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医诊断方法理论研究综述

《Guidelines and Standards in Chinese Medicine》：A review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agnostic methods in 2024

　　传统中医诊断理论的现代化既需要保留古典医学的智慧，也需要结合先进的科学技术，以适应现代医学不断发展的需求。本文综述了2024年中医诊断方法的理论研究进展，涵盖了望、闻、问、切以及特色诊断方法，并简述了该领域的最新成果与研究趋势。同时，为应对现代化的要求，本文提出了推动中医诊断理论发展的策略，重点在于加强理论基础、提升临床应用性以及整合智能技术。

引言
中医诊断以中医哲学的整体观和动态观为根基，与现代西方医学那种局部化、标准化的诊疗方式有本质区别。将中医诊断理论应用于临床实践，有助于实现“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的理念。因此，紧跟中医诊断理论每年的发展动态，不仅对于保护传统医学的智力遗产至关重要，也有助于应对现代医疗保健面临的挑战，进而推动这一学科的持续发展。本文系统总结了2024年中医诊断方法在理论研究方面的进展，包括望、闻、问、切及特色诊断方法，旨在分析当前研究趋势及未来发展方向。

望诊
2024年关于望诊的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于局部观察方法，如舌诊、手诊、面诊和目诊，以及构建综合观察模型。

综合观察模型
张等人基于中医“二十五人相”理论构建了一个以望诊为基础的诊断模型理论体系，该理论依据阴阳原理对人的体质和性格特征进行分类。这种分类方法为识别生理性和病理性体质建立了全面的规范体系，整合了中医整体观察的核心要素，包括神、色、形、态及动态状态，从而为系统理解和临床应用望诊提供了理论指导。

舌诊
近期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舌诊的理论框架。张等人基于“开合枢”理论，探讨了舌象中三阴三阳区域的分布规律。田和潘提出了一种将表部卫气阶段与里部营血阶段相结合的舌诊方法。贾梦辉提出了“舌象-大脑全息诊断”理论，认为舌头与大脑通过经络系统相互关联，具有相似的全息分布模式。根据这一理论，舌形、舌色、舌态、舌位及舌络等特征反映了大脑特定区域的功能变化，凸显了舌诊在阐明大脑生理和病理特征方面的独特作用。此外，郑等人从文化历史角度系统回顾了中医舌诊的发展历程，基于术语形成、知识结构以及舌体与苔质理论的演变，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进一步丰富了舌诊的理论体系。舌诊在中医临床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一部分研究着眼于特定舌象的临床意义。例如，齐仁等人从中医理论角度分析了裂纹舌的病因机制及其在判断疾病部位方面的辅助价值，强调了在慢性疾病中区分裂纹舌与舌纹的重要性。杨和贾以肿瘤相关的舌象为例，研究了剥苔特征，认为剥苔可能作为肿瘤预后及患者对抗肿瘤治疗耐受性的指标。黄等人提出，在痰瘀互结证的舌诊中，可通过舌体及舌下络脉判断瘀血，而苔质则反映痰湿；该证型的典型舌象表现为“厚苔根实”。另一部分研究则侧重于舌诊在特定疾病中的应用。陈等人依据《瘟疫论》和《温病论》研究了外感疫病的舌象，总结了“白苔久留主寒”以及“从苔色推断病性产物”等理论原则。宋等人基于“舌心脑联系”理论，阐述了舌诊在神经系统疾病中的特色应用，认为舌苔-肠道微生物群-大脑轴是其生理和结构基础。对舌诊的客观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卢等人发现，目前基于计算机的舌苔完整性与真实性算法研究仍较为有限，这两种苔质特征的定量分析存在难题；而且大多数临床应用研究都集中在单一类型苔质的算法上。在研究舌象背后的临床机制方面，戴等人总结说，关于舌象生物学基础的研究已涉及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和微生物组等多个层面。他们指出，舌诊信息是中医表型组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多组学方法则是实现中医舌诊客观化的关键途径。不过从微生物组角度来看，舌苔微生物失衡与病理性舌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尚不明确。此外，在疾病-证型综合框架下，针对非痰湿证型的舌象研究仍然不足。学者们也对现代舌诊研究范式进行了批判性思考。窦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推理修正的新研究方法，旨在研究舌诊在中医中的作用。他们将中医理论与实践与认知科学相结合，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舌诊信息对中医诊断推理的影响，从而从认知科学角度解释了“为何舌诊在中医诊断中如此重要”。王等人认为，应更加重视舌象的动态观察，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来解决舌体与舌苔之间的矛盾之处。他们以中医的整体观为指导，主张加强人工智能在获取复杂舌象的舌苔图像以及对其中医内涵进行综合分析方面的应用。

