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Nutrition》：When the body changes faster than the brain: a narrative and theoretical review of body schema updating after bariatric surgery
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意大利肥胖外科与代谢疾病学会（SICOB）的指南，减重手术是治疗严重肥胖的首选方案，因其在实现长期体重减轻和改善相关合并症方面的有效性。许多肥胖个体表现出深度的身体不满意，这通常构成其寻求减重手术的主要动机，有时甚至超过健康相关的原因。手术后，通常观察到体重的显著下降；然而，感知到的身体意象并不总是与身体变化同步改变。一些个体在适应身体变化方面存在困难，即使体重大幅下降，仍持续感知自己为肥胖者。这一现象通常被解释为身体意象障碍；然而，它也可能间接指向身体表征更新方面的困难，可能涉及身体图式机制，尽管这一点尚未在减重手术人群中进行直接研究。鉴于该背景下关于身体图式的研究数量有限，本文提供了一篇关于减重手术后身体表征的叙述性和理论驱动性综述。具体而言，该综述整合了身体意象研究、肥胖研究和具身认知的发现，以探讨身体图式更新是否可能促成身体变化与感知身体之间的不匹配。这一解释仍属假设性，并突显了文献中的一个关键空白，即缺乏对减重手术人群中身体图式的直接实证研究。未来研究需进一步阐明其在术后适应中的作用及其对心理和行为结局的影响。
1 引言
减重手术是严重肥胖的首选治疗方法，可带来长期体重减轻及合并症的改善或缓解。尽管健康益处已被充分证实，许多肥胖个体选择减重手术主要是出于身体不满意。在某些情况下，审美关注超过医学原因，因为快速体重减轻和体形的可见变化有助于改善自我形象、自尊，并减轻与超重相关的心理问题。
然而，减重手术引起的显著身体变化并不必然意味着身体表征的相应更新，无论是在身体意象层面还是身体图式层面。身体意象和身体图式代表了不同但相互作用的身体表征系统。身体意象是对自己身体的心理表征——包括其形状、大小以及与身体相关的个人和情感体验——构成一种长期且有意识的自我感知。另一方面，身体图式指对身体自动且内隐的体验，因此与神经系统的解剖-功能特征相关，使得个体在静止和运动时都能感知到自己的身体。
有趣的是，尽管体重显著下降，一些个体仍继续将自己认同为肥胖者，并表现出持续的身体不满意。虽然持续将自己感知为肥胖者通常被解释为身体意象的改变，但身体图式及其更新机制对术后适应的潜在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探索。本综述旨在通过整合心理学和神经认知文献的间接证据，探讨身体图式更新相关机制是否以及如何促成减重手术后身体变化与身体感知之间的不匹配。鉴于缺乏对减重手术人群中身体图式的直接实证研究，本模型应被视为一个产生可检验假设的理论框架，而非对术后适应的循证解释。
2 方法
本叙述性综述遵循叙述性综述文章评估量表（SANRA）的原则进行。在PubMed、Scopus和Google Scholar中进行了截至2025年5月的非系统性文献检索，使用以下关键词及其组合："身体图式"、"身体意象"、"内隐身体表征"、"具身认知"、"身体不满意"、"肥胖"和"减重手术"。符合条件的出版物包括与身体表征、肥胖和减重手术相关的实证研究、综述和理论论文，而与身体表征无关的研究被排除。鉴于直接研究减重手术人群中身体图式的研究数量有限，也考虑了来自相关领域的证据，包括具身认知、感觉运动表征和身体表征研究。研究选择以概念相关性和对综述目标的理论贡献为指导，而非预定的系统性标准。对已识别的文献进行叙述性综合，以整合身体意象研究、肥胖研究和身体表征神经认知模型的发现，从而建立理解减重手术后身体图式更新的理论框架。
3 身体图式
3.1 身体图式的历史起源
