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ility》:Corporate greenwashing and corporate risk-taking: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
编辑推荐:
摘要:在双碳战略推动全国绿色转型的同时,中国各地的区域生态治理和环境经济发展仍不均衡。近年来,企业绿色洗白(greenwashing, GW)现象频繁发生,显著影响了企业的经营决策和风险承担意愿。以2010年至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人员通过实证
摘要:在双碳战略推动全国绿色转型的同时,中国各地的区域生态治理和环境经济发展仍不均衡。近年来,企业绿色洗白(greenwashing, GW)现象频繁发生,显著影响了企业的经营决策和风险承担意愿。以2010年至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人员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绿色洗白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从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视角引入融资约束(financing constraints, FC)和市场竞争强度(market competition intensity, MCI)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探讨了在不同区域生态禀赋和产业污染强度下两者之间的差异。研究表明,企业绿色洗白显著降低了风险承担水平;融资约束和市场竞争强度会放大这种负面影响。基于多个理论视角,本研究拓展了绿色洗白经济后果的研究范围,完善了企业风险决策的逻辑分析。研究结果可为企业规范披露ESG信息、遏制绿色洗白行为以及为生态保护与产业经济发展的协同治理优化风险承担机制提供参考。
在全球绿色转型与双碳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ESG(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披露与绿色治理已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指标。然而,监管机构对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日益严格,投资市场与公众对企业绿色表现的关注度不断上升,部分企业出于迎合政策导向、降低外部舆论压力的动机,选择选择性披露信息、虚构环保成效并实施一系列象征性环保行为,导致企业绿色洗白(greenwashing, GW)问题日益严重。与实质性环保投资不同,绿色洗白受印象管理驱动,会扭曲管理层的决策逻辑并改变其风险偏好,进而深刻影响企业运营稳定性及风险承担水平。现有研究主要从制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及信号理论考察绿色洗白的动机,并指出其不仅损害企业声誉,还会削弱经营绩效与财务绩效。然而,直接聚焦绿色洗白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相对较少,且存在争议:部分研究认为绿色洗白能带来短期形象与融资优势,但会加剧长期运营风险与资源配置扭曲;另一些研究则指出,随着市场透明度提升与监管强化,依赖虚假ESG报告的企业短期收益将逐渐消失,并可能触发长期风险惩罚。现有文献尚未阐明绿色洗白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也未探讨调节这一关系的内部与外部边界条件。为此,研究人员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绿色洗白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并验证融资约束与市场竞争强度作为调节变量如何设定该效应的边界条件。该研究扩展了绿色洗白经济后果的研究范畴,完善了企业风险决策的逻辑分析,为ESG监管、投资者判断以及企业减少象征性绿色行动、强化风险控制提供了实证依据。论文发表在《Frontiers in Sustainability》。
研究人员采用的主要关键方法包括:①样本数据来源:选取2010年至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剔除金融行业、数据严重缺失或异常、ST、ST*及PT公司后,最终获得来自1472家企业样本的10498个有效年度观测值;②变量测量:以三年期滚动ROA(资产收益率)标准差(RT3)度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Bloomberg ESG披露得分与华证ESG实际表现得分标准化后的差值度量绿色洗白程度(GW),以KZ指数(Kaplan-Zingales Index)度量融资约束,以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度量市场竞争强度(负向指标);③模型构建: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年份和个体固定效应)进行基准回归,并分别引入融资约束与市场竞争强度的交互项检验调节效应;④内生性处理:使用滞后一期解释变量、同行企业行业平均绿色洗白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2SLS)。