手诊
一些学者在整合现代观点的同时，系统整理了中医手诊的理论框架，以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王等人从历史起源、诊断原则和诊断内容三个维度，分析了基于晚唐时期流传的《掌诊七十二格》的手诊中九宫八卦理论。他们还建议在生态医学模型框架下研究《掌诊七十二格》。此外，通过梳理古代中医文献，这些研究者从理论基础和诊断内容两个方面分析了《黄帝内经》中手诊的学术特点，并将手诊的诊断要素归纳为手温、形态、颜色和状态四个方面。手诊在慢性疾病和功能性疾病管理中的临床价值也得到了进一步强调。张等人将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系统研究了瘀血证冠心病患者拇指部青筋形成的机制。以老年脑动脉硬化性眩晕为例，宋等人提出了“手气-颜色-形态诊法”以及刘建峰提出的“三维动态诊疗模型”。乔凯明基于古典医籍总结了“掌色与络脉诊法”，并将其应用于糖尿病足的临床诊断。此外，娄等人总结了糖尿病足急性期和慢性期掌色与络脉的独特特征及具体临床意义，认为这些指标可延伸用于其他血管疾病的诊断。

面诊与目诊
面诊和目诊的理论框架通过临床实践和观察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和拓展。在面诊领域，马和杜介绍了洪模旺基于中医心系的理论的色诊定位理论及色诊的关键原则。朱等人研究了慢性胃炎患者的面部特征，认为实现面诊客观化的研究不仅要关注面部颜色，还需考虑面部形态。在目诊方面，数字化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能够进一步研究其在结节性疾病、微血管病、脑血管疾病、血脂异常以及血压异常等疾病中的诊断特异性，从而促进了其在更广泛临床领域的应用。

身体其他部位的望诊方法
医家在观察身体特定部位的临床经验，以及民间医学中的特色观察方法，已被系统总结，为丰富中医望诊理论做出了贡献。例如，徐等人总结了马玉霞教授在望诊方面的独特临床经验，阐明了舌下经络望诊法的适用疾病范围和理论基础，以及针对前臂静脉、后发际线、颈部、内踝和腰骶部5个特定部位的观察技巧。彭等人编著了《中国民间局部望诊》，系统整理了28种民间望诊方法，包括头部、头发、面部、眉毛、人中、眼睛、虹膜、耳朵、鼻子、鼻尖、嘴唇、牙龈、腭黏膜、咽部、舌头、颈部、胸胁部、腹部、四肢、儿童手指浅表静脉、皮肤纹理、肘部皮肤、外生殖器、肛门以及内窥镜观察等。这部专著通过文字描述和插图，从概念框架与原则、诊断技术、特征与临床意义以及现代研究进展四个方面，系统介绍了望诊方法。这些既有科学依据又具临床实用价值的民间特色望诊理论，是中医诊断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学者持续关注。

闻诊与嗅诊
闻诊与嗅诊的研究越来越注重在临床实践中应用和拓展客观指标。多项研究探讨了基于声音信号特征和数字指标的疾病识别方法，尤其是在肺结节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肺部疾病中。姚等人阐明了嗅诊中气味识别的概念框架及其潜在的分子生物学基础和临床应用，提出了“内源性气体稳态”这一新概念，认为研究内源性气体可能是科学解读中医理论的新途径。中医中声音和气味诊断的理论基础目前受到的学术关注相对较少，这说明目前的闻诊与嗅诊研究更多侧重于方法和技术层面的突破，而非系统的理论构建。