身体图式的概念源于早期旨在解释身体意识改变而非正常身体功能的神经学观察。该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现象之一是Parè描述的幻肢现象，截肢患者持续体验到缺失肢体的感觉或运动。这表明身体体验并不简单地反映身体的物理状态，而是依赖于中枢组织的神经表征，这些表征可以在外周输入丧失后持续存在。在这一临床框架内，Bonnier引入了支持空间定向和动作的身体系统性表征的概念，强调身体表征在知觉和运动组织中的功能作用。Pick认为身体图式基于由触觉、运动觉、尤其是视觉输入产生的心理意象。这些意象创造了身体的空间表征，随时间发展，作为个体对其具身性意识的基本要素。这一观点由Head进一步发展，他将身体图式概念化为源自本体感觉、触觉和前庭信号的持续整合的动态构念。在这些早期概念的基础上，Penfield的神经外科观察为身体表征的皮层基础提供了直接证据，证明特定皮层区域的刺激可诱发局部身体感觉，同时揭示了这些图谱在人脑中的可塑性和经验依赖性质。
总之，这些早期贡献汇聚为一种观点，即身体图式是一种内隐的、多感觉的表征，根植于神经过程，对于身体在空间中的连贯体验和控制至关重要。
3.2 身体图式：功能组织、感觉运动整合与可塑性
身体图式是一种功能性神经表征，源自体感、运动和空间信息的持续整合。早期实验证据表明，体感功能不仅在身体图式的形成中发挥核心作用，而且在身体大小的感知中也是如此。Lautenbacher等人的研究证明，体感加工的改变比情感或认知因素（如进食行为、身体不满意、抑郁症状或情绪障碍）对身体大小估计的不准确性贡献更大。这支持了身体大小感知扭曲主要反映感觉运动整合的变化而非心理障碍的观点。
从功能角度看，以身体为中心的知觉注意是关键机制，允许身体信号到达皮层加工水平并指导有意行动。正如Le Boulch强调的，这种注意形式允许个体超越自动运动执行并有意行动，将身体置于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中。本质上，身体感知不限于身体本身的物理边界，而是延伸至近体空间，即身体可以与物体和他人互动的直接空间。通过与外部世界的持续互动，参与身体表征、运动规划和空间加工的神经系统协同工作，产生统一的自我感，即身体在空间中行动。
过去几十年的实验研究提供了大量证据，表明身体图式和近体空间都具有高度可塑性，并受感觉运动经验的动态调节。使用虚拟环境和工具使用任务的当代范式已证明，一致的感觉运动反馈可以快速重绘身体的内部表征。在D'Angelo等人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参与者在同步和异步反馈条件下使用红外运动捕捉系统控制虚拟手。只有同步视觉-运动反馈诱导了强烈的代理感，导致感知前臂长度和近体空间扩张的可测量变化。相比之下，异步反馈未诱导此类变化，突显了感觉运动一致性在更新身体表征中的关键作用。
同样，工具使用研究一致表明，外部物体的主动和目标导向使用可暂时延伸身体感知的边界。Sposito等人证明，使用工具会影响感知的手臂长度，表明工具在功能上被整合到身体图式中。这些发现表明，身体意识不是固定属性，而是由身体与环境之间持续互动塑造的动态过程。
尽管具有良好的文献记载的可塑性，身体图式不能被视为无限可塑或无条件可更新的构念。早在1998年，Anita Witt Mitchell就提出身体图式不应被视为稳定构念。它可以响应生长过程中身体结构的改变、与环境的互动差异或各种感官输入而变化。这些因素可以增强或恶化身体图式的感知，并可能导致创建可能与实际身体结构一致或不一致的身体心理意象。这一观点强调了可塑性并不一定保证准确或适应的更新。
Repetto和Riva进一步强调了心智与身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将身体视为个体与世界互动的主要媒介。综合来看，这些发现表明，虽然身体图式基本上是动态和可塑的，但其更新取决于特定条件，包括一致的感觉运动输入和与环境的主动参与。当这些条件被破坏时，深刻的身体变化可能不会转化为内部身体表征的相应更新。这一观察在考虑身体经历快速和实质性转变的情况时尤为相关，引发了关于身体图式可塑性极限的关键问题，并为下一节讨论的身体图式与身体意象的区分提供了基础。
4 身体意象
4.1 定义与基础理论
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Paul Ferdinand Schilder被认为是当前身体意象发展理论的奠基人。他将身体意象定义为头脑中自己身体的意象，即身体呈现给自己的方式。根据他的理论，身体意象在人的一生中不是静态的，而是经历持续变化。