研究结果如下:
**4.1 描述性统计**:样本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均值为2.520,最小值0.020,最大值40.581,表明整体风险承担水平较低且个体异质性高;绿色洗白均值为-0.055,标准差1.150,范围从-4.914到6.297,显示企业在环境沟通与实践一致性上差异较大,多数企业平均倾向于低披露而非夸大表现,但存在明显个体差异。
**4.2 相关性分析**:Pearson相关检验显示绿色洗白与风险承担水平呈负相关;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上市年限、产权性质显著负相关,与企业价值正相关;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显示所有变量VIF值小于5,均值1.26,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
**4.3 基准回归分析**: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逐步加入时间固定效应、个体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绿色洗白系数均显著为负(列4中系数-0.083,p<0.01),表明企业绿色洗白显著抑制风险承担水平,支持假设H1。经济意义上,绿色洗白每增加一个标准差,风险承担水平下降0.083单位。
**4.4 稳健性检验**:①替换被解释变量为年化股票收益率波动(SRV)后,绿色洗白系数仍显著为负(p<0.1);②改变变量测量方法(采用五年ROA标准差RT5)后,系数-0.057(p<0.05);③非线性检验加入绿色洗白平方项,其系数不显著,确认线性关系合理;④剔除2020-2022年疫情样本后,系数-0.078(p<0.01);⑤剔除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样本后,系数-0.087(p<0.01);⑥内生性处理:滞后一期风险承担水平后系数-0.058(p<0.05);以同行企业行业平均绿色洗白作为工具变量,第一阶段F统计量88.27(超过Stock-Yogo阈值16.38),第二阶段系数-0.459(p<0.1),确认绿色洗白显著降低风险承担水平;⑦补充遗漏控制变量(董事会规模、机构持股比例)后,绿色洗白系数仍显著为负,平均VIF为1.43。
**4.5 调节效应分析**:①融资约束:GW×KZ交互项系数-0.034(p<0.05),表明融资约束强化了绿色洗白对风险承担水平的抑制作用,验证假设H2a;②市场竞争强度:GW×HHI交互项系数0.627(p<0.1),由于HHI是市场竞争的反向指标,此结果意味着市场竞争越激烈,绿色洗白对风险承担水平的负向效应越强,验证假设H2b。
**4.6 异质性分析**:①区域异质性:东部与西部地区绿色洗白对风险承担的主效应显著为负(东部系数-0.074,p<0.05;西部系数-0.197,p<0.05),中部地区不显著;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仅在东部地区显著(GW×KZ系数-0.052,p<0.01),在西部和中部不显著;市场竞争强度的调节效应在东部(GW×HHI系数0.765,p<0.1)和西部(系数1.613,p<0.05)显著,中部不显著。②污染程度异质性:轻污染行业绿色洗白主效应显著为负(系数-0.095,p<0.01),重污染行业不显著;融资约束调节效应在轻污染行业显著(GW×KZ系数-0.033,p<0.05),重污染行业不显著;市场竞争强度调节效应在重污染行业边际显著(GW×HHI系数1.246,p<0.1),轻污染行业不显著。
**讨论部分**:从社会-自然交互与环境-经济关联视角,绿色洗白通过多重理论机制对风险承担产生负面影响:象征性绿色实践增加人力与财务成本,挤占核心创新与生产资源;源于管理短视主义,抑制长期增长的高风险项目;出于个人职业利益与声誉担忧,管理者过度规避风险。调节效应分析表明,融资约束通过资源挤占效应放大负向影响,市场竞争通过生存压力暴露绿色洗白的隐藏成本(管理分散、声誉损害、监管处罚)。异质性结果揭示,东部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高、监管效率高,绿色洗白成本与风险较高;西部地区因资源稀缺、融资约束大且生态脆弱,抑制作用显著;中部地区处于结构转型期,环境规制强度适中,效应不显著。轻污染行业因监管较弱,绿色洗白持续产生负效应;重污染行业受刚性生态治理目标与公众监督压力,实质性ESG绩效改善抵消了绿色洗白负面影响,但在市场竞争激烈时,负效应变得显著。
**6.1 研究结论**:本文利用2010年至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考察并解释了企业绿色洗白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绿色洗白对风险承担水平产生负向影响,支持了符号管理理论。调节效应显示,融资约束和市场竞争会增强绿色洗白对风险承担水平的负向效应,即企业融资难度越高、市场竞争越激烈,绿色洗白对风险承担水平下降的影响越强,体现了企业内外部双重约束与压力的限制。从社会-自然交互与环境-经济关联视角,这些外部压力也源于差异化的区域生态治理与公众环境监督。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绿色洗白对风险承担水平的负向主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在中部地区不显著;重污染行业主效应不显著,但在市场竞争激烈时负效应边际显著;轻污染行业主效应更为显著。