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基于纳米材料的炎症及细胞因子网络调控用于炎症性肠病精准治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armaceutics》：Nanomaterial-based modulation of inflammatory and cytokine networks for precision therapy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新兴纳米技术为炎症性肠病（IBD）的免疫调控提供了新策略。研究人员区分了直接靶向细胞因子与间接重塑炎症网络两种作用模式，指出 cargo 特异性的纳米递送策略可实现免疫调节与黏膜修复的双重目标，同时制剂工程特性直接决定纳米药物的临床转化潜力。IBD 是一类以胃肠道持续性炎症为特征的慢性疾患，主要包括克罗恩病（CD）与溃疡性结肠炎（UC），其核心病理机制为免疫失衡，表现为促炎细胞因子过度活化与抗炎细胞因子水平下降。现有临床治疗以诱导并维持临床缓解为目标，基础用药包括5-氨基水杨酸类与糖皮质激素（GCs），中重度患者多采用抗TNF-α、抗整合素及抗IL类生物制剂，但此类药物存在成本高、免疫原性强、易诱发抗药物抗体及感染、恶性肿瘤等严重不良反应，且全身给药易导致脱靶效应，限制了长期应用。纳米材料（包括纳米颗粒、纳米载体及纳米复合材料）凭借病灶部位靶向递送、药物控释、疗效提升及不良反应降低等优势，成为IBD精准治疗的重要替代方案。其作用机制具有异质性：部分纳米平台直接靶向细胞因子、受体或相关基因表达，另一部分则通过调控氧化应激、巨噬细胞活化、炎症小体信号、上皮屏障功能障碍及菌群相关炎症等上游病理过程，间接重塑细胞因子网络。因此，纳米材料干预后炎症因子水平下降不能一概归因于直接抑制，需明确区分直接靶向与间接网络调控的机制差异，这对评估纳米药物的临床价值至关重要。本综述系统梳理了IBD中炎症及细胞因子网络的病理作用，讨论了纳米技术赋能的抗体、非抗体蛋白、核酸等生物制剂的口服递送系统，重点阐述其克服胃肠道屏障、提升疗效的机制；对比了不同类别纳米材料在增强药物递送、改善疗效方面的应用；分析了表面功能化、仿生工程等策略赋予纳米材料的精准靶向能力；系统解析了纳米材料在炎症肠道微环境中调控细胞因子活性的刺激响应机制；最后探讨了影响口服递送转化的制剂工程关键因素，旨在为下一代可实现精准、持久免疫调控的IBD纳米药物理性设计提供框架。

1. 1.
   Introduction
   炎症性肠病（IBD）包含克罗恩病（CD）与溃疡性结肠炎（UC），以胃肠道慢性炎症为特征，可导致黏膜屏障结构与功能破坏。其确切病因尚未明确，免疫失调、遗传易感性、肠道菌群及环境暴露被公认为核心发病机制。肠道免疫失衡主要表现为促炎细胞因子过度活化与抗炎细胞因子水平降低，是IBD发生发展的核心驱动因素。促炎细胞因子可招募并活化免疫细胞，放大肠道炎症并造成组织损伤，因此调控细胞因子的治疗策略成为IBD干预的重要方向。当前IBD治疗目标为诱导并维持临床缓解，基础治疗采用5-氨基水杨酸类药物与糖皮质激素（GCs），中重度或激素依赖型患者需使用靶向生物制剂与免疫抑制剂。已获批的IBD生物制剂包括抗TNF-α、抗整合素及抗IL类药物，但存在成本高昂、免疫原性风险、抗药物抗体产生及感染、恶性肿瘤等严重不良反应，全身给药的非特异性分布还会导致脱靶效应，限制了长期应用。纳米材料策略凭借病灶部位靶向递送、药物控释等优势，成为IBD精准治疗的新兴方向。纳米材料包括纳米颗粒（NPs）、纳米载体及纳米复合材料，其理化性质可调、可保护治疗性 cargo、可调控局部炎症微环境。值得注意的是，纳米材料介导的免疫调节机制具有异质性：部分纳米平台直接靶向细胞因子、受体或相关基因表达，另一部分则通过调控氧化应激、巨噬细胞活化、炎症小体信号、上皮屏障功能障碍及菌群相关炎症等上游病理过程，间接重塑细胞因子网络。因此，纳米材料干预后炎症因子水平下降不能一概归因于直接抑制，需明确区分直接靶向与间接网络调控的机制差异，这对评估纳米药物的临床价值至关重要。本部分还概述了综述的核心内容，包括IBD炎症与细胞因子网络的病理作用、纳米技术赋能的口服生物制剂递送系统、不同类别纳米材料的应用对比、表面功能化与仿生工程等靶向策略，以及纳米材料在炎症微环境中的刺激响应机制与转化相关的制剂工程考量。
2. 2.
   The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 network in IBD
   IBD的病理进展由相互关联的细胞因子网络驱动，而非单一炎症介质作用。本部分详细讨论了TNF-α、IL-1β、IL-6、IL-12、IL-17、IL-23及IFN-γ等促炎细胞因子的病理作用。这些细胞因子由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DCs）等 innate 免疫细胞及Th1、Th2、Th17、调节性T（Treg）细胞等适应性免疫细胞产生，通过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JAK/STAT、核因子κB（NF-κB）等信号通路发挥作用。细胞因子通过 innate 免疫细胞、适应性免疫应答、肠上皮细胞、基质细胞及微生物信号的复杂反馈环路发挥作用，因此纳米药物可通过直接靶向细胞因子/相关基因或间接重塑炎症微环境两种互补机制干预IBD炎症。