问诊
关于问诊的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于与问诊相关的思维方式。例如，徐等人总结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记载的问诊要点，共六方面，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问诊中所蕴含的诊断理念，包括整体观、联系观、主次辨证、动态变化以及排除外因的原则。此外，临床问诊方法也取得了显著进展。王等人提出了一种名为“三维动态问诊法”的新方法，从时间、空间和频率三个维度对问诊进行结构化处理，从而使问诊与中医临床实践中病理变化的动态发展相契合。将问诊理论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可以优化中医问诊策略，帮助快速高效地从患者那里获取与疾病相关的关键信息。例如，李等人38基于频繁模式挖掘算法建立了两种查询模型：单系统查询和多系统综合症状查询。与传统的基于规模的查询方法相比，这种方法在缩短症状评估时间、提高咨询效率以及增强诊断客观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脉诊古代脉诊理论现代研究者从多个角度对古典脉诊理论提出了新的解读和分析。关于脉诊的理论框架，邢39通过追踪脉象概念的系统发育演变，重构了脉象的概念体系。王等人40基于《宾胡脉学》中的理论结构和实践思维，为学习脉诊提供了新视角。钟等人41研究了经络理论对脉诊形成的影响，提出在经络理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两种经络模式，即气血经络系统和脏腑经络系统，分别构成了三部九候诊法和腕部脉诊的理论基础。肖等人42从养气阶段和卫气阶段理论的角度分析了脉诊方法，指出养气阶段和卫气阶段的循环系统是腕部脉诊方法的理论基石。他们总结了张仲景在脉诊中区分养气阶段与卫气阶段的诊断方法：在腕部脉诊中，通过脉象深度来判断气在养气阶段和卫气阶段的分布情况，而在胫前脉诊中，则通过胃气的强弱来判断这两方面气的盛衰。这一解读将养气阶段-卫气阶段诊断从纯粹的病理学概念中拓展出来。此外，针灸经典著作《灵枢》中记载“针刺之前必须先诊脉”，强调了脉象状况与经络诊法在针灸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赵等人43认为，《灵枢》中的“脉”一词既包含“经络”的含义，也包含“脉象状况”的含义，前者反映气血的盈虚，后者则表明五脏功能的盛衰。他们强调，与针灸相关的脉诊应侧重于沿经络和穴位的按压操作。迟等人44进一步指出脉象状况与针刺所引发的气的到来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提出通过“神”与“气”的功能将二者联系起来。另外，刘等人45对络脉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病理性血络是络脉诊法的主要诊断对象。脉诊理论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已得到深入探讨。其中一个重要焦点是脉诊中的“命门”概念。吴和陈46从人体整体的视角总结了与命门不同内涵相关的各种解剖位置，即精、气、神的储存处，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整理了命门脉诊所用诊断部位的历史演变过程。刘等人47全面回顾了命门脉诊理论的起源与发展，认为命门理论可能是推动中医基础理论进步和创新的关键突破点，同时强调了其与临床实践的紧密相关性。另一个重要主题是脉诊在评估内脏功能状态中的应用。史等人48比较了中国国内外不同民族传统医学体系中的脉诊技术，并运用血流动力学分析方法探讨了这些方法之间的表面矛盾。他们的研究发现，不同流派在脉诊部位与脏器对应关系上的概念存在较大差异，但所有体系都能实现有效的诊断。因此，他们认为传统医学体系中脉诊部位与脏器状况之间的对应关系并非先天固有，而是“通过大量学习和训练建立起来的，从而形成了特定部位的脉象状况与内脏病理状态之间的稳定关联”。关于特定脉象临床意义的解读，迟等人49从气血动态的角度分析了胸闷病症中阳虚阴弦脉象的表现，从而拓展了其理论内涵。李等人50通过对古典中医文献的批判性重新审视，重新定义了现代人对紧脉的理解。由刘长华领导的研究团队通过系统整理和解读天水医简中的医学文献，对脉诊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研究。他们的工作包括对“虚来脉”理论的文字学验证51，以及对洪脉的动势和形态特征的分析52。此外，甄等人53发现“来脉”这一概念起源于古代医学典籍，但在古典脉学专著中并未正式命名。基于对其脉象特征、临床意义及形成机制的分析，他们提出来脉在判断各种致病因素引起的气滞方面具有特定的诊断价值。关于古代医家对脉诊的学术观点，黄等人54阐明了金代张元素在《节古注王叔和脉经》中提出的“主客脉法”。他们认为，这种方法可作为处理临床实践中复杂且看似矛盾的脉象信息的指导原则，也为解释患者身上不同脉象共存的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作者们进一步研究了明代张锡贤对“主客脉法”的发展、完善及其临床应用，总结出了他通过阴阳五行相互关系来分析脉象与疾病状况的理论模型55。