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基于中国人群的病例对照研究:二手烟暴露与肝癌的关系及其与HBV感染的相互作用
《Environmental Epidemiology》:Association of second-hand tobacco smoking with liver cancer, and interaction with HBV infection in a Chinese population-based case–contro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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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6年08月12日
来源:Environmental Epidemiology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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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尽管吸烟是已知的肝癌风险因素之一,但关于二手烟与肝癌之间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仍不明确,尤其是在非吸烟者中。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二手烟与肝癌之间的关联,并评估其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等主要风险因素的潜在相互作用。方法:2003年至2010年,在中国江苏开展了一项基于人群的病
背景:尽管吸烟是已知的肝癌风险因素之一,但关于二手烟与肝癌之间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仍不明确,尤其是在非吸烟者中。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二手烟与肝癌之间的关联,并评估其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等主要风险因素的潜在相互作用。方法:2003年至2010年,在中国江苏开展了一项基于人群的病例对照研究,纳入2011例新诊断的原发性肝癌病例以及7933名一般人群作为对照组。通过自我报告问卷收集了家庭和工作场所的二手烟暴露情况以及其他主要肝癌风险因素,如饮酒习惯等信息。二手烟暴露被作为二元变量处理,将参与者分为暴露组和未暴露组。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状况则通过检测血清中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来确定。采用多变量无条件逻辑回归模型来分析二手烟与肝癌风险之间的关联。除了分层分析外,还进一步评估了二手烟与其他肝癌风险因素之间的加性和乘性相互作用。结果:在整体人群中,二手烟暴露与肝癌存在关联,调整后的比值比为1.84(95%置信区间为1.56至2.18);在从未吸烟者中这一数值为2.11(95%置信区间为1.67至2.65)。分层分析显示,与乙型肝炎病毒阴性参与者相比,乙型肝炎病毒阳性参与者中二手烟与肝癌的关联更为显著(比值比分别为2.09和1.87,95%置信区间分别为1.48至2.93和1.54至2.27,P值为0.02)。在整体人群中,二手烟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之间存在超加性和超乘性相互作用,交互作用导致的相对超额风险为12.56(95%置信区间为6.60至18.53),比值比比为1.55(95%置信区间为1.07至2.23);在从未吸烟者中,这一数值分别为12.87(95%置信区间为4.93至20.81)和1.78(95%置信区间为1.06至2.99)。结论:二手烟本身与肝癌存在独立关联,而这一关联又会因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而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对非吸烟者而言,其患病风险会显著上升。本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中国这个二手烟暴露率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我们首次提供了大规模证据,证明被动吸烟是一种独立的致癌因素,会使从未吸烟过的人患肝癌的风险增加一倍。