随后，哲学家Gallagher提出身体意象可以被视为对自己身体的意识觉知，涵盖知觉、认知和情感维度。
其后，心理学家Peter D. Slade对身体意象提供了更精确的描述，断言它由知觉成分（人们如何感知其身体的大小和形状）和态度成分（人们对身体的思考和了解）组成。后者被认为更具可变性，可能包括情感成分，反映人们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以及其从事的行为，如饮食习惯或身体活动水平。
4.2 身体意象的意识-社会-情感性质
身体意象的表征源于个体的内心世界，并通过身体被赋予的社会意义、所接受的教育和行为模式随时间构建。同时，身体意象也由身体产生的感觉和知觉塑造，尽管情感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似乎起主导作用。
因此，身体意象可以被视为一个多维构念，涵盖人们对其身体自我的有意识感知，包括源于这种感知的思想和感受。个体的身体意象通过社会文化、神经心理学和认知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发展和维持，从而影响行为。
身体意象也可以被视为个人身份的元素，可以被描述为个体对其身体的主观意象。个体的身体意象可以与人体测量指标、身体形状和身体形态相关。特别是，它可以反映对自己身体或特定部位的满意程度。总体而言，它代表我们如何思考、感受、感知和表现与身体相关的内容。
基于这一多维概念，身体不满意作为身体意象的一种表达方式具有关键作用，尤其是在肥胖中，如下一节所述。
5 肥胖中的身体不满意
身体不满意是指对自身身体外观（包括体形和体重）进行负面评价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它指的是感知到的身体意象与理想身体意象之间的差异。这种情况涉及对身体的消极想法和感受，不仅与进食障碍相关，还与抑郁水平升高、自尊降低和生活质量下降相关。
正如Stunkard和Mendelson最初描述的，肥胖个体通常感知自己在他人眼中是怪异或令人厌恶的。这些经历促进了身体不满意、抑郁情绪和自尊降低之间的循环关系。这种动态在儿童期或青春期经历过肥胖的个体中似乎尤为明显。
在肥胖个体中，易导致身体意象不满意的因素可能包括与肥胖相关的污名、进食障碍的存在、功能失调的进食行为、抑郁和低自尊。患有肥胖和身体意象障碍的个体经常对其身体意象表现出显著担忧，认为其身体外观对其自我价值产生负面影响。
污名化经历和体重偏见的內化导致对身体意象的持续不满意，以及对自己身体的扭曲感知。此外，许多肥胖者报告不满意感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经常描述感觉自己被"困"在感知为过大的身体中。
超重或肥胖者的身体不满意会增加心理困扰，这反过来可能加剧其限制食物摄入或进行过度身体活动的努力，可能加剧不适和沮丧的循环。
在这种以肥胖个体身体不满意和对自己身体扭曲感知为特征的表征框架内，减重手术成为最常被请求的选择之一，不仅为了减重，也为了改善生活质量。它通常被视为承诺即时和持久身体变化的干预措施。
5.1 身体不满意作为减重手术的动机驱动因素
Makarawung等人表明，对整体外观的低评价是寻求减重手术的重要动机因素，突显了超越纯代谢考量的身体意象关注的相关性。
Pearl等人进一步证明，大多数寻求减重手术的患者报告高度身体不满意和改变特定身体部位（如腹部、腿部和手臂）的强烈愿望。这些动机通常伴随着对减重程度和手术可实现的身体转变程度的不可实际期望。
这一观点得到了一项在210名减重手术候选人中进行的纵向研究的进一步支持，作者表明患者选择减重手术不仅是为了减重和改善肥胖相关症状，也是为了改善身体意象和解决术前身体不满意。
其他出版物强调了身体意象在减重手术过程中的核心作用。Bertoletti等人强调了术前评估身体意象感知的重要性，指出减重手术候选人通常有扭曲的身体意象和显著影响手术期望的美学动机。因此，作者强调需要将身体意象的综合评估作为多学科护理的一部分，以识别不可实际的期望和潜在的身体意象扭曲。
最后，Ivezaj和Grilo的综合综述确认，负面身体意象在寻求减重手术的个体中高度普遍，并与不良心理社会结局相关。尽管减重手术似乎改善了身体意象的某些方面，作者强调研究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异质性，且缺乏对减重手术过程中身体意象多维性质的系统性研究。
