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Focal Firms o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in Supply 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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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数字化转型越来越被视为企业脱碳的重要途径,但其环境影响可能超越实施转型企业的边界。本研究探讨核心企业(focal firms)实施的数字化转型是否影响其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的碳排放强度(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CE)。利用20
尽管数字化转型越来越被视为企业脱碳的重要途径,但其环境影响可能超越实施转型企业的边界。本研究探讨核心企业(focal firms)实施的数字化转型是否影响其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的碳排放强度(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CE)。利用2009–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人员发现,核心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上下游合作伙伴的碳排放强度。供应链集中度(Supply Chain Concentration, SCC)和合作伙伴数字化转型(Supply Chain Partner Digitalization, SCPD)部分中介了这一关系,表明供应链结构的变化和数字能力的扩散构成了碳减排效应传递的重要渠道。该效应在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较高的合作伙伴中更为显著,表明数字溢出的有效性部分取决于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吸收能力。进一步分析显示,这些效应在重污染行业、较小企业以及竞争较弱的行业中更为突出。结果在替代变量测量、模型设定以及潜在内生性处理下保持稳健。这些发现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纵向供应链关系产生环境溢出效应,并凸显了核心企业在促进供应链碳减排中的作用。
**研究背景、现存问题与开展原因**
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背景下,中国作为最大碳排放国之一,于2020年提出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向低碳转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是推进双碳目标的关键路径,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生产、管理与创新,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综合生产效率的指标)并降低碳排放。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政策约束,忽视了供应链中信息孤岛导致的协同减排障碍。供需双方的信息壁垒是合作治理的主要障碍,因此有必要从供应链网络视角评估数字化的环境效益。核心企业作为产业链的主导者,可通过技术溢出、需求传递和网络协同影响上下游合作伙伴的碳排放,但其数字化转型在供应链层面的碳减排传导机制、不对称效应及动态影响尚缺乏系统研究。针对这一不足,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旨在探索核心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并考察行业竞争强度、供应链集中度等调节因素。
**研究内容、结论与意义**
研究人员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量化2009–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基于CSMAR数字经济数据库年报关键词词频),并将其与上下游合作伙伴的碳排放强度(基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碳排放数据与营业收入计算)相匹配,形成核心企业–合作伙伴–年度观测值(共2612个)。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核心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上下游合作伙伴的碳排放强度;供应链集中度(SCC)和合作伙伴数字化转型(SCPD)部分中介该效应;全要素生产率(TFP)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果;异质性分析表明,效应在重污染行业、小规模企业及低竞争强度行业中更为显著。该研究将数字化转型的环境影响从单个企业扩展到供应链关系,提供了核心企业催化供应链绿色转型的微观证据,揭示了数字技术通过供应链结构重构和伙伴能力扩散实现协同减排的路径,为政策设计提供了实证依据。论文发表在《Sustainability》。
**关键技术与方法**
研究采用以下主要技术方法:
1. **数字化转型指数(DIG)**:基于CSMAR数字经济数据库,从上市公司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取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关键词词频,取自然对数构建指数。
2. **碳排放强度(CE)**:根据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或环境报告披露的年度碳排放总量(直接排放+间接排放)除以营业收入,其中直接排放基于化石燃料消耗量计算,间接排放基于外购电力和热力计算。
3. **供应链集中度(SCC)**:采用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比例与前五大客户销售比例的均值衡量。