此外,我们还明确了家庭中的二手烟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之间存在强烈的超加性相互作用,表明病毒感染与二手烟中的致癌物会协同作用,进一步增加非吸烟者的肝癌发病负担。引言:肝癌是一大公共卫生问题,在所有癌症中,其发病率位居第六,死亡率位居第三。2022年全球已有超过758,444人死于肝癌。其中约42%的肝癌病例和死亡发生在中国,这是因为中国人群中存在多种已知风险因素,包括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过量饮酒以及食用受黄曲霉素污染的食物。现有证据表明,主动吸烟会增加患肝癌的风险。吸烟仍然是全球范围内最重要且可预防的人类疾病风险因素之一,但在某些国家,其流行率仍在上升。根据2018年的全国调查,中国有26.6%的成年人(男性为50.5%,女性为2.1%)为当前吸烟者。而环境烟草烟雾,即二手烟的暴露率则约为68.1%。在缺乏有效控烟措施的情况下,二手烟的暴露程度可能与主动吸烟相当,甚至更为普遍。吸烟不仅危害吸烟者自身,也会影响那些接触其烟雾的人。研究表明,二手烟的主要来源——侧流烟,所含的有毒物质浓度高于被动吸烟者主要吸入的主流烟。此外,即使低浓度的主流烟和侧流烟提取物也能在体内引发DNA损伤。与此一致的是,二手烟已被确定为多种与吸烟相关的癌症的风险因素,包括肺癌以及头颈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关注二手烟是否会影响肝癌风险。早期的研究并未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关联:2016年的一项针对两项队列研究和四项病例对照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综合相对风险为0.84(95%置信区间为0.63至1.12)。此后,中国的三项研究得出了总体正相关的结果,综合相对风险为1.37(95%置信区间为1.08至1.73),其中上海的一项队列研究显示的相对风险为0.89(95%置信区间为0.47至1.70)。这些差异是否源于特定人群的因素——尤其是慢性乙型肝炎病毒的高感染率——目前尚不清楚。而且这些研究中的肝癌病例总数相对较少(大多数研究报告的病例数不足100例),这限制了控制关键混杂因素的能力。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明确二手烟在多大程度上会增加中国人群的肝癌风险。二手烟中含有多种致癌物,如多环芳烃和N-亚硝胺,这些物质可通过细胞色素P450酶在肝脏中发生代谢活化,进而形成DNA加合物。乙型肝炎病毒引发的慢性肝炎和氧化应激会创造一种微环境,从而增强外源性化学物质的致癌作用。同样,酒精也会通过CYP2E1介导的脂质过氧化及炎症途径对肝脏造成损害。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该人群中,吸烟(比值比为1.43)、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比值比为9.94)以及有肝癌家族史(比值比为4.32)都与肝癌风险增加相关。我们推测,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或饮酒所导致的原有肝脏损伤可能会增强二手烟的致癌作用,从而使肝癌风险产生协同效应而非单纯的加性效应。这一生物学合理性促使我们通过分层分析来评估乙型肝炎病毒状态、饮酒习惯以及其他已知风险因素对研究结果的调节作用,同时通过加性和乘性相互作用分析来量化这些因素的联合效应。我们在中国江苏省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基于人群的病例对照研究,纳入2011例新发肝癌病例(其中902人为非吸烟者)以及7933名一般人群作为对照组,旨在探究二手烟暴露是否会增加肝癌风险。此外,我们还研究了二手烟是否与这些已知风险因素协同作用,进一步升高肝癌的发病率。方法:研究设计:2003年至2010年间,我们在中国江苏省的四个县(大丰、赣榆、滁州和通山)开展了一项基于人群的病例对照研究,旨在探讨肺癌、胃癌、肝癌和食管癌这四种常见癌症的风险因素。这四种癌症是该东部沿海省份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2015年,江苏省的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为每10万人25.3例和23.4例。研究对象:研究设计和参与者招募的详细信息此前已有描述。