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轮胎橡胶的转化产物N-(1,3-二甲基丁基)-N′-苯基-p-苯二胺醌(6PPD-Q)已被确认为“城市径流死亡综合征”的主要诱因,它会导致银鲑在产卵前出现40-90%的死亡率[1]。自最初被识别以来,6PPD-Q已在包括水、空气颗粒物、土壤、沉积物以及生物体在内的多种环境介质中被检测到[2], [3], [4], [5], [6], [7], [8]。6PPD-Q具有显著的生态毒理效应,能引发银鲑(24小时LC50:95纳克/升)、虹鳟(24小时LC50:0.6微克/升)以及沿海割喉鳟(24小时LC50:185.9纳克/升)的急性死亡,同时还与多种水生生物的神经毒性、肝毒性、生殖毒性及其他毒性效应有关[9], [10], [11], [12], [13], [14]。除了水生生物,6PPD-Q还会对哺乳动物的肝脏、肾脏、肺、脾脏、睾丸和大脑造成严重病理变化[15], [16]。此外,6PPD-Q还能穿过胎盘屏障,从而带来跨代风险[17]。更有证据表明,6PPD-Q的暴露可能与人类结直肠癌和神经毒性存在关联,进一步凸显了其对人类健康的威胁[18], [19]。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6PPD-Q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都具有重大危害。
6PPD-Q在水生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极强的物种特异性急性毒性。已有研究表明,6PPD-Q对银鲑具有急性毒性,其24小时LC50值低至41纳克/升[20]。然而,一些相对耐受的物种,如斑马鱼(Danio rerio)、南亚红点鲑(Salvelinus malma)和日本青鳉(Oryzias latipes),在环境相关的暴露浓度(10微克/升)下并未出现急性死亡现象[21], [22], [23]。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同一属内,不同物种对急性毒性的敏感度也存在差异。同属Oncorhynchus属的虹鳟和马苏鲑,对6PPD-Q的急性毒性也有所不同。在96小时暴露条件下,虹鳟的LC50值为0.47微克/升,而在10微克/升的暴露浓度下,马苏鲑则未出现死亡现象[9], [22]。针对这一毒性差异,已有研究提出了多种可能的原因。体外研究认为,6PPD-Q对虹鳟的急性毒性可能是由于电子传递链的功能紊乱所致,而鳃部可能是其主要作用器官[24]。体内研究则指出,血脑屏障是6PPD-Q引发急性毒性症状的生理基础,同时它还会影响银鲑的血管通透性[25], [26]。体外、计算机模拟以及体内研究都显示,不同物种对6PPD-Q的代谢能力存在差异,而肝脏中的物种特异性生物转化速率可能是导致物种间毒性差异的原因[27], [28]。尽管这些关于6PPD-Q毒性机制的研究看似相互独立,但它们之间或许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比如生物动力学过程。
毒性的生理表现最终取决于化学物质的积累和排出速度[29]。因此,包括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在内的生物动力学过程对于评估6PPD-Q的效应至关重要。不同物种对6PPD-Q的生物动力学特性可能存在差异。此前针对斑马鱼、小鼠和人类的研究已表明,不同物种在目标器官中的6PPD-Q积累程度存在差异[12], [17]。同时,对6PPD-Q敏感度不同的鱼类物种,其组织间的代谢能力也存在差异[28]。不过,目前关于6PPD-Q多组织动力学的研究仅限于斑马鱼,而对于虹鳟等敏感物种的多组织动力学机制,还缺乏全面的研究。
生物动力学模型是描述化学物质ADME过程的有效工具,已被成功应用于斑马鱼、虹鳟和胖头小鱼等多种物种的研究中[30], [31], [32], [33]。然而,目前尚未有研究利用生物动力学模型来阐明6PPD-Q之所以会出现极端物种间毒性差异的机制。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暴露实验,运用生物动力学模型来解释敏感物种与耐受物种在6PPD-Q生物动力学特性上的差异。具体而言,本研究旨在:(1)阐明6PPD-Q的多组织生物动力学特征,并量化其在主要积累组织中的内部剂量;(2)通过生物动力学模型揭示敏感物种(虹鳟)与耐受物种(马苏鲑)在ADME过程中的差异,从而找出导致物种间敏感性差异的特定生理脆弱点;(3)定量分析毒素引起的生理损伤如何引发动力学不稳定,进而决定其观察到的急性毒性;(4)建立一种动态预测框架,用于评估具有膜破坏作用的新兴污染物在水生生态系统中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