2.1. The pathological role of TNF-α axis

IBD患者血清TNF-α水平显著升高且与疾病活动度相关。TNF-α由炎症肠黏膜中的巨噬细胞、T淋巴细胞、DCs、中性粒细胞、肠上皮细胞（IECs）及成纤维细胞等多种细胞产生，通过活化NF-κB与MAPK信号通路，促进免疫细胞浸润，下调紧密连接蛋白表达，诱导IECs凋亡，破坏肠道上皮屏障功能。TNF-α还可诱导IL-1β、IL-6、IL-8产生，促进Th1与Th17细胞分化，增加IFN-γ与IL-17A分泌，维持慢性炎症状态。抗TNF-α治疗虽疗效显著，但仍面临应答率不足与全身不良反应等挑战，未来需聚焦精准联合靶向与个体化方案优化。

2.2. The pathological role of IL-1β axis

IL-1β通过结合受体激活下游NF-κB信号通路，形成炎症放大环路，促进TNF-α、IL-1β、IL-6及IL-17等促炎细胞因子转录释放。MAPK通路则调控IL-1β的转录、翻译与产生，介导其对肠道屏障的破坏：IL-1β上调肌球蛋白轻链激酶表达，诱导IECs肌动球蛋白环收缩，导致紧密连接蛋白结构重组，增加肠道通透性。IL-1β还可与其他促炎细胞因子协同维持肠道炎症反应。尽管IL-1β阻断策略显示出潜力，仍需优化其治疗效果并克服现有治疗局限。

2.3. The pathological role of IL-6 axis

IL-6是IBD发病的早期敏感指标，由IECs、固有层单核吞噬细胞、间质细胞及T淋巴细胞产生。其通过与TNF-α、IL-1β协同放大肠上皮炎症反应，下调 claudin 蛋白家族等紧密连接蛋白表达，抑制杯状细胞黏蛋白分泌，破坏肠道屏障。IL-6/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3（STAT3）信号通路在IBD发病中作用关键：IL-6诱导STAT3靶基因表达，形成紧密调控的反馈环路；STAT3活化上调B细胞淋巴瘤2（BCL-2）、B细胞淋巴瘤XL（BCL-XL）等抗凋亡因子，驱动慢性炎症。该通路还在结肠炎相关癌变中发挥关键作用，促进癌前IECs存活与增殖，为抗炎/抗癌双功能疗法开发提供了理论基础。IL-6是IBD炎症的核心介质，其信号通路参与免疫细胞活化分化与上皮屏障破坏，未来需优化靶向治疗并明确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

