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婚姻状况与酒精使用:抑郁症状和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Aging & Mental Health》:Marital status and alcohol use among older adult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lonelines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12日 来源:Aging & Mental Health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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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探讨基线婚姻状况和伴侣状态轨迹与酒精使用的关联、性别差异,以及抑郁症状和孤独感可能的中介作用。方法:研究对象为2016年和2021年瑞典北部和芬兰西部老年学区域数据库(GERDA)波次的5071名成年人(53.6%为女性;年龄65–85岁)。伴侣状态

  
摘要目的:探讨基线婚姻状况和伴侣状态轨迹与酒精使用的关联、性别差异,以及抑郁症状和孤独感可能的中介作用。方法:研究对象为2016年和2021年瑞典北部和芬兰西部老年学区域数据库(GERDA)波次的5071名成年人(53.6%为女性;年龄65–85岁)。伴侣状态包括已婚、同居或分居同居;非伴侣状态包括单身、离异或丧偶。伴侣状态轨迹区分了维持或转变为非伴侣状态者与维持或转变为伴侣状态者。AUDIT-C评估了2021年的戒酒、低风险饮酒(得分1–3)、危险饮酒(≥4)和狂饮(每月至少一次每次饮酒≥6标准杯)。抑郁症状升高定义为GDS-4 ≥ 2。估计了逆概率加权多项逻辑回归、逻辑回归和中介模型。结果:在基线时,非伴侣状态受访者比伴侣状态者更可能戒酒。非伴侣状态轨迹与戒酒相关(调整后相对风险比=1.40,95% CI=1.16–1.68),但与狂饮无关(调整后比值比=0.97,95% CI=0.66–1.43)。在女性中,非伴侣状态轨迹与较低的危险饮酒和狂饮相关。未观察到通过抑郁症状或孤独感的间接效应。结论:非伴侣状态老年人更可能戒酒。在女性中,伴侣关系与危险饮酒和狂饮相关。这些模式可能反映了共享饮酒环境和伴侣关系相关的社会情境,而非婚姻丧失后的心理困扰。
论文解读

**研究背景与问题**
随着全球老龄化进程,健康老龄化日益受到关注。世界卫生组织(WHO)2023年声明指出任何剂量的酒精都可能有害,但许多老年人仍持续饮酒,甚至进入高龄后仍保持较高风险水平,这一趋势在Nordic国家尤为显著,约30%–40%的老年人存在风险饮酒行为,且老年女性饮酒量近几十年来增长明显。晚年饮酒既可作为社交润滑剂,也可能成为应对生活变化的策略。然而,饮酒模式在不同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存在差异,导致有害饮酒的不平等脆弱性。当老年人经历社会角色或支持结构的变化(如婚姻丧失)时,饮酒可能转向适应不良的应对方式。

伴侣关系轨迹在Nordic国家也发生改变:老年离婚率上升(如瑞典的“灰色离婚”),丧偶虽发生较晚但性别差异持续存在。这些伴侣关系动态及其对饮酒行为的影响,嵌入了性别的社会化组织——女性通常维持更广泛的社会网络,而男性更依赖伴侣提供情感与社会联系。这种差异可能塑造了老年人应对婚姻丧失的方式,并导致晚年饮酒行为的性别差异。

理论上存在两种对比机制:**社会控制理论**认为女性在伴侣关系中会抑制男性过度饮酒,因此有伴侣的男性更少发生重度饮酒;而离婚或丧偶可能移除行为调节源,导致男性饮酒增加。**社会传染假说**则认为饮酒行为在伴侣间相互强化,女性进入伴侣关系后可能增加饮酒,而离婚或丧偶后因共享饮酒环境减少而降低风险饮酒。此外,**孤独感**和**抑郁症状**可能是潜在的中介因素:婚姻丧失后孤独感常见,但长期关系证据不一致;抑郁症状可能促使饮酒作为应对策略,但人群研究结果矛盾。

现有研究对婚姻转变与饮酒行为关联的性别差异及心理社会机制认识不足。本研究旨在:(1)检验基线婚姻状况与戒酒、低风险、危险和狂饮的关联,以及性别差异;(2)探究2016–2021年婚姻转变与这些饮酒结局的关系;(3)检验抑郁症状和孤独感是否中介婚姻转变与饮酒的关联,并分析性别差异。