徐等人56根据《徐评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总结了叶天士晚期的脉诊理念，将其归纳为三个核心方面：以阴阳作为统领脉诊理论的基本框架；将脉象分为左右两侧的三部，以观察气血、阴阳的变动以及上下脏器的定位；强调整体观念，将体格、面色和脉象结合起来，且脉象变化与自然现象相对应。此外，迟57系统梳理了明清时期的代表性脉诊典籍，总结了这一时期医家在脉象内涵、诊法及临床应用方面的理论观点和创新成果。还有一些为特定临床情境设计的独特脉诊概念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杨等人58系统研究了以虚实理论为核心的出入脉诊体系。通过观察脉象的动态变化并分析脏腑内气、血、阴、阳的状态，该方法旨在提高临床辨证 Accuracy。游等人59系统介绍了用于评估十二经脉相关疾病的“九部腕脉”诊法。吴和陈60总结了《太素脉诀》中描述的心理脉象，包括情绪脉象、性格相关脉象以及认知脉象。此外，黄和王61整理了4种古代关于妊娠相关脉诊的代表性理论，通过结合体历、性别史和病历等信息，分析了妇科脉诊方法的发展及其临床应用。脉诊理论的创新一些研究强调了民国时期脉诊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将这一时期视为脉诊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转折点。余62指出，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在于明确脉诊中“实迹”理论与“气化”理论各自的适用范围。与此同时，出现了新的研究方法，包括基于证型的脉诊、识别与器质性病变相对应的特定脉象，以及将客观脉象指标与其病理意义相关联。一些研究人员将现代科学和技术方法与传统理论相结合，进一步发展脉诊的学术框架。例如，李等人63长期致力于推广具有“脉呼吸技术”的常桑脉诊法。该技术以其简单易操作、标准明确的特点，可作为临床脉诊的定性和定量指标。彭和李64将此技术应用于针灸实践，显著提升了治疗效果。齐和王65致力于推进“系统性脉诊辨证”，旨在明确传统脉诊概念的定义，并建立结构化的脉象分析体系。滕66将这一脉诊框架视为现代创新脉诊研究的典型代表。其整体结构将25对脉象要素按照脉体、脉壁、脉波和血流四个维度进行分类，重点在于培养手指的感知能力以及规范检查区域。丁和齐67进一步总结了基于系统性辨证脉诊的构建特点及其临床应用。2024年发表了大量关于现代脉诊研究的专著。例如，李和田68所著的《脉诊辨证探微》系统介绍了以脉诊为中心的辨证治疗方法，从临床和理论层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宋69的《水声脉诊》提出了一种基于水声原理的科学客观的脉诊体系，其可行性已通过大量临床实践得到证实。魏晋70的《金氏脉学概要》针对传统脉诊在定性、定位和定量精度方面的关键问题，为260种常见疾病建立了脉象的数学模型。该方法结合了定性特征识别、脉象点的精准定位，以及利用密度测量和变异系数对脉象周期内特征参数的定量分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仅凭脉象信息进行疾病诊断的目标。周71的《脉学》进一步阐述了通过双手六部脉象进行脏器诊断的机制，提出了更新的脉象分类标准，还纳入了5个在临床实践中常用且在西方医学领域也得到认可的脉象术语。书中共描述了36种脉象，将其分为形态和节律两大类，每类又细分为多个子类别，每个子类别都配有示意图，说明相应的病理因素。脉诊的客观研究最近出现了一种非接触式获取脉诊信息的新方法。赵等人72提出了一种基于远程光电容积脉搏波描记术的“视觉脉诊”方法，该方法利用面部视频数据推断中医脉象，从而克服了传统接触式脉诊的实际局限性。随后，同一研究团队的成员将视觉脉诊应用于抑郁症患者脉象特征的客观分析73，以及抑郁症辨证模型的构建74。触诊腹部触诊关于腹部触诊的理论研究涉及对中医和日本汉方医学中这一技术发展历程的深入探索。余和裴75详细分析了赵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中腹部触诊的学术特点，认为该书在腹部触诊技术上进行了创新，明确了关键的检查点，并扩展了腹部触诊在内科、外科、妇科和儿科等多个临床领域的应用。李等人76全面研究了日本汉方医学中专门论述发热疾病治疗的经典著作《腹证论》中所描述的腹部触诊技术、检查部位、腹部证型以及典型病历。李等人77进一步探讨了日本汉方医学中腹部触诊的起源、核心内容及独特特点。从临床角度而言，中医腹部触诊在脓毒症诊断治疗中的重要应用价值也得到了证实78。气皮触诊在气皮诊法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理论进展——这是一种以肘部到手腕处前臂内侧皮肤为观察对象的中医诊断方法，由此拓展出了更多的临床应用方式。王等人79基于《灵枢》中记载的热病与虫病诊断原理，构建了以“气皮-腹部”为核心的四肢、肘部与躯干之间的整体关联模型。杨等人80研究了古典文献中络病与气皮触诊之间的关系，重构了气皮触诊的方法与原则，并为络病的诊断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王81提出了“王氏前臂皮肤诊法”，该方法综合评估前臂皮肤、手掌与手指、经络、指甲以及腕脉（桡动脉）的状况。