2.4. The pathological role of IL-12 axis

IL-12主要由黏膜固有层活化的DCs与巨噬细胞产生，IBD患者血清及肠黏膜中IL-12水平升高，是Th1细胞分化的关键调控因子，驱动慢性炎症、免疫失调与黏膜损伤。IL-12通过结合T细胞及 innate 淋巴样细胞受体，激活STAT4信号通路，诱导Th1细胞极化，促进IFN-γ与IL-21分泌，直接导致慢性组织损伤。IL-12与IL-23通过共享p40亚基协同放大炎症反应，激活JAK-STAT信号通路，促进促炎Th1与Th17亚群分化活化。IL-12信号还与NF-κB、MAPK通路存在广泛串扰，进一步放大炎症反应。抑制IL-12信号有望减轻Th1驱动的炎症，缓解黏膜损伤，恢复免疫稳态。

2.5. The pathological role of IL-17 axis

IL-17主要由Th17细胞产生，是IBD免疫病理的核心介质，其水平与疾病活动度正相关。IL-17通过激活IL-6/STAT3与IL-23/IL-17A通路，促进Th17细胞分化与IL-23产生，加重肠道炎症；还可通过NF-κB与MAPK通路诱导IL-6、TNF-α等炎症介质产生。IL-17可活化基质细胞、内皮细胞与上皮细胞，促进中性粒细胞招募及巨噬细胞促炎细胞因子分泌。值得注意的是，IL-17在肠道微环境中可能具有保护作用，限制了其作为治疗靶点的潜力，需进一步明确其在IBD进展中的具体机制，以开发靶向特定细胞群或分子通路的精准策略。

2.6. The pathological role of IL-23 axis

IL-23属于IL-12细胞因子家族，由独特p19亚基与IL-12共享的p40亚基组成，IBD患者血清及肠黏膜中IL-23水平显著升高，主要来源于CD68+巨噬细胞与DCs。与IL-12主要驱动Th1应答不同，IL-23是维持致病性炎症的关键因子。IL-23/Th17轴是慢性肠道炎症的核心驱动因素：IL-23与IL-23受体复合物结合后激活JAK2/STAT3信号通路，诱导Th17细胞分化及TNF-α、IFN-γ、IL-6、IL-17A、IL-17F、IL-21、IL-22等促炎细胞因子产生。IL-23还可直接活化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及3型 innate 淋巴样细胞（ILC3s），促进IL-17A与IL-17F分泌；诱导IL-1β、IL-6、TNF-α释放，刺激基质、内皮及上皮细胞产生更多促炎介质；激活IL-17/IL-22轴并抑制抗炎因子IL-10产生，加剧黏膜屏障损伤。IL-23靶向治疗已成为IBD研究热点，未来需进一步明确其信号通路与其他免疫通路的相互作用，优化治疗策略。

2.7. The pathological role of IFN-γ axis

IFN-γ主要由活化CD4+ T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及部分 innate 淋巴样细胞产生，与CD的Th1型免疫应答密切相关。Th17细胞可通过IL-17诱导DCs等 innate 免疫细胞产生IL-12与IL-23，促进细胞向IFN-γ产生表型转化。IFN-γ可直接靶向肠内皮细胞、上皮细胞及基质细胞，通过破坏血管与上皮屏障、抑制细胞存活，驱动肠道炎症与组织损伤。其通过激活JAK/STAT信号通路（尤其是STAT1）诱导多种促炎基因表达，并与IL-12/STAT4轴形成正反馈环路，协同放大炎症。IFN-γ还与IL-23/Th17轴存在串扰，共同参与黏膜炎症放大。尽管IFN-γ已被探索作为治疗靶点，仍需深入理解其信号网络，以开发更精准有效的IBD治疗方案。

1. 3.
   Nanomaterials-enabled oral delivery of cytokine-modulating biologics
   细胞因子调控生物制剂是IBD现代治疗的基石，但存在口服生物利用度低、胃肠道酶解降解快、难以穿透肠道黏液与上皮屏障、需反复全身给药等局限，导致患者依从性下降、全身不良反应及病灶部位药物蓄积不足。纳米材料口服递送系统可提升生物制剂的稳定性、靶向效率与治疗性能。其作用机制具有 cargo 依赖性：抗体类系统可实现直接细胞因子中和，而其他生物制剂（如非抗体蛋白、核酸 cargo）可能通过恢复免疫稳态或调控炎症网络间接发挥作用。因此，纳米材料辅助的生物制剂递送需同时评估递送效率与 cargo 的生物学机制。

