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对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影响：负面评价恐惧和反刍思维的链式中介作用

《Frontiers in Psychology》：The impact of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on social anxie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s o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rumination

　　

目的：基于Clark和Wells的社交焦虑认知模型，本研究构建了一个链式中介模型，以探讨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与大学生社交焦虑之间关联的潜在机制。方法：研究人员使用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量表（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Scale）、简版负面评价恐惧量表（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反刍思维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和社交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对3,710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经数据筛选后，分析了3,625份有效回答。结果：（1）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负面评价恐惧、反刍思维和社交焦虑这四者任意两两组合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2）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社交焦虑。（3）在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预测社交焦虑的过程中，负面评价恐惧和反刍思维不仅各自独立发挥中介作用，还共同构成了一条链式中介路径。结论：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既直接预测大学生的社交焦虑，也通过负面评价恐惧和反刍思维的链式中介路径间接预测社交焦虑。

**论文解读：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对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影响——基于负面评价恐惧与反刍思维的链式中介机制**

**1. 研究背景、问题与目的**

社交焦虑（social anxiety, SA）指个体在社交或表现情境中产生的显著而持久的恐惧，常伴随对他人负面评价的担忧或对自身尴尬行为的恐惧。高社交焦虑的大学生更易出现学业困难、人际交往障碍及职业适应不良。从认知行为理论视角看，负性生活事件及个体的认知加工方式在社交焦虑的发生中起关键作用（Clark & Wells, 1995）。随着互联网成为重要社交领域，网络欺凌经历与心理健康的关联日益突出。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CBV）指个体反复遭受他人通过电子通信手段（如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实施的蓄意攻击行为，且受害者往往难以有效自卫。现有研究虽已证实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与社交焦虑的正向关联，但仍存在不足：第一，既往研究多聚焦于传统面对面欺凌，较少将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作为社交焦虑认知模型的前因；第二，多数研究仅考察单一中介变量（如抑郁、自尊），未从认知加工角度探讨具体传导路径；第三，实证研究多以西方青少年为样本，规模较小，缺乏针对中国大学生的大样本研究。因此，本研究基于Clark和Wells（1995）的社交焦虑认知模型，构建链式中介模型，考察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与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关联，以及负面评价恐惧（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FNE）和反刍思维（rumination, RUM）在其中的链式中介作用。研究假设：（H1）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正向预测大学生社交焦虑；（H2）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通过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路径间接预测社交焦虑；（H3）反刍思维中介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与社交焦虑的关联；（H4）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通过负面评价恐惧和反刍思维的链式中介路径依次预测社交焦虑。该研究发表在《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 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对北京地区高校的大学生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共调查3,710名学生，经剔除无效问卷（作答时间低于3分钟或高度模式化/低变异回答）后，保留3,625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7%。样本中男性2,833人（78.2%），女性792人（21.8%）；大一1,937人（53.4%），大二1,064人（29.4%），大三418人（11.5%），大四206人（5.7%）；平均年龄19.15岁（SD=1.16）。研究使用以下量表：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量表（Li, 2015，9题，单维度），简版负面评价恐惧量表（BFNES；Chen, 2002，12题），反刍思维量表（RRS；Han & Yang, 2009，22题，含症状反刍、反省沉思和强迫思考三个维度），社交焦虑量表（IAS；Peng et al., 2004，15题）。所有量表均为Likert 5点计分，Cronbach's α系数介于0.83至0.92之间。数据分析采用SPSS 26.0进行描述统计、内部一致性信度及零阶相关分析；使用PROCESS宏（Model 6）检验链式中介模型，基于5,000次Bootstrap重抽样计算偏差校正的95%置信区间，区间不包含零则效应显著。此外，通过Mplus 8.3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各量表的结构效度，并报告了共同方法偏差、多重共线性、正态性、统计检验力和稳健性等辅助诊断结果。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6个，第一个因子解释总方差为24.94%（低于40%），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社交焦虑、负面评价恐惧和反刍思维四者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p < 0.001）。具体而言，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与社交焦虑的相关系数为0.67，与负面评价恐惧为0.51，与反刍思维为0.46；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为0.60，与反刍思维为0.58；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为0.52。

**3.3 中介效应分析**
使用PROCESS宏Model 6进行链式中介效应检验，所有路径系数均显著（p < 0.001）。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对社交焦虑的总效应显著（效应值=0.44, p < 0.001）。纳入负面评价恐惧和反刍思维后，直接效应仍显著（效应值=0.30, p < 0.001），占总效应的68.95%。总间接效应为0.14，占总效应的31.05%，通过三条路径实现：路径1：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负面评价恐惧→社交焦虑（效应值=0.09, 占总效应的20.83%）；路径2：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反刍思维→社交焦虑（效应值=0.02, 占总效应的5.02%）；路径3：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负面评价恐惧→反刍思维→社交焦虑（效应值=0.02, 占总效应的5.20%）。所有间接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表明中介效应显著。

**4.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
本研究基于Clark和Wells（1995）认知模型，在3,625名大学生中考察了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与社交焦虑的关联，四项假设均得到支持：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正向预测社交焦虑；负面评价恐惧和反刍思维各自独立中介了该关联，且二者共同构成链式中介路径。该发现支持了认知模型在网络欺凌背景下的适用性。首先，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预测社交焦虑，这与既往研究（Lam et al., 2022; Martínez-Monteagudo et al., 2024; Aparisi et al., 2025）一致，符合一般攻击模型（General Aggression Model），即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作为负性情境输入，激活认知图式和负面情绪状态。即使在控制负面评价恐惧和反刍思维后，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仍与社交焦虑存在显著直接关联（c'=0.30, p<0.001）。其次，负面评价恐惧是部分中介，占间接效应的67.07%，这与Clark和Wells（1995）将其视为社交焦虑核心因素的观点一致，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可能强化“他人会负面评价我”的核心信念，导致个体过度关注评价性反馈。第三，反刍思维也是部分中介，虽独立效应较小（占间接效应的16.17%），但理论意义显著，既往元分析（Edgar et al., 2024）报告了事件后反刍与社交焦虑的中等正相关（r=0.45），且Feinstein et al.（2014）发现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可预测反刍增加。第四，负面评价恐惧与反刍思维构成链式中介（占间接效应的16.76%），揭示了符合Clark和Wells（1995）模型的序列认知过程：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先增强负面评价恐惧，进而与对社交事件的过度反刍相关联。理论贡献方面，本研究将数字时代的压力源——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纳入Clark和Wells（1995）模型，表明该模型不仅适用于传统面对面情境。实践方面，研究结果提示了若干预防切入点：减少网络欺凌、应用认知重构修正非理性评价信念（Beck et al., 1979）、以及基于正念的干预减少反刍（Kabat-Zinn, 1990）；同时针对两个中介变量的整合式认知行为疗法可能尤为有效。本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仅检验了两个中介变量，其他变量（如自尊、情绪调节、社会支持）也可能参与；样本仅来自单一地区且以男性为主，普适性受限；所有测量均为自我报告，且反刍量表包含抑郁相关内容，未来研究应纳入多种方法来源并控制抑郁症状。

**研究结论翻译**
本研究发现，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既直接预测大学生的社交焦虑，也通过负面评价恐惧和反刍思维间接预测社交焦虑。这些关系的方向是基于Clark和Wells（1995）认知模型先验指定的，其中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历作为前因性压力源，社交焦虑作为结果；由于采用横断面设计，这些方向性预测应被解释为基于理论的关系，而非已确立的因果效应。这些发现丰富了社交焦虑的认知理论，并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