简而言之,研究中的肝癌病例是从2003年至2010年间的四个县级癌症登记处中筛选出的。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例需满足以下条件:年龄在18岁及以上;在该县居住至少5年;在研究开始前12个月内经临床或病理学确诊为原发性肝癌。一般人群对照组成员则是按照性别和年龄(误差范围为5岁)与病例进行一对一匹配,从当地户籍登记信息中随机选取。除了肝癌病例,我们还纳入了食管癌、胃癌和肺癌的病例及对照组。为了提高统计功效,本次分析将这四项平行研究的全部对照组数据进行了合并。任何有过癌症诊断史的参与者均被排除在外。最终,共有2011例新发肝癌病例和7933名对照组参与者参与了本次分析。在研究期间,接受调查的肝癌病例的回复率在30%至40%之间,而对照组的回复率则始终保持在85%以上。伦理、知情同意与审批:该研究已获得江苏省卫生厅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在参与者入组之前,我们获得了他们的书面知情同意。数据收集:流行病学数据是通过培训有素的访谈员面对面询问的方式,使用标准化问卷收集的。问卷内容包括受访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饮酒习惯、吸烟情况、饮食结构以及其他生活方式因素。此外,我们还收集了有关二手烟暴露的信息。我们会询问受访者:“您的家人或同住的人(父母、亲属、配偶、寄居者等)中有吸烟的吗?”以及“在工作场所,您每天是否有超过15分钟的时间处于他人吸烟的环境中?”那些表示在家中或工作场所都没有二手烟暴露的参与者被归为未暴露组,而那些表示在某一环境中有过二手烟暴露的则被归为暴露组。对于主动吸烟情况,我们会询问受访者其一生中是否曾经吸烟。那些报告称有规律吸烟且累计吸烟量达到100支以上的参与者被归为曾经吸烟者,其余则为从未吸烟者。对于那些曾经吸烟的参与者,我们还会进一步了解他们开始吸烟的年龄、戒烟的年龄、吸烟持续时间以及每天平均吸烟支数。在饮酒情况方面,参与者首先需要说明自己一生的饮酒频率(从不饮酒、偶尔饮酒、经常饮酒或每日饮酒);从不饮酒的参与者无需回答后续问题,而经常饮酒的参与者则需要说明开始饮酒的年龄、目前的饮酒状况、是否有过戒烟经历及其对应的年龄和戒酒时长,以及按年代(1960年代至1990年代)划分的过去一年中各种酒精饮料的摄入量,这些饮料包括高浓度(酒精含量≥38%)和低浓度(酒精含量<38%)的中国白酒、啤酒、自酿的大麦酒、米酒、葡萄酒、果酒/起泡酒以及其他类型的酒精饮料,其摄入量以瓶装或克数为单位。最后,他们还需要说明过去12个月内自己的饮酒习惯是否有所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健康原因、经济原因或其他原因)。这些数据被用于计算乙醇摄入量,并将参与者分为从未饮酒者、曾经饮酒者和当前饮酒者。由于无法测量个体层面的膳食黄曲霉素摄入量,我们采用了参与者对“据您观察,家中储存的食物是否有发霉的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作为黄曲霉素暴露的替代指标,回答结果被分为“是”和“否”两类。血液样本采集与血清学检测:在完成访谈并纳入本次分析的参与者中,共有7745人(占比78%),其中包括1216名病例和6529名对照组参与者,为他们采集了血液样本用于研究。不同研究地点的参与者血液样本采集率存在差异:通山的采集率为90%,大丰为79%,赣榆为68%,滁州为67%。此外,血液样本的采集率还因性别、年龄以及10年前的家庭人均收入而存在显著差异(P值<0.05)。经过培训的人员从同意参与的参与者身上采集了6至8毫升的血液。这些样本经过离心处理后,血清被储存在-20℃环境中。我们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试剂盒(由中国上海科华诊断医学产品有限公司提供)按照制造商的说明,检测了血清中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和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每个96孔板中都包含了试剂盒自带的三重阴性对照样本和一份阳性对照样本。该检测方法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检测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达到了100%和95.4%。统计分析:我们使用卡方检验来比较分类变量的分布情况。此外,还运用无条件逻辑回归模型来估算原始比值比和调整后的比值比及其95%置信区间,以此评估不同暴露水平下的肝癌风险。