综合来看，这些发现表明，虽然健康相关考虑是决定接受减重手术的核心，但身体不满意是患者动机和期望的关键驱动因素。
近期证据进一步强调了心理特征在减重手术候选人中的重要性及其在术后适应中的作用。身体不满意、抑郁症状、情绪失调、不可实际期望和适应不良的应对策略等因素可能不仅影响手术决定，也影响术后适应和长期结局。此外，减重手术后体重减轻与身体意象、自尊和生活质量的改善相关，突显了身体变化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然而，尽管存在这些总体改善，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持续存在，表明对身体变化的成功适应可能取决于超越单纯体重减轻的因素，包括新身体相关表征的整合。这些发现表明，在评估患者和规划术后支持时，心理变量应与身体因素一起考虑，因为它们可能影响个体整合身体变化和适应新身体状态的能力。
6 快速形态变化与身体图式更新的限制：生物行为与神经认知视角
6.1 身体意象与身体图式的关系：为何这一区分在减重手术中至关重要
身体意象与身体图式之间的区分构成了本综述所提出理论框架的概念基础，因为这两个构念描述了身体表征的不同但密切相连的层次。身体意象指身体的有意识表征，涵盖个体感知和评价其身体外观的知觉、认知、情感和评价过程。相比之下，身体图式指一种内隐的感觉运动表征，持续整合本体感觉、触觉、前庭、视觉和运动信息，以支持姿势、运动和与周围环境的互动。身体意象代表身体如何被有意识地感知和体验，而身体图式反映身体如何在环境中作为行动有机体运作。
这一区分也反映在用于研究这些构念的实验范式中。身体意象通常通过自我报告问卷进行评估，这些心理测量工具评估有意识的身体感知和对身体的态度。相比之下，由于身体图式主要在内隐层面运作，通过评估感觉运动整合的实验范式进行研究，包括身体错觉范式、本体感觉任务、虚拟现实协议和近体空间研究。
尽管身体意象和身体图式都是动态和可塑的表征，它们似乎通过不同的机制和时间尺度更新。身体意象可以相对快速地响应可见的身体修饰或认知和情感影响而变化，而身体图式依赖于多感觉和运动经验的逐渐整合。
需要强调的是，可塑性不应被解释为无限适应性的同义词。正如Witt Mitchell提出的，身体图式在一生中不断修改，响应身体生长、环境互动和感官体验；然而，这些过程不一定导致身体表征的准确或适应性更新。因此，身体形态的实质性变化可能发生，而身体的内部感觉运动模型没有完全重新校准。
虽然概念上不同，身体意象和身体图式持续互动并可能相互影响。然而，由于它们反映不同层次的身体表征并至少部分依赖不同的神经系统，外显身体表征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内隐感觉运动表征的相应更新。
这一区分在减重手术背景下尤为相关。尽管大量研究记录了显著减重后身体意象的改善，但这本身并不能充分解释为何深刻的形态变化可能与持续存在术后身体的主观体验共存。身体图式的概念通过关注内隐感觉运动表征的更新提供了额外的解释视角。如果身体图式需要长时间的感觉运动经验来重新校准内部身体模型，减重手术诱导的快速形态变化可能暂时超过这种重新校准，导致客观改变的身体与其内部感觉运动表征之间的不匹配。这种潜在差异构成本综述的理论前提，并鉴于Perdue等人报告的发现而变得相关，他们使用"演变自我观"问卷观察到，尽管术后体重显著下降，许多患者仍继续将自己认同为肥胖者。
综合来看，这些观察提出了快速形态变化可能不伴随内隐身体表征同样快速更新的可能性。这一假设构成本文以下部分发展的理论框架的概念起点。
6.2 快速形态变化与身体图式更新的限制：生物行为与神经认知视角
尽管身体意象（涉及对体型、体形和外观的有意识评价的外显身体表征）受身体不满意强烈影响，并构成接受减重手术的核心动机，但现有证据表明，这种不满意在通过手术实现的显著减重后不会自动消除。特别是，几项采用不同设计和评估工具的研究表明，尽管人体测量参数和整体健康状况有所改善，许多患者在术后期间可能继续报告高水平的身体不满意。这表明客观身体变化不一定转化为身体被感知和评价方式的改善。