4. **合作伙伴数字化(SCPD)**:对匹配的供应商和客户年报进行文本分析,统计数字化转型相关关键词词频并取对数。
5. **全要素生产率(TFP)**:采用OP半参数生产函数估计法,以营业收入为产出、固定资产净值为资本、员工数为劳动、中间投入为成本扣除项,投资为代理变量,控制企业退出状态,计算残差得到。
6. **内生性处理**:构建工具变量——1984年城市每万人固定电话数乘以滞后一期全国互联网用户数,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
样本来源为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23年数据,剔除金融企业、ST/*ST企业及缺失值,最终获得2612个核心企业–合作伙伴–年度观测值。
**研究结果**
**5.1 描述性统计**
CE均值为2.90,最小0.23,最大7.26,显示企业间碳排放强度差异显著。DIG均值为0.037,范围从?0.89到4.66,表明数字化转型仍处于早期阶段且异质性较大。
**5.2 相关性分析**
方差膨胀因子(VIF)介于1.06至1.79之间,均值为1.28,容忍度均大于0.10,表明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数字化转型与碳排放呈显著负相关,为假设提供初步支持。
**5.3 回归分析**
- **直接效应检验**:DIG对上游企业CE的系数为?0.106和?0.103(1%显著),对下游企业CE的系数为?0.151和?0.145(1%显著),支持H1,即核心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供应链合作伙伴碳排放强度。
- **中介效应检验**:DIG对SCC的系数为0.742(5%显著),SCC对CE的系数为?0.008(1%显著),引入SCC后DIG系数仍显著为负(?0.128),支持H2,即供应链集中度部分中介碳减排效应。DIG对SCPD的系数为0.344(1%显著),SCPD对CE的系数为?0.079(1%显著),引入SCPD后DIG系数仍显著为负(?0.094),支持H3,即合作伙伴数字化部分中介该效应。
- **调节效应检验**:DIG系数为?0.127(1%显著),TFP系数显著为负,交互项DIG×TFP系数为?0.031(10%显著),表明TFP增强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果,支持H4。
**5.4 稳健性检验**
- **替换核心变量**:用碳排放总量对数(CE_ln)和碳绩效(营业收入每百万元碳排放倒数)替换CE,DIG对CE_ln的系数为?0.083和?0.069(1%显著),对碳绩效的系数为正(0.197和0.211,1%显著),结果稳健。
- **改变数据区间**:剔除重污染行业企业后,DIG对CE的系数为?0.091和?0.142(1%显著),表明效应在非重污染行业同样存在。
- **缩尾处理**:对DIG进行1%和99%分位数缩尾后,系数为?0.102和?0.147(1%显著),排除极端值影响。
**5.5 内生性检验**
- **工具变量2SLS**:第一阶段工具变量系数为0.136和0.141(1%显著),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拒绝不可识别假设,F统计量超过Stock-Yogo临界值。第二阶段DIG系数为?1.712和?1.120(1%显著),表明控制内生性后效应仍显著。
- **滞后解释变量**:用滞后一期DIG替代当期值,系数为?0.143和?0.137(1%显著),排除反向因果。
**6. 异质性分析**
- **行业污染强度**:低污染组DIG系数为?0.127,高污染组为?0.319(均1%显著),组间差异p=0.018,表明重污染行业碳减排效应更强。
- **企业规模**:小企业组DIG系数为?0.164,大企业组为?0.102(均1%显著),组间差异p=0.012,表明小企业效应更显著。
- **行业竞争强度**:低竞争组DIG系数为?0.203,高竞争组为?0.055(均1%显著),组间差异p<0.001,表明低竞争行业效应更强。
**总结讨论与结论翻译**
研究结论部分指出:在双碳战略与数字中国倡议背景下,培育新质生产力成为关键方向。低碳理念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不仅重塑传统生产模式,也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创造新路径。从供应链视角,本研究深入探讨了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供应链低碳减排的机制与内在逻辑,并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在绿色转型中的实践意义与政策启示。实证结果表明,核心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的碳排放强度,该发现经过替代变量、排除重污染行业及极端值处理仍保持稳健。工具变量估计和滞后一期变量回归结果一致,表明效应不太可能由反向因果、遗漏变量或少数观测值驱动。机制分析显示,供应链集中度和合作伙伴数字化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增强核心企业识别、整合与协调关键供应链关系的能力,更集中的合作关系降低企业间信息传递与环境监测的成本与难度。另一方面,核心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交易协调与数据连接要求,促使供应商和客户采用兼容数字技术,从而提升生产监控、资源配置与能源利用效率,最终降低碳排放强度。全要素生产率强化数字化转型的供应链碳减排效应,高生产率伙伴能更好地吸收并实施核心企业传递的数字技术与管理要求。异质性分析表明,效应在重污染行业、小规模企业及低竞争强度行业中更为显著。总体而言,核心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环境后果超越组织边界,通过重构供应链关系与加强企业间协调,以及推动合作伙伴数字升级,将碳减排效益传递至上下游。供应链低碳转型不应仅被视为核心企业采用数字技术的结果,而是供应链结构、伙伴数字能力与企业生产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将数字化转型的环境含义从个体企业扩展到企业间供应链关系,为核心企业催化供应链绿色转型提供了企业层面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