作为潜在的混杂因素,我们纳入了研究地点、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10年前的家庭人均收入、体重指数、吸烟包年数、1990年代的每周饮酒量、饮用生水史(作为可能接触微囊藻毒素的替代指标)、乙型肝炎表面抗原状态、丙型肝炎病毒抗体状态以及肝癌家族史等变量。为了更全面地控制主动吸烟带来的混杂效应,我们不仅在整个人群中分析了二手烟与肝癌之间的关联,还在从未吸烟者群体中分别进行了分析。此外,我们还在研究地区、性别、年龄(以65岁为分界点)、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体重指数、吸烟情况、饮酒习惯以及肝癌家族史等方面预先设定了分层分析。在加法尺度上,计算了交互作用的相对超额风险(RERI)、归因比例(AP)以及协同指数(S)并给出95%置信区间,而在乘法尺度上则计算了比值比(ROR)。设ORij为暴露类别i和j的比值比,其中OR11表示同时暴露于两种因素的受试者的比值比,OR10和OR01分别表示仅暴露于ETS或仅暴露于HBV的受试者的比值比,而OR00(作为参考值)设为1。此时:RERI = OR11 – OR10 – OR01 +1,AP = RERI/OR11,S = [OR11 – 1]/[(OR10 – 1) + (OR01 – 1)]。在加法尺度上,若RERI的95%置信区间完全位于0以下,或AP的95%置信区间完全位于0以下,或S的95%置信区间完全位于1以下,则表明两种暴露的联合效应显著低于其各自效应之和,即存在亚加性交互作用;相反,若RERI的95%置信区间完全位于0以上,或AP的95%置信区间完全位于0以上,或S的95%置信区间完全位于1以上,则存在超加性交互作用。在乘法尺度上,若ROR的95%置信区间完全位于1以下,说明联合效应显著低于各因素效应的乘积,即为亚乘性交互作用;而若ROR的95%置信区间完全位于1以上,则为超乘性交互作用。当双尾P值小于0.05时,认为具有统计学显著性。所有分析均使用SAS 9.3版本(SAS Institute Inc., Cary, NC)完成。
本研究共纳入2011例肝癌病例和7933名对照组,其中包括971例非吸烟病例和4241名非吸烟对照组。表1展示了病例与对照组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以及接触二手烟的流行情况。病例组的平均年龄为58.7岁(标准差:12.2),对照组为63.9岁(标准差:11.4)。男性在病例组中占比76.3%,在对照组中占比71.9%。43.2%的病例组患者HBsAg检测呈阳性,而对照组中这一比例为6.5%。另有11例病例组和53例对照组患者的HCV抗体检测呈阳性。56.0%的病例组和46.4%的对照组患者有饮酒史,51.7%的病例组和46.5%的对照组患者有吸烟史。此外,13.7%的病例组和3.1%的对照组患者有肝癌家族史。总体而言,45.9%的肝癌病例组和37.6%的对照组患者有接触二手烟的经历(P < 0.001,见表1)。在控制了主要混杂因素后,接触二手烟与肝癌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OR = 1.84,95%置信区间:1.56,2.18)。按性别分层后,男性和女性的关联程度相似,分别为OR = 1.84(95%置信区间:1.51,2.25)和OR = 1.82(95%置信区间:1.34,2.47,见表2)。仅在家庭中接触二手烟的群体(OR = 1.94,95%置信区间:1.62,2.33)以及在家庭和工作中都接触二手烟的群体(OR = 2.19,95%置信区间:1.61,2.98)的肝癌风险均高于未接触二手烟的群体,而仅在工作中接触二手烟的群体则未显示出明显关联。此外,在非吸烟者、不饮酒者以及HBsAg阴性且不吸烟不饮酒的群体中,二手烟与肝癌之间也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其OR值分别为2.11、2.51和2.63。这些关联在男性和女性中均存在,且风险程度相近。由于只有64名患者HCV检测呈阳性,因此未进一步进行基于HCV的分层分析。
表2展示了2003–2010年江苏研究中整体及按性别划分的二手烟与肝癌之间的关联情况。调整了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婚姻状况、10年前家庭人均收入、BMI、肝癌家族史、20世纪90年代的每周饮酒量、吸烟包年数、HBsAg状态、HCV-Ab状态、饮用过生水的历史以及研究地区等因素后,得出相应调整后的比值比及其95%置信区间。通过分层分析,研究了不同性别、年龄、HBV感染状况、吸烟情况、饮酒情况等其他协变量对二手烟与肝癌关联的影响。结果显示,通山县的关联强度最高(OR = 2.30,95%置信区间:1.81,2.92,交互作用P值<0.001);65岁以上人群(OR = 2.07,95%置信区间:1.60,2.67,交互作用P值=0.006)、文盲人群(OR = 2.15,95%置信区间:1.67,2.78,交互作用P值=0.014)、非吸烟者(OR = 2.11,95%置信区间:1.67,2.65,交互作用P值<0.001)、不饮酒者(OR = 2.03,95%置信区间:1.58,2.60,交互作用P值<0.001)以及HBsAg阳性人群(OR = 2.09,95%置信区间:1.48,2.93,交互作用P值=0.020)的肝癌风险也较高。
