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酷儿（LGBTQ+）人群中的机构（不）信任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Institutional (dis)trust among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er (LGBTQ+) people in Malaysia

　　

在马来西亚，普遍存在的制度歧视（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危害了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酷儿（LGBTQ+）人群，并使他们与不同公共机构建立和维持信任的过程复杂化。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mixed-methods approach），调查了马来西亚LGBTQ+成人样本（n=647）中机构（不）信任（institutional (dis)trust）的普遍性，以及影响其机构（不）信任的因素。研究人员通过描述性分析（descriptive analyses）和广义线性回归（generalised linear regression），探索了警察、政治、法律和媒体机构中机构（不）信任普遍性的人口学差异，发现顺性别女性（cisgender women）、跨性别男性（trans men）和非二元性别（non-binary）参与者（与顺性别男性（cisgender men）相比），以及马来裔和印度裔参与者（与华裔相比），对不同公共机构报告了更高的不信任。研究人员使用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对参与者的开放式回答（n=228）进行了分析，识别出三个描述影响LGBTQ+人群机构（不）信任因素的相互关联的主题：1) 成为替罪羊（scapegoating）的目标，2) 去人性化（dehumanisation）的恐惧，以及3) 对未来的希望减弱（waning hope）。研究结果强调了需要策略性地解决马来西亚对LGBTQ+人群的制度歧视，以此作为增强其机构信任并改善其长期健康和福祉的手段。

**论文解读：马来西亚LGBTQ+人群中的机构（不）信任研究**

**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马来西亚，性少数群体（LGBTQ+）面临着根植于法律、政治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歧视。该国实行双轨法律体系，包括英国殖民时期遗留的刑法典和伊斯兰教法（Sharia law），两者均将同性恋行为定罪，并针对跨性别者进行迫害。这种制度性歧视（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不仅直接损害LGBTQ+人群的生活质量，还破坏了他们对公共机构（如警察、法律、政治和媒体）的信任。然而，现有研究虽已关注马来西亚LGBTQ+人群的歧视经历，但针对机构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的普遍性及其影响因素仍缺乏深入探讨。为此，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全国性调查，旨在回答三个核心问题：马来西亚LGBTQ+人群机构（不）信任的普遍性如何？社会人口学差异是否与机构（不）信任相关？哪些因素影响了他们的机构（不）信任？该研究发表于《Culture, Health》，为理解制度歧视与健康不平等之间关联提供了重要证据。

**研究方法与关键技术**
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设计，基于2023年Kami调查数据，该调查是马来西亚首个针对LGBTQ+成人心理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的大规模研究。样本通过非概率便利抽样（non-probability convenience sampling）招募，借助社交媒体与当地LGBTQ+社区组织合作，在2023年10月启动，持续10周，共获得647名有效参与者（平均年龄27.77岁，标准差6.98）。关键技术包括：1) **定量分析**：使用描述性统计和广义线性回归（generalised linear regression），分析警察、政治、法律和媒体四个机构的信任评分（0-10分制），以4分及以下定义低信任（即不信任），并探索性别、种族、收入等人口学变量与信任的关联。2) **定性分析**：对228名参与者的开放式回答进行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采用六步框架（Braun and Clarke, 2019），由研究人员反复阅读数据并编码，最终提炼出三个主题。所有统计检验显著性水平设为p<0.05。

**研究结果**
**1. 机构不信任的普遍性**
定量分析显示，参与者对所有机构均表现出极高水平的不信任：警察（平均分1.95，标准差2.26）、政治家（平均分1.26，标准差1.83）、法律（平均分2.57，标准差2.45）和媒体（平均分2.63，标准差2.31）。不信任普遍性从法律（74.5%）到媒体（75.1%）、警察（82.5%），最高为政治家（92.7%）。人口学差异方面，与顺性别男性（cisgender men）相比，顺性别女性（cisgender women）对所有机构信任度更低，跨性别男性（trans men）对政治家、法律和媒体信任更低，非二元性别（non-binary）参与者对警察和法律信任更低。种族方面，马来裔参与者对媒体信任低于华裔，印度裔参与者对所有机构信任均低于华裔。家庭收入较高者通常信任度较高，但差异仅边缘显著。性取向和地区与信任无显著关联。

**2. 影响机构不信任的因素**
通过定性分析，研究人员识别出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
- **成为替罪羊的目标（Being the target of scapegoating）**：参与者普遍担忧被政治、法律和媒体机构当作替罪羊。宗教与政治纠缠是主要因素，例如，马来穆斯林LGBTQ+人士因伊斯兰教法面临被逮捕的风险；法律体系腐败和双重标准使弱势群体成为替罪羊，而有权势者逍遥法外；媒体则通过偏见报道和审查制度传播歧视性刻板印象。
- **去人性化的恐惧（Fear of dehumanisation）**：参与者因预期反LGBTQ+污名（anti-LGBTQ+ stigma）而恐惧被非人化，表现为担心被视为“异类”或“行走的怪物”，甚至面临仇恨犯罪。这种恐惧促使部分人隐藏身份，如一位跨性别女性表示“我永远无法向机构求助，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站出来，我会受到惩罚而不是施暴者”。
- **对未来的希望减弱（Waning hope for the future）**：持续的歧视使参与者对政治和法律机构保护其权利失去信心，一些人计划移民以寻求更包容的社会。例如，一位马来裔同性恋男性表示“如果我有资本，我真想在一个至少对同性恋宽容的国家寻求庇护”。但同时，家庭纽带使部分人面临情感冲突。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马来西亚LGBTQ+人群的机构不信任水平几乎是新西兰跨性别和非二元人群的两倍，凸显了制度性歧视的严重性。性别差异可归因于顺性别女性、跨性别者和非二元者在马来西亚遭受的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cis/heteropatriarchy）影响，包括性别暴力、政治代表不足和缺乏保护性政策。种族差异根源在于历史种族化进程，印度裔马来西亚人持续面临住房、就业和警察暴力等结构性歧视，而马来裔参与者仅对媒体表现出更高不信任，可能与他们在种族身份上享有相对特权有关。此外，替罪羊主题反映了马来西亚政治转向保守极右翼，通过“粉红封锁”（pink-blocking）策略利用反LGBTQ+政策获取政治支持；媒体则被用作压制声音的工具。去人性化恐惧与医疗服务回避、心理风险增加相关，而希望减弱则导致人才流失，但家庭责任使移民决策复杂化。

**研究结论**（翻译自原文）：
“聚焦于顺性别/异性恋规范性（cis/heteronormativity）如何在机构内运作以影响LGBTQ+人群的机构（不）信任，我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需要持续努力解决对马来西亚LGBTQ+社区成员造成不成比例影响的多种形式的制度歧视。改善机构信任对于提升马来西亚LGBTQ+人群的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其中许多人仍面临包括自杀意念在内的心理健康风险。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超越个体行为的策略，直接与有能力带来社会变革的法律和政策制定者合作，并解决影响LGBTQ+人群机构信任的系统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