，审美价值日益转向服装协调、编排动作、扩音、字幕、舞台队形、主题清晰和视觉打磨。P2（资深代表性传承人）担忧某些当代舞台版本保留了花灯的外貌却削弱了其更古老的互动品质；P5则认为改编是必要的，因为年轻学习者和非本地观众可能无法理解旧歌曲和地方表达。对非本地观众的旅游演出中，《下南京》被压缩为短舞台片段，统一服装、主持人介绍，观众位于指定观看区，互动有限，掌声多出现在计划节点。字幕与口头介绍虽帮助不熟悉方言的观众理解剧情，但也可能破坏喜剧时机——P5提到一次舞台表演中字幕过快，提前揭示了包袱，导致观众停止发笑。观众反馈记录显示，部分观众赞赏舞台表演的秩序性、色彩性和易懂性，另一些则认为舞台花灯不如家庭演出自然，更接近朗诵而非即兴表演。不同情境产生不同价值标准：村落观众重视熟悉感、方言幽默和直接互动，舞台观众更可能评价视觉清晰、协调性和可及性。审美形式化将参与从参与式幽默转向视觉欣赏和文化表征。
综合四项主题，全丰花灯已发展为双重表演生态：村落花灯继续重视灵活节奏、空间亲近、当地方言、家庭关系、即兴讲白和观众响应式幽默；机构化舞台花灯则重视节目秩序、视觉清晰、协调队形、更广泛的传播性和公共文化表征。实践者在两种情境间移动并相应调整表演策略，同一表演者可在村落中保留更长更灵活的风格，同时接受舞台中的节选、修订歌词和正式队形。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表明，遗产治理并非简单的保存或破坏，而是对表演生态的系统性重组。固定表演时间、舞台布置、培训体系、主题要求、服装、字幕和观众边界共同重塑了表演者与观众在表演中能做什么。这一发现将遗产研究从关注制度类别、政策框架或本真性问题，转向微观互动层面——缩短的节目不仅减少时长，更压缩了即兴的时间；升高的舞台不仅改变可见性，更改变眼神交流、身体朝向和观众打断的可能性；替补或半职业表演者不仅填补角色，更可能改变表演中可用的地方知识。对于文化心理学与生态心理学，该研究证明投入（engagement）不仅是个人内在状态，而是由表演环境的可供性（affordances）所塑造。村落花灯提供亲近、眼神交流、言语回应、幽默、纠正、移动和表演者适应的可供性；舞台花灯提供可见性、秩序、投射、视觉欣赏、记录和文化表征的不同可供性。关注、情感和认知投入的模式从关系性和干预性转向旁观性和表征性。节奏方面，从关系性时间转向程序性时间，改变了表演者监控观众、观众期待幽默和共享情感发展的方式。空间方面，家庭厅堂、村落院落和舞台不是承载同一表演的不同容器，而是产生不同注意、移动、回应和社会识别可能性的场所。能动性方面，机构体系可削弱某些地方知识形式，但也为年轻表演者、女性、学生和非核心村民创造新的参与机会；能动性并非消失，而是在规则、资源、场地、观众和表演期待中被重新分配。审美形式化不仅涉及表面，更重组了注意、期待、惊喜、幽默和情感共鸣。
本研究的概念贡献在于提出“表演生态转型”（performance ecology transformation），用以解释遗产治理如何不仅影响传统的外部形式，还影响表演赖以产生意义的相互关系系统。该概念将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与文化心理学和生态心理学相结合，说明制度规则与资源如何在具体实践中被协商，并强调即兴、参与和投入必须作为由时间、空间、观众熟悉度和社交协调所塑造的情境过程来加以分析。可持续保护不应局限于保留剧目、服装、脚本和舞台版本，而应保护时间灵活性、空间亲近、方言实践、观众响应、家庭演出、即兴能力和地方表演者知识等社会、空间、时间与参与条件。村落情境不应因其不够精致而被视为非正式或次要，它们是维持幽默、观众响应、方言、记忆和社会联系的关键场所；舞台情境也不应被斥为不真实，它们提供可见性、资源和新的公众。关键在于设计允许这些生态互动的保护实践，而不将一方化约为另一方。
研究结论：本研究通过民族志访谈、参与式观察、田野笔记、文献资料、视觉证据和音像记录，考察了遗产治理如何重构全丰花灯这一源自江西省修水县的小型民间戏曲的表演生态。研究表明，花灯并非简单地从“真实的村落传统”转向“不真实的舞台展示”，而是运行于双重表演生态之中——村落节庆实践与机构化舞台呈现并存。遗产治理通过节奏、空间形式、表演者构成和审美取向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重塑了花灯：表演时间更压缩和节目化，表演空间从共在村落情境转向分离的舞台布置，表演参与从社区嵌入角色转向更被管理和半职业化的形式，审美价值日益强调视觉清晰、舞台秩序、可及性和文化表征。这些转变带来了可见性、资源和新的传承机会，但也改变了即兴、方言幽默、观众响应和本地表演者能动性得以施展的条件。该研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贡献在于，保护不应仅被理解为对剧目、服装、脚本或舞台形式的保存。对于像全丰花灯这样的活态表演传统，文化活力还取决于使表演在地方生活中保持意义的社会、空间、时间与参与条件。家庭演出、村落行进、即兴讲白、方言幽默、观众纠正和表演者—观众亲近不应被视为次要或非正式元素，它们是花灯获得社会与文化意义的表演生态的组成部分。研究还表明，投入、能动性和意义建构是情境化的而非纯粹个体过程，舞台表演并未必然消除投入，而是将其从更关系性和干预性的模式重组为更旁观性和表征性的模式。表演生态转型概念提供了一个基于案例的分析工具，有助于理解制度规则与资源如何不仅影响表演内容，还影响表演如何成为可能、有意义并产生情感共鸣。总体而言，可持续保护需要超越保持传统的可见性，更需要保护让人们共同表演、回应、记忆、适应和创造意义的条件。对全丰花灯而言，其未来的命运不仅取决于它是否继续出现在舞台上，还取决于其村落性、参与性、幽默性和即兴性的生态是否保持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