进一步在加法尺度和乘法尺度上分析了二手烟与主要肝癌风险因素之间的潜在交互作用(见表3)。首先,就二手烟与HBsAg状态而言,所有参与者中均存在超加性和超乘性交互作用,其中RERI值为12.56(95%置信区间:6.60,18.53),AP值为0.58(95%置信区间:0.45,0.71),S值为2.54(95%置信区间:1.81,3.55);ROR值为1.55(95%置信区间:1.07,2.23)。在非吸烟者中,这种交互作用更为显著。其次,所有参与者中,二手烟与饮酒存在亚乘性交互作用,ROR值为0.57(95%置信区间:0.41,0.79)。在非吸烟者中,二手烟与饮酒既存在亚加性交互作用,RERI值为-1.42(95%置信区间:-2.65,-0.19),S值为0.55(95%置信区间:0.32,0.95),也存在亚乘性交互作用,ROR值为0.42(95%置信区间:0.26,0.66)。在吸烟者中,二手烟与主动吸烟存在亚加性交互作用,RERI值为-0.85(95%置信区间:-1.50,-0.21),AP值为-0.39(95%置信区间:-0.71,-0.07),S值为0.58(95%置信区间:0.40,0.85);同时也存在亚乘性交互作用,ROR值为0.55(95%置信区间:0.40,0.75)。最后,二手烟与肝癌家族史之间未发现明显交互作用。
讨论:这项大规模的基于人群的病例对照研究利用全面收集的流行病学数据,发现了接触二手烟与肝癌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种关联在从未吸烟者中最为明显,而在中国人群中,HBV感染会进一步加剧这一关联。大量证据表明二手烟与肺癌存在关联,7,13–16,31,对于咽癌和喉癌、食道癌以及宫颈癌也有部分支持性但有限的证据,17–19,32,而其与乳腺癌的关联则仍存在争议。7,35–38 对于肝癌,早期的一项荟萃分析显示两者无关联(OR=0.84,95%置信区间:0.63,1.12)。20后来,两项中国病例对照研究发现了正向关联,而一项上海队列研究则显示风险比为0.89(95%置信区间:0.47,1.70)。我们的研究在控制了主要混杂因素后,发现无论在整体分析还是非吸烟者群体中,接触二手烟都会使肝癌风险增加约两倍。我们的研究为肝癌风险提供了新的证据,证明了接触二手烟与肝癌之间存在独立关联,尤其是在非吸烟者以及不吸烟、不饮酒且HBsAg阴性的群体中。此外,我们发现的二手烟与HBV之间的超加性和超乘性交互作用表明,HBV感染者在同时接触二手烟时,患肝癌的风险可能更高。二手烟的成分、浓度及其健康危害已得到充分研究。在吸烟过程中,从燃烧端释放的侧流烟与吸烟者呼出的主流烟混合,共同形成二手烟,从而影响吸烟者本身及周围的旁观者。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对这两种烟雾中的致癌成分进行了分析。侧流烟中含有多种1类致癌物,包括苯、镉、2-氨基萘、镍、铬、砷和4-氨基联苯,以及大量2A类和2B类致癌物。早期研究显示,这些成分在侧流烟中的浓度通常高于主流烟。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在我们的研究中,非吸烟者中二手烟与肝癌之间的关联强度要高于同一人群中主动吸烟与肝癌的关联强度(比值比=1.43)。尽管我们的大多数分析都集中在是否曾经接触过二手烟上,但我们也考察了接触地点,即家庭和工作场所。研究发现,在家庭和工作场所均暴露于二手烟时存在持续的阳性关联,而仅在工作场所暴露则没有这种关联。这是因为大多数参与者都是农民,工作场所的暴露可能在户外环境中被稀释。因此,工作场所的二手烟与肝癌风险之间缺乏关联这一现象可能不适用于其他职业环境。相比之下,家庭中的二手烟暴露是该人群中主要的暴露源,并且与肝癌存在显著的阳性关联。以往的研究也报告了类似的结果,即家庭中的二手烟暴露比工作场所的暴露更容易增加癌症风险。鉴于中国人群中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和饮酒的普遍性,以及本研究区域可能存在早期接触受霉菌污染食物的情况,在评估肝癌风险时将这些变量作为混杂因素加以控制至关重要。