重要的是，表2中总结的研究主要依赖身体意象和心理社会变量的自我报告测量。因此，以下讨论探讨这些发现如何为身体图式机制在术后适应中的潜在参与提供假设依据。
在术后期间身体意象的文献领域内，Perdue及其同事进行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它们为理解身体不满意持续性的潜在机制提供了更深入的解释框架。具体而言，他们的发现表明，尽管体重显著下降，许多患者继续将自己感知为肥胖个体，表明其自我表征尚未完全从"肥胖者"转变为"曾患肥胖者"。
这种失败转变的识别是通过使用Perdue及其同事专门开发的工具——"减重手术后演变自我观"（ESV）实现的。该工具旨在通过区分"我-肥胖"和"我-前肥胖"位置（"obese"和"ex-obese"术语指原始工具中使用的标签），基于思维、行为和关系功能模式而非仅基于身体外观评价来评估术后身份取向。重要的是，应注意ESV主要评估外显自我表征而非内隐身体图式。尽管如此，其发现可能为发展减重手术后身体图式更新的假设提供概念相关观察。这些发现表明，在术后期间，仅靠减重可能不足以修改深度内化的身体表征，这些表征继续塑造个体如何感知自己、行动以及在社交环境中与他人互动。
一些患者在减重手术后观察到的从"我-肥胖"到"我-前肥胖"的转变失败可能表明实际身体变化与内隐身体表征之间可能存在错位，尽管在缺乏身体图式直接测量的情况下，这种解释仍是推测性的，引发了关于身体图式作为感觉运动和姿势整合动态系统的作用的问题。
事实上，Pitron等人在一篇综述中观察到，身体图式表现出长期可塑性和适应性，不像身体意象可以快速变化。然而，尚不清楚这两个系统是否相互影响——即身体意象的长期变化是否会影响身体图式，反之亦然。
身体意象相对快速适应与身体图式可能较慢适应之间的区分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实质性形态变化不一定转化为减重手术后内隐身体表征的相应更新。这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一些患者在术后体重显著下降后仍继续感知自己为肥胖者？
从神经科学角度看，身体表征不能简化为单一脑区或仅初级体感加工，而是源于整合感觉、本体感觉、内感受、运动和空间信息的分布式网络活动，涉及顶叶、前运动区和岛叶区域。正如当代身体表征模型所强调的，身体因此在多个层面上被表征，不仅支持身体在空间中的感知，也支持身体连续性和身份随时间的感知。
在这一框架中，身体图式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面向动作和姿势的内隐功能系统，通过重复的身体体验构建，并倾向于维持相对稳定性以确保知觉-运动连贯性。然而，这种相对稳定性可能转化为对快速和实质性身体变化的有限灵活性，例如减重手术所诱导的变化。过去的身体体验，尤其是长期的体验，有助于构建深层身体表征，这些表征不会自动更新以响应最近的形态变化。
在这方面，Riva提出的"异我中心锁定"假设提供了一个潜在相关的解释框架，尽管其在术后减重人群中的直接作用仍有待具体检验。根据该模型，肥胖个体在检索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身体表征时可能更倾向于依赖观察者视角（异我中心层面）。因此，他们可能停留在对过去事件的记忆中，这些事件以基于身体外观的负面自我评价为特征，尤其是在经历过体重相关污名的个体中。这一过程可能导致身体表征的固化，即使在减重后实质性身体变化的情况下仍持续存在。这种持续性与杏仁核功能相关，因为体重污名可以唤起编码在杏仁核中的负面情绪反应，并可能促进影响身体表征更新的机制。
这些表征的持续性可能通过肥胖个体中观察到的内感受和体感加工改变进一步强化。在这种意义上，术后减重的身体虽然形态上被深刻改变，但可能继续根据先前的感觉和记忆图式被体验。
从这一角度看，Propice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不仅肥胖本身，而且身体转变的历史，如体重循环（在肥胖中常见）的情况，也会影响身体图式的稳定性。特别是，该研究突显了全身形态变化与身体图式改变之间的直接联系，表明身体质量和大小的显著变化需要持续更新支撑身体适应的感觉运动机制。当这些变化显著或频繁时，整合更新身体表征所需的感觉信息的能力可能受损。