3.1. Nanomaterials-assisted oral delivery of monoclonal antibodies

靶向TNF-α、IL-12/23及IL-23的单克隆抗体是IBD最成功的生物制剂，但临床应用依赖全身给药。IBD口服抗体递送的核心目标并非最大化吸收入血，而是实现炎症肠黏膜的局部蓄积与长效滞留，因此有效口服抗体纳米载体需优先考量胃肠道保护、黏液相互作用调控、上皮转运及病灶特异性滞留，而非全身生物利用度。纳米颗粒包封可将抗体与 harsh 胃肠道环境物理隔离，保护其免受酸变性及酶解破坏。聚乙二醇化（PEGylated）抗TNF-α抗体纳米组装体可有效减少促炎细胞因子产生，缓解结肠炎症。但口服抗体纳米药物仍处于临床前阶段，面临制剂过程中抗体构象维持、规模化生产重复性、与已上市肠外生物制剂相比的临床优势验证等挑战，未来研究需同时评估递送效率与局部抗体暴露提升对治疗结局的改善作用。

1. 4.
   Nanomaterials-assisted oral delivery of therapeutic proteins other than antibodies
   除单克隆抗体外，多种具有免疫调节、上皮修复及肠道稳态恢复功能的蛋白被探索用于IBD治疗，包括抗炎细胞因子、生长因子、调节肽及黏膜修复蛋白。IL-10作为免疫调节细胞因子，通过限制巨噬细胞与抗原呈递细胞反应抑制过度炎症活化，维持肠道免疫耐受，但存在降解快、半衰期短、炎症部位蓄积不足等局限。聚合物纳米颗粒（如PLGA纳米颗粒）可递送IL-10蛋白或编码IL-10的基因，促进小胶质细胞M2极化；无机纳米颗粒（如银纳米颗粒）可通过共价结合提升IL-10稳定性与抗炎效应。IL-22主要通过促进上皮再生、增强屏障完整性及加速黏膜修复发挥组织保护作用。大孔介孔二氧化硅纳米颗粒（LPMSN）可负载重组IL-22，延长STAT3信号活化时间，提升其跨肠上皮（Caco-2）单层的通透性并维持生物活性；半乳糖化聚合物纳米颗粒负载TNF-α siRNA与IL-22蛋白的壳聚糖/海藻酸水凝胶共递送系统，可同时抑制促炎因子TNF-α并促进黏膜愈合，协同效果优于单一疗法。此类策略的治疗效应多属于免疫恢复或组织修复，而非直接细胞因子靶向。目前相关研究多处于临床前阶段，需进一步评估制剂稳定性、生产重复性及长期安全性，纳米工程的持续创新有望提升蛋白药物递送的效率与安全性。
2. 5.
   Nanomaterial-assisted oral delivery of nucleic acid therapeutics
   核酸治疗药物可在基因水平调控炎症通路，与主要中和胞外细胞因子的抗体策略相比，可调控细胞因子产生、胞内信号通路及保护性基因表达，包括小干扰RNA（siRNA）、信使RNA（mRNA）、microRNA模拟物、反义寡核苷酸（ASOs）及质粒DNA。通过选择性沉默促炎基因或恢复抗炎通路，核酸药物在特异性与可编程性方面优于传统生物制剂。例如，miR-29可通过阻断干扰素相关炎症级联预防与治疗结肠炎；质粒DNA可通过阻断NF-κB介导的炎症信号减轻小鼠结肠炎模型肠道炎症。但核酸易被胃酸及内源性核酸酶降解，因分子量较大且带负电荷而膜通透性低，跨肠上皮后胞内递送效率有限，导致口服生物利用度极低。功能化纳米载体可保护核酸免受酶解，提升体内稳定性，延长循环时间，实现靶向递送与控释。乳源细胞外囊泡（mEVs）因肠道稳定性高、易穿透肠上皮，可高效递送抗TNF-α siRNA，有效减轻IBD大鼠模型炎症。脂质纳米颗粒（LNPs）是已进入临床研究的核酸递送系统，在mRNA疫苗、基因沉默及基因编辑中潜力显著；多糖基纳米材料（如壳聚糖、透明质酸）因可生物降解、黏膜黏附性强，适合口服核酸递送；介孔二氧化硅纳米颗粒、金属纳米颗粒、金属有机框架及碳纳米材料等无机材料，凭借其理化特性与易功能化表面，可高效包载保护核酸，通过表面修饰实现靶向递送与核酸引导的基因治疗。核酸治疗极大拓展了IBD的治疗维度，可在转录与转录后水平调控炎症通路，但其机制仍具有 cargo 依赖性：靶向细胞因子或相关基因的基因沉默策略属于直接细胞因子靶向，而再生性mRNA递送与调控性RNA治疗多通过间接重塑炎症网络发挥作用，因此准确的机制分类对评估其生物学意义与转化潜力至关重要。
3. 6.
   Types of nanomaterial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IBD
   纳米材料在IBD中的治疗效果取决于其理化特性与生物学作用机制，不同纳米平台可通过直接递送细胞因子调控药物、调控胞内炎症信号及间接重塑炎症微环境发挥作用。根据组成与结构特征，纳米材料可分为脂质基纳米颗粒（LNPs）、聚合物纳米颗粒（PNPs）、金属基纳米颗粒（MNPs）、无机纳米颗粒（INPs）、植物源纳米颗粒（PDNPs）及仿生纳米颗粒（BMNPs）。各类别并非互斥，材料组成、生物来源与仿生设计是纳米平台分类的不同维度。纳米材料干预后炎症细胞因子水平下降并不等同于直接靶向，调控氧化应激、巨噬细胞活化、上皮完整性或菌群组成的纳米平台可能间接重塑细胞因子网络。