利用该研究相对较大的样本量以及包含多种风险因素详细信息的全面问卷,我们通过多变量回归模型,在严格调整这些混杂因素的情况下,研究了二手烟与肝癌之间的关联。同时,考虑到这些因素也可能改变二手烟的影响,我们还进行了分层分析和交互作用检验。我们始终观察到二手烟与肝癌之间存在阳性关联。例如,我们发现不同研究地点之间的二手烟与肝癌关联存在差异,这很可能反映了地区间背景发病率和二手烟暴露强度的差异。重要的是,无论是在乙型肝炎病毒阳性还是阴性亚组中,所有四个地点都存在这种阳性关联,这表明这一发现具有稳定性,不受地区乙型肝炎病毒流行率或其他背景因素的影响。此外,我们的交互作用分析显示,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会显著改变二手烟对肝癌风险的影响,尤其是在非吸烟者中,二手烟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之间存在强烈的叠加效应(相对风险比=12.87)。这是首个基于人群的证据,表明病毒感染和二手烟中的致癌物会协同作用,增加肝癌的发病负担。相反,我们观察到二手烟与饮酒以及二手烟与主动吸烟之间存在次加性交互作用,这可能反映了高暴露群体中的竞争风险或健康幸存者偏差,而非对多种致癌物的真正生物抗性。所有这些观察结果都提示需要进一步研究其背后的生物学机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作为一项基于人群的病例对照研究,病例是通过癌症登记系统确定的,报告中存在延迟,招募过程也难免会有问题。由于肝癌进展迅速,如果临床状况较好的患者更有可能参与研究,而状况较差的患者则不太可能完成访谈,那么选择偏差就会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临床严重程度既与是否参与研究相关,也与烟草相关暴露史相关,那么选择偏差可能会夸大或削弱真实的关联。具体来说,如果病情较轻的患者(他们更有可能回应调查)与病情较重的患者相比,其烟草相关暴露模式存在系统性差异,而且病情最严重的患者属于高暴露群体,那么我们的估计结果可能会偏向无关联。反之,如果愿意回应调查的患者更可能来自有吸烟限制的家庭(因此烟草相关暴露较低),而那些不愿回应的病情严重患者暴露水平较高,那么观察到的关联可能会偏向有关联。不过,较低的回应率仍然是一个局限,我们的研究结果应谨慎解读,因为它们可能不适用于那些病情最严重、死亡速度最快且无法参与研究的病例。其次,根据自我回忆来衡量二手烟暴露存在一定难度,因为烟雾浓度会因空间和通风条件而大幅变化。由于问卷空间有限,我们无法获取更详细的二手烟暴露强度或持续时间的数据。与二手烟类似,饮酒和黄曲霉素暴露也是通过自我报告确定的。因此,由于社会期望偏差,饮酒量可能会被低估,而黄曲霉素则是通过报告家中储存的明显发霉的谷物来估算的,而非通过个体生物标志物。这些混杂因素的错误分类可能会留下残余混杂因素,从而轻微放大观察到的二手烟与肝癌的关联。潜在的测量误差可能会影响观察到的关联,但更有可能的是,这种关联的扭曲会趋向于无关联。第三,尽管在整体研究人群中观察到的烟草相关暴露与肝癌之间的关联与从未吸烟者的研究结果一致,但我们提醒,对于曾经吸烟者而言,效应估计本身就存在问题。主动吸烟和被动吸烟史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导致暴露特征存在大量重叠,这使得很难区分烟草相关暴露和个人吸烟习惯的独立贡献。因此,尽管进行了统计调整,主动吸烟带来的残余混杂因素很可能仍然存在。因此,我们认为在从未吸烟者中进行的分层分析——尤其是进一步限定为既不饮酒又未感染乙型肝炎病毒的群体(即没有三种主要肝癌风险因素的群体)——才是关于烟草相关暴露因果推断的最可靠依据。在這個三重阴性的亚群中,由于其他致癌暴露因素被降至最低,观察到的烟草相关暴露与肝癌风险之间的关联更可能反映了一种无混杂的因素关系。结论中国境内香烟吸烟的普遍性导致了广泛的二手烟暴露。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二手烟与肝癌之间存在阳性关联,尤其是在从未吸烟者和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中。这些结果强调了进一步研究以证实这些关联的必要性,同时也凸显了加强干预措施的重要性,不仅要在公共场所,还要在家庭环境中减少烟草暴露,从而有效预防肝癌。致谢作者感谢所有自愿参与研究的受试者,同时也感谢大丰、甘雨、楚州和通山等县卫生局及当地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实地调查中所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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