最后，减重手术后的长期神经影像学数据表明，手术后2年，大脑不经历全局重塑，而是选择性结构和功能重塑。这一证据可能与快速身体变化与深层身体表征较慢神经重组之间时间错位的假设一致。因此，肥胖相关自我表征的持续性可能不仅归因于对变化的心理抵抗，也可能反映复杂的、渐进的、有时不完全的神经更新过程。相反，基于间接证据，这种持续性可能还反映快速形态变化与内隐身体表征较慢更新之间的不匹配。从这一角度看，减重手术似乎主要修改物理身体，而身体被体验所依赖的感觉运动和具身过程可能需要更长的适应期。当内部身体模型已被多年肥胖、反复污名化和改变的感觉运动体验所塑造时，体重的突然减少可能不足以更新这些根深蒂固的表征。
这一概念框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临床和理论问题：术后护理如何不仅能支持减重和健康改善，还能支持新身体状态在内隐身体体验层面的整合？
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些观察表明针对身体意象和身体自我意识的干预可能具有潜在价值，以促进快速术后身体变化的整合。对术后适应的全面理解不能仅限于身体意象或身体图式，还应涵盖神经认知和感觉运动过程，以及个体身体变化的历史，包括反复的减重和体重恢复周期。这种综合方法可以为心理学家和临床专业人员提供更广泛的工具，帮助患者认识和整合其术后身体，超越简单的物理改造。作为概念驱动的叙述性综述，研究选择以理论相关性而非系统性标准为指导。因此，综述可能存在选择偏倚，可能未捕捉所有潜在相关文献。在解释所提出的理论框架时，应考虑这一局限性。
7 结论
减重手术是治疗严重肥胖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可带来实质性体重减轻以及代谢健康和肥胖相关合并症的显著改善。然而，正如本叙述性综述所强调的，手术诱导的深刻形态变化不一定转化为身体被内隐体验和表征方式的相应更新。
区分身体意象和身体图式为解释这一表面悖论提供了特别有用的概念框架。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身体图式机制在术后适应中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假设性的，因为大多数现有研究依赖外显身体意象测量而非内隐感觉运动表征的直接评估。身体意象被理解为身体的外显、有意识和社会-情感表征，可能在减重后经历相对快速的变化。相比之下，身体图式依赖内隐的感觉运动、本体感觉和内感受过程，由分布式神经回路支持，这些回路通过长期感觉运动学习随时间塑造。当快速体重变化发生时，如减重手术后，这些神经上根深蒂固的表征可能不会完全按比例更新，导致物理身体与外显层面表征的身体之间的持续差异。对这种不匹配的一种可能解释是，它可能源于身体图式相关神经系统可塑性的限制，特别是在具有长期肥胖史、体重污名、改变的感觉运动体验或反复体重循环的个体中。在这种背景下，术后肥胖相关自我表征的持续性不应仅被理解为心理抵抗或对手术结果的不满意，而可能反映内隐身体表征的延迟或不完全重新校准。
这些考虑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如果减重手术主要作用于物理身体，术后护理应超越减重，处理支撑动作、姿势和身体意识的内隐身体过程。当前证据支持使用针对身体意象的心理方法，包括认知行为干预、心理教育和基于正念的策略，这些可能促进术后心理调整和身体满意度。此外，针对感觉运动整合和身体意识的定向干预，如感觉运动再教育、运动想象、镜像暴露和基于虚拟现实的方法，可能代表在多学科减重随访中促进快速身体变化整合的有前景的补充策略。尽管一些证据支持这些干预在身体意象方面的作用，但其在减重手术人群中解决身体图式和内隐身体表征的有效性仍有待确定。因此，本框架应被视为一个产生假设的模型，旨在指导未来的实证研究，而非对术后适应的最终解释。术后适应的潜在过程可能是多因素的，不仅涉及心理和感觉运动机制，还涉及更广泛的神经生物学因素。在这方面，减重手术后已报告与营养缺乏相关的神经并发症，强调了术后适应过程中代谢、神经和心理过程复杂互动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