6.1. Lipid-based NPs

LNPs是临床验证最充分的纳米平台之一，可包载亲水与疏水 cargo，保护核酸免受降解并促进胞内递送。其制备技术已从传统薄膜水化、逆向蒸发法，发展为模板合成与微流控技术，显著提升了粒径均一性与生产重复性。LNPs在提升药物稳定性、增强肠道靶向及免疫调节方面潜力显著：负载布地奈德的纳米结构脂质载体可减少巨噬细胞TNF-α分泌，降低结肠炎小鼠结肠TNF-α与IL-1β水平，改善组织学评分；负载IL-22 mRNA的LNPs经口服给药后，可提升小鼠结肠黏膜IL-22蛋白表达。表面功能化修饰可实现细胞特异性靶向，如抗Ly6C修饰的siRNA-LNPs可选择性结合Ly6C+炎症白细胞，沉默干扰素调节因子8（IRF8），下调体内TNF-α、IL-6、IL-12/IL-23、IL-1β等促炎细胞因子水平。天然植物源LNPs（如生姜源纳米颗粒GDNPs、姜黄源纳米颗粒TDNPs）因生物降解性高、毒性低，可调控TNF-α、IL-1β、IL-6等促炎因子及IL-10、IL-22等抗炎因子表达，克服合成纳米颗粒的部分局限。多功能LNPs还可实现协同治疗，如pH/氧化还原双响应丁酸盐功能化脂质-聚合物载体可共递送抗氧化抗炎药物厚朴酚，同时促进IECs迁移修复，恢复上皮屏障功能与肠道菌群。但LNPs用于口服细胞因子调控仍面临胃肠道 harsh 环境下理化稳定性差、酸性条件下降解快、胆盐诱导解体、黏膜黏附/穿透能力不足导致结构破坏、软质结构易致 cargo 提前泄漏、反复给药引发脂质蓄积与脱靶免疫调节等挑战，需进一步优化制剂工程以实现 robust 的病灶特异性细胞因子调控。

6.2. Polymeric NPs

PNPs作为IBD治疗纳米载体具有改善药物稳定性、增强黏膜穿透、结肠靶向、药物控释及同时负载亲水/疏水药物等优势，可递送天然活性成分、抗生素、蛋白/酶、核酸及活微生物制剂，反映了治疗策略从单一抗炎向多机制联合的转变。其合成方法已从传统乳液聚合、沉淀聚合、纳米沉淀法，发展为光化学、微流控及毫流控技术，可精准控制流体动力学参数与混合过程，制备尺寸形态均一的功能化颗粒；脂质-聚合物杂化纳米颗粒还可整合不同材料优势，提升载药量、稳定性与多响应性。PNPs可同时调控复杂炎症网络与氧化应激：负载芦丁的壳聚糖纳米颗粒可减少结肠炎模型结肠组织中性粒细胞浸润，降低TNF-α与IL-6水平，抑制ROS产生；靶向胶原IV的PNPs递送Annexin A1模拟肽Ac2-26，可抑制NF-κB信号通路，促进巨噬细胞向抗炎M2表型极化；甘露糖化可还原阳离子聚合物与三聚磷酸盐自组装的PNPs可负载TNF-α特异性siRNA，实现精准免疫调控。PNPs是细胞因子调控药物递送的多功能平台，但临床转化速度慢于预期，主要挑战包括合成聚合物降解不完全或异质性高，存在长期蓄积安全性风险；临床前模型中疗效显著，但受黏液屏障与体内不稳定性影响，临床相关场景中疗效下降。未来需材料创新与生产工艺标准化、转化验证协同推进，加速聚合物纳米药物的临床转化。