特色诊断方法
针灸诊断方法
针灸诊断在评估内容与方法论上均展现出独特的诊断模式。刘82系统追溯了针灸诊断的起源，阐述了针灸实践背后的独特诊断思维。尤其是“针灸反应”这一概念被强调为治疗过程中诊断评估的关键要素83。池等人44观察到脉象变化与针灸所引发的元气到达之间存在关联，这表明二者可能与精气的功能作用有关。赵氏父子43指出，在针灸实践中，应重视沿经络和穴位运用“切按”手法来评估脉象，以此精准判断经络系统中气血的虚实状况。王等人84重构了《黄帝内经》中所述的“形气相配”的诊疗体系，认为该体系源于针灸治疗的实际需求。在该体系中，体质诊断主要关注身体形态、皮肤、肌肉、骨骼以及胖瘦程度等外在特征，而气的状态则通常通过脉诊、呼吸规律及言语表现来判断，从而确定气是处于虚态还是过盛状态。此外，孙等人85总结了高树忠教授在脐诊方面的临床经验及其在针灸中的应用，通过观察脐部的形状、位置、颜色、温度、压痛感以及动态气机，提出围绕脐部的5个“高氏特穴”可通过刺激脐部来调节脏腑功能。

在与针灸、艾灸及推拿疗法密切相关的筋诊领域，筋诊标准的制定工作正在逐步推进。孙等人86探讨了筋诊领域的各种标准化形式，并提出了一个涵盖触诊、视诊、体格检查以及影像学评估的诊断标准框架。

其他特色诊断方法
某些特殊的患者表现与病情也属于中医及民族医学诊断方法的研究范畴。杨等人87通过系统性文献回顾，总结了中医梦诊的理论基础与诊断特点，强调了其潜在的临床价值。藏医中的痰诊与尿诊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龚等人88对《四部医典》中记载的痰诊方法进行了定量分析，认为痰诊在藏医的疾病识别与证型区分中起着核心作用，尽管目前尚未完全系统化。蔡等人89通过文献挖掘与临床病历相结合，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难以捕捉的经验性知识进行了可视化处理，从而扩展了藏医用于治疗Jenesake病（2型糖尿病）的“三时九诊”尿诊方法。