**研究方法与关键技术**
本研究采用纵向设计,数据来自瑞典北部和芬兰西部的**老年学区域数据库(GERDA)**2016年和2021年两波调查。样本为5071名社区居住老年人(65–85岁,53.6%女性)。基线伴侣状态分为伴侣状态(已婚、同居、分居同居)和非伴侣状态(单身、离异、丧偶)。婚姻转变轨迹分为维持/转变为伴侣状态与维持/转变为非伴侣状态。饮酒结局采用**AUDIT-C**量表评估2021年的戒酒、低风险饮酒(得分1–3)、危险饮酒(≥4)和狂饮(每月至少一次每次≥6标准杯)。抑郁症状用**GDS-4**(≥2为升高)测量,孤独感通过单一问题评估。主要统计方法包括:**逆概率加权(IPW)**校正失访偏倚;**多项逻辑回归**(因变量为非有序分类)分析饮酒水平;**二元逻辑回归**分析狂饮;**因果中介分析**(基于潜在结果框架)检验抑郁症状和孤独感的中介效应,并纳入暴露-中介交互作用。所有分析按性别分层,并调整社会人口学、心理社会及健康协变量,协变量选择基于先验有向无环图(DAG)。

**研究结果**
**1. 基线婚姻状况与饮酒**
调整后,离异/单身和丧偶者比伴侣状态者更可能戒酒而非低风险饮酒(aRRR分别为1.39和1.47)。基线婚姻状况与危险饮酒无显著关联。在现行饮酒者中,离异/单身和丧偶与狂饮无显著关联。未发现性别交互作用。

**2. 婚姻转变与饮酒(2016–2021)**
维持或转变为非伴侣状态者更可能戒酒(aRRR=1.40)。婚姻转变与危险饮酒无显著关联。包含性别交互的模型显示:伴侣状态女性危险饮酒风险显著低于伴侣状态男性(aRRR=0.36),非伴侣状态女性风险更低(交互项aRRR=0.56),表明性别修饰婚姻转变效应。婚姻转变与狂饮无显著关联,但女性狂饮风险显著低于男性(aOR=0.28),交互模型显示伴侣状态女性狂饮风险低于伴侣状态男性(aOR=0.35),非伴侣状态女性风险也较低但未达统计学显著(p=0.051)。

**3. 抑郁症状和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中介分析表明,非伴侣状态与女性戒酒率升高(总效应TE=1.27)、危险饮酒降低(TE=0.59)和狂饮降低(TE=0.44)相关;与男性仅与戒酒相关(TE=1.61)。然而,所有间接路径(通过抑郁症状或孤独感)均不显著,表明这些心理因素未中介婚姻转变与饮酒的关联。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非伴侣状态老年人更可能戒酒,而非增加危险饮酒,这与婚姻保护假说相悖。危险饮酒和狂饮在男性中更普遍,且性别修饰婚姻转变效应:非伴侣状态女性危险饮酒和狂饮风险更低,表明婚姻丧失对女性可能具有保护作用。研究未支持饮酒作为应对婚姻丧失后孤独或抑郁的假设,提示短期情绪困扰可能在五年随访间隔内消退,而慢性压力模型也不适用,因为伴侣状态男性饮酒水平最高。研究人员认为,晚年饮酒主要是社会文化嵌入行为,伴侣关系反映共享饮酒环境而非保护因素。

**结论**:婚姻丧失并未增加研究人群的危险或狂饮行为,这些关联也未由抑郁症状或孤独感解释。女性总体危险饮酒风险低于男性,但伴侣状态女性高于非伴侣状态女性。研究提示,西方社会老年人饮酒主要是社会文化嵌入行为,饮酒并非婚姻丧失后的典型长期应对策略。同时,婚姻丧失可能仍带来心理或健康后果,需在健康促进策略中关注。未来研究应采用生命历程视角,纳入饮酒、心理社会因素和详细婚姻史的重复测量,以更好理解关系质量和社交饮酒环境如何塑造晚年男女饮酒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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