6.3. Metal-based NPs

MNPs凭借固有催化活性、氧化还原特性及免疫调节潜力，成为IBD纳米治疗的重要分支。其性能高度依赖尺寸、形貌、组成与结构，传统化学物理合成法涉及有毒试剂、高能耗或工艺复杂，绿色合成法（利用植物、藻类、真菌、细菌替代金属前体）因可持续性、成本效益与生物相容性受到关注，但存在合成速率慢、颗粒单分散性低等局限。MNPs已从单一金属纳米材料发展为多功能复合结构，如非晶金属硼化物壳包覆晶态MNPs可整合磁性与催化特性，提升结构完整性；多金属纳米颗粒可整合多种金属功能，拓展靶向治疗应用。MNPs通过抗氧化抑制细胞因子产生、直接递送抗炎药物/基因/免疫调节剂两种途径减轻炎症并促进肠道屏障修复：金纳米颗粒（GNPs）可降低TNF-α、IL-1β、IL-6、IFN-γ、NF-κB表达，下调IL-17水平；金属多酚网络构建的Mn-PEGCG纳米颗粒可高效清除ROS，减少促炎细胞因子产生；仿生pH响应金属有机框架（MOFs）共负载碳点SOD纳米酶与CD98特异性CRISPR/Cas9组件，可同时清除ROS与下调跨膜糖蛋白CD98，减少促炎细胞因子表达，展现了MNPs作为基因治疗平台在转录水平精准干预细胞因子生物合成通路的潜力；GNPs还可通过抑制NF-κB与MAPK通路，调节巨噬细胞功能，恢复促炎/抗炎细胞因子平衡。未来需聚焦提升MNPs的生物安全性、靶向特异性与临床转化潜力，充分发挥其在IBD治疗中的价值。

6.4. Inorganic NPs

INPs包括金属氧化物、二氧化硅基材料及碳基纳米结构，因固有理化特性、催化活性及免疫调节潜力受到关注，其固有抗氧化与抗炎活性使其成为IBD治疗的理想候选。但临床转化受限于胃肠道环境稳定性、靶向精准度及长期生物安全性。其合成方法已从经典溶液化学法发展为绿色、仿生及等离子体法，以实现尺寸、形貌、组成、结构与表面性质的精准调控。INPs可整合炎症因子调控、ROS清除与菌群调节功能：纳米硒（SeNPs）可降低DSS诱导结肠炎模型TNF-α、IL-1β、IL-6水平；苯硼酸接枝聚赖氨酸-氧化葡聚糖-硒纳米颗粒构建的炎症微环境响应性水凝胶可显著降低促炎细胞因子水平；天然多糖修饰的SeNPs可减轻小鼠结肠炎模型炎症并改善黏膜损伤。纳米氧化锌（ZnO NPs）可抑制ROS产生，降低TNF-α与IL-1β水平；乳香酸包被的ZnNPs可减少TNF-α、IL-1β、IL-8表达，改善结肠炎症状。功能化INPs可实现炎症部位富集与药物控释，如负载布地奈德的介孔二氧化硅纳米颗粒（MSNs）经Eudragit S100包封后，可在结肠pH下释放药物，树枝状结构还可增强黏液层滞留与穿透，提升促炎细胞因子抑制效果。具有酶样活性的INPs可通过高效清除ROS抑制细胞因子过度产生，如普鲁士蓝（PB）NPs具有SOD与过氧化氢酶（CAT）活性，金-氧化铈（Au/CeO₂）NPs、二氧化锰（MnO₂）NPs等均可有效清除ROS，减轻肠道炎症。未来需进一步优化INPs的胃肠道稳定性、靶向效率与长期安全性，推动其临床转化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