结论
2024年，关于中医诊断方法的理论研究依然遵循继承与创新并重的原则。这不仅体现在基于古典文献的传统理论研究中，也体现在运用现代技术进行信息获取与数据分析的临床及数字研究中。在以观察为主的诊断方法中，如舌诊、手诊与面诊，研究重点在于其在特定疾病或系统性疾病诊断中的应用。在脉诊领域，则更注重对基本理论概念的解释与分析。尽管当年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但方法论标准化仍显不足。文献筛选过程记录不完整、临床样本量依据不明确以及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描述不够详细等问题较为常见。此外，尚未出现获得中医学术界广泛认可的具有共识性或里程碑意义的成果。这些局限表明，未来的研究应更加重视方法论的严谨性与标准化，以提高各项研究的科学可信度，并促进研究者之间更有效的学术交流。

展望
我们的文献综述还显示，2024年的英文文献很少探讨中医诊断的理论基础，而是主要集中在特定诊断技术，尤其是舌诊与脉诊的客观解读与现代应用上。在此背景下，智能中医诊断已成为一个具有前景的研究方向。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尤其是大型语言模型，为提升中医诊断水平带来了新机遇90。例如，何等人91在2025年基于“五脏”理论开发了一种自动舌象分析系统，能够准确识别特定舌象区域与相应脏腑状况之间的关联。总体而言，将传统中医诊断方法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研究有望提高诊断的准确性与时效性，从而造福中医实践与现代医学应用。

通过对2024年中医诊断研究的回顾，可以确定未来理论研究的几个关键方向。这些方向主要包括理论创新、面向临床的诊断框架优化，以及智能诊断技术的整合与发展。深入探究基础理论的精髓仍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挑战。如何将现代医学诊断技术与当代信息技术在宏观与微观层面应用于验证、完善并进一步发展中医诊断理论，是一个值得持续思考与深入探索的问题。推动临床诊断方法的进步也是未来研究的另一个关键方向。中医诊断的基本原则是通过外在表现推断体内状态，重点在于识别人体功能系统中的虚实失衡。由于证型区分在中医诊断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临床思维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变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传统诊断方法的传承与现代发展路径，仍是一个重要问题。在临床研究中，诊断研究采用了多种分层策略，如按疾病类别、年龄、性别及地域背景划分，从而导致研究设计与范围呈现多样性。虽然这些方法丰富了临床认知，但其高度的特异性往往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因此，创新临床研究范式，以及整合各类零散证据，对于增强临床应用性并进一步完善中医诊断的理论体系至关重要。充分利用智能技术的优势，是中医诊断未来发展的关键途径。要实现真正的智能中医诊断，就必须开发出适合四种传统诊断方法独特信息获取特点的技术工具。此外，智能中医诊断模型的训练与构建不应仅仅停留在简单整合多模态诊断数据以生成证型区分结果的基础上，而应探索更能体现中医诊断思维的建模策略。在研究越来越注重客观化与标准化的背景下，精心选择关键的信息采集技术及分析方法尤为重要。中医诊断本质上是以人为本的，涵盖了身体形态、气与神等多个维度。其诊断原则可概括为“形合形”“气辨气”“神会神”。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充分认识到人类感知的独特性以及机器智能的局限性，同时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在推进智能中医诊断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平衡人类专业经验与智能技术应是核心任务。

为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探索中医理论体系中的生命与身体观念，可能为中医诊断方法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灵感。此外，还有必要系统研究现代时期中医诊断理论的演变历程。这一时期出现了强调临床规律及症状表现背后原理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对塑造当代中医诊断实践的科学导向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舌诊与脉诊理论的进步尤为典型，它们不仅在基础理论方面取得了创新突破，也在临床应用上实现了跨越传统解释框架的进展，展现出很强的转化价值92。这凸显了现代时期诊断理论发展作为连接传统与未来创新的桥梁所发挥的变革性作用，也强调了开展更深入、更系统研究的必要性。

致谢
无。

伦理声明
无。

利益冲突声明
Z.Y.是《中医药指南与标准》杂志的编辑。本文遵循该杂志的标准流程，同行评审工作由独立于该编辑及其研究团队的机构负责。其余作者声明没有利益冲突。

资金来源
本研究得到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医诊断方法”以及中央级公益性科研机构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YZ-202201）的支持。

数据可用性声明
无。

作者贡献
Q.Y.对稿件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选题与初稿撰写。W.W.负责校对与内容修订。M.G.与Y.L.协助进行了稿件编辑工作。S.D.与Z.Y.在整个研究与写作过程中提供了指导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